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错了，还是市场理论错了？

文 / 张维迎，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北大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01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十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哈耶克这一边。包括萨缪尔森，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支持的是兰格的计划经济理论。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描述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而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规模，没有市场，分工是不可能的。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再发展，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全球化导致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因为我们面临全球市场，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事可以做到精，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但是，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到现在，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这样一来，这个模板可能出了问题。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就像画画一样，底色已经错了，后来怎么描，效果也不会好。

02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很多假设，它们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完全理性的。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还有，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假设条件都不满足。因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

回过头看，这样的判断和市场本身没关系，而跟市场理论有关系。打个比方，一个女孩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也没什么毛病，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儿，所有人围绕这个画来研究怎么给姑娘整容：脸上有一个疙瘩，眼睛长得不正，鼻子太矮等等。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一幅画，根本不是市场（姑娘）本身。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经济学家假设市场没有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理论上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反垄断。第三，信息不对称。他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03

外部性问题：政府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导致进步，这是规模经济、专业化；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解决。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比方说，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政府要补贴它；如果规模报酬递减，政府可以征税等等。

针对上述观点，需要反问：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市场能不能实现技术进步？

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导致技术如此快速的进步。

没有理由说，因为技术进步有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这与现实完全不符。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某人打扮漂亮一点，有外部性，因为我们都喜欢看漂亮的长相。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不能享受到所有打扮带来的好处，就是该补贴他。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政府不需要买化妆品，但女孩子们都打扮很漂亮。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没有产权的界定。所以空气交易是未来很重要的市场。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污染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

可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04

垄断问题：

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最初在英国出现，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航线贸易，其他企业不准做，这就叫垄断。可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这叫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市场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前两年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边际定价法则，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纠正。例如美国政府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限定价格，等等。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如果等于边际成本，它是不会存在的。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我们做广告，就是培养别人对你的忠诚度，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政府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完全竞争”，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针对政府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他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政府一定要管。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05

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就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吃了有毒的奶吗？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有个规定，获得模特从业资格，要经过政府组织的考试。这有什么道理？模特站在台子上表演，观众爱看就行了，关政府什么事。

非对称信息理论本身也有问题。它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想到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反垄断，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审批的话，他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

回过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06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找不到连带责任。

举个例子，全中国13亿人，某个人骗了你，你很难记住他。但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自治区都有一个名字，如陕西、河南、河北、北京等等。如果你是陕西人，你骗人了，会破坏陕西人的声誉，其他陕西人就会认为你是害群之马，对你进行约束。事实上，过去的商会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约束它的成员不去骗人。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办法。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市场竞争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形成，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机制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就要对所有人承担责任，包括上游的供应链。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三聚氰氨出来了，你就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自己给自己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有这样的机制，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生产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07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出口是指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消费，或者靠投资，或者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是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理解是不同的。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而刺激消费。比如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这是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混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现在看，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好多。让1千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千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千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再看净出口。贸易是互惠的，这才需要全球贸易。现在不是这样，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千亿，进口1.1千亿，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础就在这儿。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这个逻辑是对的，但用到理解经济发展上不行。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如果中国“十二五”规划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将造成巨大误导。

08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批判它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框架。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不知道。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增加，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的。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经济增长不是最快。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有了宏观经济学。于是，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之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限制假设的理论，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预测对，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的看法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学应用的后果。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它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可处理来假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09

经济学需要范式转变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而不是根据几个假设条件证明它的存在。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副主任William White等。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企业家看到盈利的机会，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也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农夫山泉”；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这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都是计划经济。

政府官员哪来的？无非是北大、清华、人大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一天生意没做过。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他们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

所谓的产业政策，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企业都垮了；要么就是产能过剩，卖不出去。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世界第三大电脑公司，是政府扶持的吗？海尔是吗？不是。政府替企业作决策，好比说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你总不能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那样结果只会更糟糕。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二百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没人理他。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人类思想1800多年，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不一定。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不过，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中国、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没法协调，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偏颇的。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识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