康熙年间，科举进入“盛世”，7490人投考，一时间网罗天下鸿儒

清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当战事尚在激烈进行之时，就举行首次乡试，以后每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被录取者称为“举人”。接着，乡试的第二年，得中举人者准予赴京师考进士，时称“会试”。考中者称“贡士”，最后进入最高级阶段的考试——殿试，皇帝亲临考场，亲阅考卷，确定名次，不再淘汰。

殿试共分为三甲，即一甲取三名，一甲第一名者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他们都被授予翰林院各职，以后，视各人才能及表现，再予升迁，或调任他职。

乡试分省进行，都在同一年秋八月同时开考，又称为“秋闱”。康熙二年乡试为癸卯科，开考前数月不等，由朝廷直接任命正副考官，着手准备考试事宜。有关情况见下表，以观乡试全貌。

从《清圣祖实录》卷九中辑出，可资参考。考试内容，也作了预先规定。就在通令各省乡试时，礼部遵旨，议决：从甲辰科开始，乡、会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乡、会两试，头场策五篇；二场用四书本经题，作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后经两科考试，到了康熙七年因遭多数人反对，便又恢复了八股文体，原考试两场也恢复为三场制。

八月，全国各省同时举行乡试。由中央统一按比例分配名额，择优录取。《清实录》载本年九月八旗乡试取中举人：满洲21人、蒙古17人，汉军最多，取中姚启圣等118人，送至吏部录用，任以官职。

继乡试之后，各省中式举人汇集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者再参加“殿试”。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太和殿前，“策试天下贡士沈珩等”。所谓“策试”，是由圣祖提出有关治国安民的现实问题，作为考题，责成参加“殿试”的“贡士”们给予对策性的回答，“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两天后，即三月二十四日，圣祖接见全体应考的殿试贡士，逐一唱名，公布结果，严我斯等199人被分别赐给“进士及第”及“进士出身”等荣宠之名。四月，授予一甲进士严我斯为内秘书院修撰、李元振为内弘文院编修、秦弘为内国史院编修。不久，又任命进士严曾榘等15人为庶吉士，教习满书。闰六月，在礼部还有等待安排职务的候选推官、进士、举人共268人；还有候选知县、进士、举人，及旗下举人、贡监荫生1533人。因空缺职务少，而人多，这些人才逐一任命，尚待时日。

除以上文职儒生乡试、会试、殿试，同时还举行武乡试、会试、殿试。在各省乡试之后，即于当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武会试。至十月，圣祖赐殿试武举人吴三畏等100人为武进士及第、进士出身等功名。

一场文武人才的考选，持续半年多才结束。每三年大考一次。全国投考的人数，逐年增加，京师考场称“贡院号舍”，也逐年扩建。到康熙五十二年，已进入“盛世”，贡院号舍达7400余间，而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考举人共7490余人，朝廷不得不酌量添造。可以看出全国知识界对参与国家各级政权的高涨的热情。人才便通过科举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及地方，保持了官吏队伍的新陈代谢。新生力量接续进人国家各级政权，带来了政治的活力。

科举取士，惟才是取，不计年龄长幼。世祖曾说：“国家取士以才不以年。自秀才参加各级考试，既有英俊青年，也有年过半百之人，甚至还有白发老人，同场考试。有个叫尹之逵的儒生，广东东莞人，于顺治十四年中举，以后屡考不中，直到康熙五十六年，年已八十，始中进士。

主试官严思位赠诗祝贺：“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硕果到今时…”传为科场佳话。我们今天看来，此公功名利禄心未免过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公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毕竟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其奋斗不已的精神，不能不令人叹服。

康熙十七年正月，圣祖又创设“博学鸿儒科”。此为科举取士之一种。原创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称作“博学宏词”，宋亦沿袭此制。从其名称，可知被录取者必是博学之硕儒，才冠当世。它是在进士之上的最高级的科目，要求极高，录取极难。唐宋两代，登入此科者，未有几人。元明时，仍以进士科为主。

清初，一仍明制，在康熙十七年以前，还没开博学宏词科。康熙九年，圣祖曾发出呼吁，颁诏全国，敦请隐居而不出仕的大儒应诏，为清朝效力。命中央及地方官各举所知，向朝廷推荐。结果，应诏者寥寥。事实是，隐逸之士、博学大儒囿于固有的传统观念，心怀故国，不愿同一个异民族的政权合作。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仁人志士，虽腹有经天纬地之才，亦不为清朝所用。

雄才大略的圣祖深知人才难得，得之为清朝所用，大有利于治国。更重要的是，笼络住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就争取了汉人之心，博得他们对清政权的拥护。所以，他以延榄这些人为对象，特设“博学鸿儒”科。他把唐时所定“宏词”改为“鸿儒”，意义与内涵都不同。前者强调辞章方面的才能，而后者则给予本人以“鸿儒”的美誉，表示他对“鸿儒”的渴求和尊崇。

圣祖在开设“博学鸿儒科”的诏书中要求吏部：“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尔部即通行传谕。”

圣祖提出的被荐举对象，极其广泛，几无限制。这些人包括：现任的官员、未出仕的人、平民百姓、被罢退之士，只要“绩学能文”，均准荐举。诏令一下，大学士李霨等推荐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人，共77人。各省接到此令，都遵旨积极物色本地名儒，向朝廷推荐。

康熙十八年二月，“膺荐人员，已经到部”报到。据载，直隶荐举15人，江南67人，浙江49人，山东13人，山西12人，河南5人，湖广6人，陕西9人，江西3人，福建3人，贵州1人。像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广西等省，正在同吴三桂叛军作战，未能推荐，已得上述部分省份荐举183人。

三月初一日，内外诸臣荐举的博学鸿儒183人齐集体仁阁。圣祖接见完毕，马上举行考试。试题共二道：一是装肌玉衡赋，一是御制省耕诗。考试结束，将试卷进呈圣祖亲阅，再交由阅卷官大学士李衡等4人共阅，提出录取人选，最后由圣祖饮定，决定彭孙透、汤城、朱舞尊等20人为一等；李来泰、毛奇龄、施闰章等30人为二等，共50人被录取。

取中之多，合唐宋两朝所不及！因为圣祖本意是广招人才，取其大才而不计其微陋之疵。取中50人，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未被录取。圣祖也做了妥善处理：现任在职官员“仍归原任”，候补者因无空缺，故称“仍令候补”，未仕者“俱著回籍”，对其中年老者，如浙江钱塘人王嗣槐等七人，俱赐以内阁中书衔，“以示恩荣”。与此同时，圣祖亲临太和殿，隆重举行“殿试”，唱名状元，赐一甲一等归允肃等151人分别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可谓盛况空前。难怪人们感叹：“康熙年间，人文最盛。如朱彝尊、潘耒、冯勗、严绳孙、李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诸人，皆为海内知名之士。”这些名士，或征于博学鸿儒，或赴“殿试”，皆中榜首，成为一代名臣。乾隆时进士阮葵生遍阅内阁大库档案，当看到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选考详情，不禁盛赞：“康熙己未，鸿博之征，一时人才搜罗殆尽。盖国家定鼎数十年，德意培养，文教昌明，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骑教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