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忧虑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以后，围绕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调整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把这种意见分歧当成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所以，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随后在在党内开展了反修防修斗争，到1965年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可以造反。

1965年12月5日，毛泽东不顾71岁高龄，故地重游，登上井冈山，写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这充分表达了他要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1964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它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次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搂出来了。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陈云，在会上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主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把陈云的意见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先抓吃穿用，下联：实现农轻重，横批：综合平衡。

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吗。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966年7月，毛泽东说：“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那个时期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表示，多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而在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说，“1962、63、64、65、66五年时间，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过去搞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搞了一些文艺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1966年10月25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许多问题看，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的？因为北京没人办。”

毛泽东上述谈话或讲话，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忧虑。从大跃进失败以后，围绕着对“大跃进”的评价，调整时期一系列措施，四清运动的性质等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邓子恢、陈云、彭真、李维汉等同志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分歧意见，毛泽东就把这些分歧意见上纲为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所以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推翻修正主义的中央，炮打司令部，重新夺回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权利，建设一个毛泽东所理想的新社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这就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毛泽东对上述国内党内政治形势估计和判断，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这是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思想方法角度来看，我们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又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比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它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轨道。

需要指出的是，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党内思想分歧，党内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的有些思想分歧，有些矛盾和斗争，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比较直接的联系，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能不应该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

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大量的党内矛盾和斗争，是属于在根本目标、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思想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围绕建设速度、方法出现的不同意见。这种矛盾和斗争是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和党内成员的知识、经历、所处的实际地位、实践经验、思想修养、认识条件、认识方法等等的不同造成的，并不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应当说，党内意见分歧更多地是对于建设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上的分歧。所以，我们对于党内的思想分歧，必须慎重地分析，区分不同情况，妥善地加以处理，而绝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统统归之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