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怒发冲冠》词考及岳祝家族交往考辨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考及岳祝家族交往考辨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一生壮怀激烈，冤死风波亭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尊奉为“武圣”，享誉颇高。岳飞还是一位擅长诗词填写的武将，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十二即作出“将军游文章之府，洵乎非常之才。韩蕲王晚年亦作小词，然不如岳”的评价。岳飞之孙岳珂整理编纂《金佗稡编》，其中卷十至十九的“鄂王家集”即搜集整理有一百六十七篇岳飞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但传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并未收录其中。

本文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并非岳飞手题而是后人以岳飞抗金为题材创作杂剧的凭吊之作，而通过郎峰祝氏族谱的爬梳分析，提出谱载《满江红》岳飞与祝允哲唱和词系后人修谱补撰的观点。进而通过对岳祝两家族交往的分析，认为岳飞之死是秦桧专权成为对皇权安全构成威胁致使宋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的标志事件。

一、汤阴岳庙与杭州岳庙《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的爬梳

杭州纪念岳飞的岳王庙北碑廊陈列有明弘治十五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全词如下：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查《钦定词谱》卷二十二“满江红”词条记载：

此调有仄韵平韵两体，仄韵词宋人填者最多，其体不一。今以柳永词为正体，其余各以类列乐章集注仙吕调、元高拭词注南吕调。平韵词只有姜词一体。宋元人俱如此填。

谱中列有该词十四个词体，《满江红·怒发冲冠》符合其中的第三个词体，举例为戴复古《满江红·赤壁矶头》，注明“双调九十三字，前段八句四仄韵，后段十句六仄韵”。

这首词堪称忠义绝唱，在历代获得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是存在诸多争议的。认同这首词是岳飞手题的观点，无非是认为词中所写契合岳飞忠义之心，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该词并非出自岳飞之手。如民国时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岳武穆遗文”认为：

盖岳珂于嘉泰三年（自注：见行实跋及家集序）编《鄂王行实编年》（自注：本名事实，此名盖后来所改）及《吁天辨诬》，并辑《岳武穆文集》（自注：后刻入《粹编》，改为《鄂王家集》）……按《鄂王家集》，文分表、跋、奏议、公牍、檄、题记六类，凡一百六十四篇，律诗二篇（自注：题翠岩寺、寄浮图慧海），词一篇(自注：《小重山》)。徐阶所编，文仅二十八篇，诗四篇（自注：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寄浮图慧海，池州翠微亭，题新淦萧寺壁），词二篇(自注：《满江红》、《小重山》)。以家集较之，文不足五分之一，而诗词溢出至一倍，又皆不著出处。考明左佥都御史李桢刻《岳武穆集》（自注：按《明史》卷二百二十一李桢传，言其自巡抚湖广召为左佥都御史，盖在万历二十年以后，此本即当时所刻，而其名作桢，与史不合【《明史》为“祯”字，此处误，即指此】。书凡六卷，文与词均与徐本同，惟诗文又增其三，凡七篇）……卷五有赵宽《刻满江红词碑记》云：“镇守麦公重修岳武穆王坟庙成……既又读王所制《满江红》词，叹日：思深哉！盍表而出之以示人。因议刻石置之西庑。三司诸公咸乐观厥成，俾宽书之。”碑中所言麦公者，盖指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也（自注：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九云：葛岭之西为栖霞岭，岭下为岳武穆王墓。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弘治间，太监麦秀重建殿寝。即纪此事而其言不详）。秀名见《明史》宦官“何鼎传”，称其廉洁爱民……赵宽字栗夫，吴江人，成化辛丑进士，历官浙江提学副使、广东按察使。均见钱谦益《列朝诗》丙集。据宽所言……至《满江红》词，则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宽所书，非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不只杭州岳王庙立有《满江红》词碑，岳飞故乡河南汤阴岳飞庙则立有刻立更早的明代天顺二年《满江红》词碑。该碑末署具：

右满江红词乃

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

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日 庠生王熙书

该词碑尾句“朝金阙”，与杭州岳王庙赵宽所书词碑存在异文。该异文情形的存在，可知在天顺二年汤阴词碑书写之后至弘治十五年杭州词碑书写期间该词作经历了一位文人的改动。“金阙”是指天上神仙居处，泛指皇家深宫，唐代诗人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诗中即说“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而金又是宋的敌对国家，“朝金阙”难免有着朝拜金国宫阙之嫌，万历刻本《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七“宋·岳飞”条即记载“后人以‘朝金’为语忌，改‘天阙’云”。另，万历刻本《尧山堂外纪》和墨憨斋本《精忠旗》第十五出作“八千里外云和月”，与词碑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存在异文；邵璨《香囊记》和墨憨斋本《精忠旗》均有“直待”二字，作“直待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也是与词碑比勘而出现的异文，这些异文情形均为《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在创作完成后流传中的改文情形。

对于汤阴岳飞庙《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所刻词的来历，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见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2期）文中考证认为：

景泰元年，徐有贞还朝，遂上疏请祠，在汤阴大规模建置岳庙始于此时。在岳庙的修建中，主要负责筹措的是汤阴县教谕袁纯，祠成之后，敕赐“精忠庙”榜，徐有贞写了《创建精忠庙碑》以记其事，而将参与此事者之职名刻于碑阴，其中就有：

（袁）纯，字一之，文学行谊咸有可称，盖不特建祠一事也。

关于袁纯的事迹，《兰台法鉴录》卷八还有记载。精忠庙建成之后，袁纯就着手收辑有关岳飞及岳庙祀事始末文字，同时征集追悼岳飞的诗文，类编成书，题名为《精忠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即载其中，此书付梓于景泰六年，距天顺二年王熙书此碑时仅早三年，而收入此词亦未注出处。

那么，《满江红》词之出处何在？从上述建祠树碑情况中似无踪迹可寻，但是，袁纯典教于汤阴，而王熙为县学庠生，则《精忠录》所收与词碑所书之《满江红》所据当同出于一处。

《精忠录》现存两种，即明代袁纯辑本和李氏朝鲜铜活字本。明代袁纯辑本现存安徽省图书馆。从余嘉锡在“岳武穆遗文”考辨举例杭州岳王庙的《刻满江红词碑记》可知，余嘉锡并不知汤阴岳飞庙藏有明代天顺二年刊刻王熙所书《满江红》词碑事，所以认为赵宽所书词碑是该词的最早版本而加以论述。袁纯辑录的《精忠录》付梓时间早于王熙题写词碑的时间，则是已知最早的记载《满江红·怒发冲冠》全词的史料。

另，《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

《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

余嘉锡在“岳武穆遗文”文中转述桑悦事迹以及作品点评如下：

赵宽《刻满江红词碑记》云：“镇守麦公重修岳武穆王坟庙成，得考功主事杨子器名父为昆山令时所刻王【即指岳武穆王，下同】《送张紫岩北伐》之作，叹曰：伟乎壮哉，王之手书也。遂刻而置之东庑……《金石粹编》卷一百四十八有岳飞送张紫岩诗……王昶跋云：“此诗……似是明人伪托。”王氏之言，可谓核矣。案《送张紫岩北伐》诗，乃杨子器名父所刻。《列朝诗》丙集七称名父乡举出桑民怿悦之门……是则子器实得之于悦，疑即悦所伪作。悦尝伪造《嫏嬛记》，题为元人伊世珍，自负能诗，为人狂诞不羁，而实不学，故下笔辄露败阙如此。

赵宽所书《满江红》词碑与被疑为桑悦伪作《送张紫岩北伐》诗碑一起刻石立于杭州岳庙，而其实该次石刻词碑之前，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可证该词早已流传。可见无论“疑即悦所伪作”的《送张紫岩北伐》诗是否桑悦伪作，而《满江红》词的创作以及流传是与桑悦无关的，张政烺先生所论是余嘉锡考论桑悦伪作《送张紫岩北伐》诗观点的递相衍误。

二、《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的辨伪补证及创作过程探析

《满江红·怒发冲冠》全词综述的是岳飞终生的报国追求，岳飞死时三十九岁，其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这句词更是岳飞一生写照的总结。对于诗词文章的写作，不外乎时间地点人物的表述。该词所述地点在于“凭栏处”，该词所凭栏杆之人，如是岳飞本人，则该“栏”可理解为风波亭冤狱窗栏，全词为回顾人生而作；如非岳飞本人，则该“栏”为亭台楼阁之栏，全词为后代文人追悼岳飞而作。

岳飞虽是武将，所作诗文生前并未结集，骤然风波亭冤狱获罪，更给岳霖、岳珂父子征集岳飞的诗文作品造成更大的困难，最终成稿的《金佗粹编》也只收录了《题翠岩寺》和《寄浮图慧海》两首律诗，以及《小重山》一首词。岳飞诗词存在佚失在外的情形，如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记载：

绍兴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以此推知，能否录入《金佗粹编》并不能作为辨识岳飞所题诗词的依据。但《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对岳飞一生的总结，“凭栏处”题写该词之人是否岳飞本人，却与该诗能否录入《金佗粹编》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明张岱《西湖梦寻》卷一“岳王坟”记载：

岳鄂王死，狱卒隗顺负其尸，逾城至北山以葬。后朝廷购求葬处，顺之子以告。及启棺如生，乃以礼服殓焉。

岳飞死后尚且不能公开埋葬，可见构陷风波亭冤狱的秦桧等人对岳飞的戒备之严。如果《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为岳飞狱中回顾平生所写，所知晓此事的人，则只能是隗顺等看守岳飞的“狱卒”数人，在隗顺之子告知朝廷岳飞秘密埋葬之处的同时，该词的写作也必然传颂于世。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该词确为岳飞狱中所写，显然是可以被岳霖、岳珂父子收入《金佗粹编》之中的，而该书却恰恰没有收录这首词，可见该词系岳飞于狱中“凭栏处”题写《满江红·怒发冲冠》的推理是不能成立的，这首诗只应该是后人依凭亭台楼阁之栏凭吊岳飞所写。

一首好的诗词作品，往往适用典故或者化用前人古语勾勒意境。对于“凭栏处”凭吊岳飞之人创作《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的构思过程，可以根据该词用典及化用前人古语的情形予以剖析，列举如下：

（一）“踏破贺兰山缺”。

贺兰山位于今甘肃、河套之西，汉唐西北用兵途经之地，如唐朝诗人王维《老将行》中说：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诗中说：

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宋史》称夏元昊：

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

北宋蔡京之子蔡绦《西清诗话》卷下记载：

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咏白鹰》：“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怪谲类是。后窜夏国，教元昊为边患。朝廷方厌兵，时韩魏公抚陕右，有书生姚嗣宗献《崆峒山》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辨此，可惜作穷鳞。”顾谓僚属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因表荐之。（该事同载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志气门”）

以上诗句史料中的“贺兰山”均是实指，贺兰山属西夏，北宋政权与西夏接壤，所以北宋书生姚嗣宗诗中的“踏碎贺兰石”是指向北宋政权献策对西夏用兵。南宋政权与西夏中间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其实是并不接壤的。

南宋文人笔下也是有西北用兵代指伐金的诗句，如抗金名将赵鼎《花心动》词中说“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中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这些西北及西北地名意指伐金的典故，均与古星宿学有关，《史记·天官书》记载“其（指参星）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记载“狼一星在东井（星官名）东面，狼为野将，主侵略。”在星象中，弧矢九星位于天狼星东南，弓弦在后，箭头朝前，正指向西北方的天狼，所以文人笔下常以天狼星与弧矢九星比喻抗击外侵，如唐代白居易《和答诗十首·答箭镞》中说“何不向西射，西天有狼星”，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也就说，尽管南宋诗文中即便出现西北用兵的词句，但也只是引用弧矢九星射向西北天狼星作为典故。孤证不立，从南宋诗词文章没有以贺兰山喻指抗金的先例来看，以《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中出现“踏破贺兰山缺”这句词为证，可知该词不可能是南宋时期文人凭吊岳飞所写。

另，江西有一座贺兰山，康熙《西江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善本书号：01121）卷十三“山川七·赣州府”记载：

贺兰山，在府志西北隅，旧名文璧山，即郁孤台是也。

该山不在北方，不符合北上伐金之志，显然不会是《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中的贺兰山。

河北邯郸磁县有一座贺兰山，康熙《磁州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索取号：地130.135/132）卷四“山川”记载：

贺兰山，在州西北三十里。山非高峻，而蜿蜒起伏，长亘二十里。宋贺兰真人隐居于此，因以得名。

同书卷十六“人物·仙释”记载：

贺兰真人，宋时人，不知其所自来，尝居磁之西山，山因以名……真宗召至阙应对，称旨，奇之……祥符三年卒……

该山虽在金国境内原为磁州西山，因贺兰真人改名贺兰山，距岳飞抗金时间短，名声不显著，“踏破”该山不足以喻指抗金事业，也必然不会是《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中的贺兰山。

（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记载：

蔡元长（即北宋奸臣蔡京）既南迁……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后数日卒。门人吕川卞老醵钱葬之，为作墓志，乃曰“天宝之末，姚宋何罪”云。（原注：冯于容云）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利集”同载该事，书中不但录有该词并载明词牌名为《西江月》，首句为“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其他相同。年龄和行程分题两句，该两句词的句式脱胎于《满江红·怒发冲冠》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词的写作格式，可知该首凭吊岳飞词作的作者有可能是读过蔡京这首《西江月》的。

（三）杂剧中的词句。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在多部杂剧均有出现，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文中举例说：

汤阴岳庙词碑出现以后至明末，李梅实，冯梦龙所撰《精忠旗》第十五折《金牌伪召》中，全文引用《满江红》词，惟字句稍有出入，上下片“壮吻饥餐金人肉”二句与“三十功名尘与土”二句错简。同时，又有吴玉虹作《翻精忠》剧，一名《如是观》，叙述岳飞兵至金城，入城谒庙，独登翠华楼，题下《满江红》词。

而在汤阴岳庙词碑出现之前，也有以岳飞抗金为题材的杂剧即出现有《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的部分语句。如，元代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明富春堂本）第二折所载岳飞唱词“女冠子”：

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殿取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怨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

曲中的“月殿”，疑为“月夜”，该句系化用自唐代卢纶《塞下曲》中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这句诗。该曲五十一字，与九十三字的汤阴岳庙《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重叠二十六字，“怒发冲冠”“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朝金阙”三句完全重合于汤阴词碑，而其他多个词句也存在有一二字相同的情形。可知，该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吊岳飞词作的作者是根据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戏曲中岳飞所唱《女冠子》而改写。

以上分析可证，“凭栏处”凭吊岳飞之人创作《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系参照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岳飞唱词《女冠子》，该文人似曾读过蔡京“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这句诗，并将该句诗结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殿取金酋伏首”这句唱词组合成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词。因为汤阴岳庙词碑出现之前的元代杂剧出现有与《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有关的语句，而此后的多个杂剧又出现将《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全文照抄的情形进而推论，极有可能这位“凭栏处”凭吊岳飞之人也是一位杂剧家，在以岳飞抗金为题材的一部杂剧的创作中写下了这首“凭栏处”凭吊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为岳飞的唱词，后世讹传为岳飞所题。

三、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祝唱和词作及两家族交往史实

浙江江山县郎峰祝氏家族的族谱发现有多处岳飞与该家族交往的史料记载，兹就谱中所载岳飞与祝允哲唱和的《满江红》词作，以及岳祝两家族交往的史实介绍如下：

（一）郎峰祝氏族谱及所载《满江红》岳祝唱和词作

《南开学报》1986年第6期发表李庄临、毛永国二先生《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一文，首次披露浙江江山县祝氏族谱载有岳飞与祝允哲《满江红》唱和词作一事。《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发表周少雄《祝氏谱及岳飞<满江红>词考议》一文，文中对该族谱进一步作了论证。谱中所载这两首《满江红》岳祝唱和词作，转录如下：

与祝允哲述怀述怀 （调寄满江红）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闑。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原调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谱载《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与传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存在“怒发冲冠”“莫等闲，白了少年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多处相同情形。而该谱所载祝允哲和词中的“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与《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近似，尾句“朝天阙”与杭州岳庙《满江红》词碑尾句相同，而不同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尾句“朝金阙”。

周文介绍祝氏族谱说：

笔者所见祝氏谱，先后有两种残本，一名《须江郎峰祝氏世谱》，一名《须江郎峰魁潭祝氏宗谱》。《世谱》系“民国丁丑（1936年）重修”，《宗谱》系“民国三十六年（1946）”修。魁潭祝氏是郎峰祝氏的分支，其谱于乾隆三年（1738）始自《世谱》析出，清代以前文字全抄《世谱》，唯卷帙有别。

据郎峰祝氏文化研究会祝忠勇先生介绍：

《郎峰祝氏世谱》自南北朝创修，至今三十余修，目前保存的版本有清乾隆四十二年、嘉庆、咸丰元年、九年、同治五年、光绪十七年、民国四年、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等版本。岳祝唱和词，在《世谱》各版本中都有收录。

周文介绍该岳祝唱和词“载于《世谱》卷十四（《宗谱》为卷六）”，祝忠勇先生提供同治丙寅重刊《世谱》卷十四“词”。该词存疑有二，一是词中出现“望将军、扫荡登金銮”这样的白话，与祝允哲作为北宋“元符三年庚辰李釡榜”的进士身份不符；二是如《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系合并谱中两首《满江红》而传世，则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创作之时借用该词作即可，不必描摹改写近似的《女冠子》岳飞唱词，该词已出现“朝天阙”尾句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也不应出现“朝金阙”的异文情形。

故此，以尾句“朝金阙”与“朝天阙”改写为辨识依据，郎峰祝氏族谱所载《满江红》两首岳祝唱和词作实应创作于《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中“朝金阙”传抄为“朝天阙”之后，也即明弘治十五年杭州岳庙《满江红》词碑刻立之时的前不久或此后。

（二）祝氏族谱所载唱和《满江红》词作的祝允哲其人其事

对于祝允哲其人，祝忠勇先生提供的民国丁丑重修《世谱》卷九“郎峰世纪”录有“祝允哲事略”，整理摘录如下：

讳允哲……武翊卫大制参……元符三年第进士，由龙图阁中书郎，屡官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军务。建炎元年天下勤王，准韩元帅咨，以太后命领军屯于宣威驻防接应，因未得与金贼交锋灭寇而迎二帝，心常戚焉。绍兴元年拜表请诛桧，谪潮州推官。十一年，吏部尚书陈旦题公才品端伟，钦复前职，召见简任。负诏而之富阳境，闻岳少保父子既杀，恸然而晕，扶甦遂疾，钦寓富邑养病，未几而卒。秦桧使吊，问曰：‘制参临终却有何言？’答谓制参临终，撑眼大息而言曰：‘少保之死，二帝已矣。’既敛，奉命大葬富阳之白升山……生宋熙宁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终宋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一月十五日，享荣寿七十三岁。

文中的“扶甦”即“扶苏”，可解释为藩盾等意思。《周礼·夏官·司戈盾》中说“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汉郑玄注:“藩盾，盾可以藩卫者，如今之扶苏欤?”又写作“扶胥”，见《六韬·军用》“凡用兵之大数，将甲士万人，法用武卫大扶胥三十六乘……武翼大橹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按此解释，无论“扶甦遂疾”还是“扶苏遂疾”语义不同，疑“扶甦”为“扶疏”笔误，原文应作“恸然而晕，扶疏遂疾”，“扶疏”形容枝叶茂盛四面张开的样子，此处借用形容疾病症状的扩张像枝叶生长。

另查，乾隆元年《浙江通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索取号：地240/33）卷二十四“选举二·宋·进士·元符三年庚辰李釡榜”记载：

祝允哲，江山人，荆湖制参。

是知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祝允哲，史上确有其人。对于祝允哲所任荆湖制参一事，周文末尾所附三条史料，其二为关于祝允哲的敕令，摘录如下：

《世谱》卷十三《敕令》，有《宋钦宗授允哲公大制参敕》，敕曰：……朕惟荆襄，江广之咽喉，亦属要地。虽设武翊卫，置军守镇，然犹虑其新军初作，列伍未娴；万一远水不救，则将如何？朕甚虑焉，特加制参，以统维军事……朕察尔政（正）议大夫祝允哲，发首儒肆，忠效国家……特以宠谕，命尔往（为）副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锡之符敕，以为尔责……

周文末尾所附的第三条史料是一份题为《乞保良将疏》的奏疏，摘录如下：

《世谱》卷十三有祝允哲《乞保良将疏》，云：“为乞保良将，以复二帝，以取中原事……臣甘以七十口家眷投入大理狱，代飞父子出征，使飞而能立功，则赦臣无罪；若飞而败绩，则诛臣家七十口，肆诸市朝，臣亦快然无憾……冒死上奏，俯伏待命替罪之至。”

该《乞保良将疏》未被岳霖岳珂父子收录入记载岳飞文献史料以及鸣冤昭雪经过的《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也未被祝氏家族写入族谱中的“祝允哲事略”。其实，谱载“祝允哲事略”与岳飞史实也是存在矛盾的，岳飞系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被害于风波亭，谱载祝允哲死于此前的该年十一月十五，事略中却说“负诏而之富阳境，闻岳少保父子既杀”“制参临终，撑眼大息而言曰：‘少保之死，二帝已已’”。疑其中的“杀”字是“囚”字之误，“少保之死”为“少保如死”之误。

岳飞系狱只有两个月时间，谱中说祝允哲“负诏而之富阳境，闻岳少保父子既杀，恸然而晕，扶甦遂疾，钦寓富邑养病，未几而卒”来看，时间也是很短的，可以推知岳飞系入囚狱的同时，祝允哲行至富阳闻听此事悲恸染疾很快病逝，如果岳飞死于系狱，秦桧等主和派主导的朝政是无法实现迎还二帝期望的，“少保如死，二帝已矣”的悲叹符合为“以复二帝，以取中原”题写《乞保良将疏》的理想期待。至于谱中未载《乞保良将疏》一事，则应与事略中所说祝允哲死后“秦桧使吊”有关。

祝允哲自绍兴元年即奏斩秦桧，十年之后的秦桧权势正是威盛的时候却命人凭吊祝允哲，甚至在其后事处理中还给与“奏准赐葬”的哀荣，必然有其伪善的一面。疑秦桧使人凭吊祝允哲的真正目的在于扣押了这份《乞保良将疏》，并对祝允哲的后人恩威并施，以祝允哲子孙不对外泄露这份奏疏为交换而由秦桧给以“奏准赐葬”的哀荣。祝允哲后人或是出于死者是大的观念屈从于秦桧淫威，所以世人不知这份《乞保良将疏》，而岳霖岳珂父子编录《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也无从收录该奏疏，唯有祝氏家族将其收入谱中后世递传。这必然也是谱载“祝允哲事略”不记《乞保良将疏》的原因，记入这份奏疏则必然叙述祝允哲后人折节屈从秦桧淫威的不光彩一面，否则就会出现祝允哲以该奏疏对抗秦桧反而得到秦桧“奏准赐葬”给以哀荣的矛盾情形。

（三）岳飞因姑父祝靖而与郎峰祝氏家族交往深厚的存疑

郎峰祝氏族谱不但录有岳飞与祝允哲唱和的《满江红》词作，民国丁丑重修《世谱》卷十四“联对集句·堂寝”还录有多副盛赞岳祝交往的楹联，摘录三幅转录如下：

明洪武二十六年岁在癸酉 宋濂拜题

飞章陈紫阁保良将出征沙漠七十家丁甘代罪

请诏罢青苗忤当事谪贬临川万千户口赖扶持

明嘉靖四十二年岁在癸亥 柯城徐可求拜题

雪武穆之冤秉正嫉邪赤心常昭千古

尊文公之学宗真摈伪浩气直塞两间

明隆庆二年岁在戊辰 鹿溪徐霈拜题

丹阙陈书在昔曾褫奸雄魄

黄岩抗节至今犹闻姓字香

以上对联中宋濂所写“飞章陈紫阁保良将”即指祝允哲所写奏章，而柯城徐可求所写“雪武穆之冤”则是指郎峰祝氏家族中祝允哲的侄子祝大任。祝大任父亲祝允初是祝臣次子，祝允哲是祝臣四子。民国丁丑重修《世谱》卷九“郎峰世纪”中的“祝大任事略”记载：

讳大任……凤翔府知府……赵鼎特题以仕宦起居钦巡钱江水陆都尉，累迁兵部军器司主事。伏阙代岳飞罪，谪九江理问司。绍兴十五年部考贤良，特升凤翔同知，十七年擢授凤翔知府……

其实，郎峰祝氏家族还有多人与岳飞有交集，如都阃将军祝允治，劲节上将军祝旌祖、巡兵副使祝思问等。周文录有民国丁丑重修《世谱》所载“祝允治事略”，转录如下：

《谱》有小传：“允治，字舜卿，知勇兼人。由武科策钺中式，授河北武信校尉。击贼屡功，迭升都阃将军，督理征讨前营军务，麾从岳少保讨金，功纪甚多。诏以少保班师，钦公留守朱仙镇，未几，疾而卒于营署。”

郎峰祝氏世居浙江江山，而与世居河南汤阴的岳飞有如此深的交往，必然是有其原因的。经查河南许昌魏都区档案馆所藏俎庄社区俎姓族谱《俎氏宗派》，该谱系俎氏二十世裔孙俎成光根据先祖“家之藏书”所撰，16开本，共计84页，光绪二十四年木刻本。其中的《俎氏家谱稿本序》记载：

俎氏一族其先本祝姓也，太上不可考矣。宋殿前督统制有祝靖公者，乃现老茔鼻祖之父也。公娶岳氏，系武穆姑母，生八子。岳遭害后，恐奸秦谋及亲党，欲改姓以避难，因以俎而易祝……五子景行迁长社（许昌）…

祝靖是河北磁州人，是著名的北宋末期抗金义军首领。祝靖事迹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平群盗”记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统制王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讨江淮群盗。自宣和末，群盗蜂起。至是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

南宋偏安江南，岳飞能够与浙江江山县郎峰祝氏家族交往如此深厚，并不存在世交情形，疑因姑父祝靖与江山郎峰祝氏家族同姓，又因同为坚定的伐金主战派官员武将而过从甚密。

（四）岳飞与郎峰祝氏家族共同的伐金主战政治立场及影响

南宋时期，岳飞家乡河南一带沦为金国铁蹄肆意蹂躏的沦陷区。岳飞以及姑父祝靖等南渡军人的心情，与东晋时期中流击楫立志北伐的祖逖一样急切得盼望着解救家乡父老，这些家仇国恨汇合交织的军中将领自然的成为主战伐金的骨干力量。然而在南方士子中，也存在一个与金国有着家仇国恨的官员群体，即靖康之耻随二帝北辕被裹挟到北方备受凌辱的宋朝官员的家族人员，这部分群体也必然的成为坚定的伐金主战支持者，这其中即包括郎峰祝氏家族。

同治《江山县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索取号：地240.165/38）卷十一下“艺文志·诗赋”录有两首赞扬祝厰事迹的诗词，部分诗句转录如下：

忠臣祝厰从二帝北行 叶琛

北方肆虐，靖康难作。二帝北行，根盘节错。（一解）忠臣祝公，披发相从。追随左右，一片精忠。（二解）……

读祝厰祝光焴忠孝合传有感 宋濂

……我读郎峰祝姓谱，内有忠孝相合传。子名光焴父名厰，读之感叹神无倦……掳掠二帝向北行，忠臣祝厰随后殿。万里从君天漠北，一臣二主作亲眷……感动孝子祝光焴，万里寻亲奔救遍。入朝二帝五国城，君臣抱哭泪如线……光焴因之见父茔，秋风飘摇捐团扇。开茔负亲望南回，雪满关山风漂霰……

查民国丁丑重修《世谱》卷一“序”中的柴大纪撰“郎峰祝氏续修世谱叙”中说“梦熊公、旌祖公、周材公、时可公、敞公精忠报国杀身成仁，尤炳光史册者也。”该“敞公”即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辕的祝厰。

另，同治《丽水县志》卷九“选举·进士”记载：

绍圣四年丁丑何昌言榜……祝敞……

该祝敞系丽水县官桥村人，与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辕的祝厰并非同一人。对于祝厰随徽宗皇帝钦宗皇帝被俘北行一事，民国丁丑重修《世谱》卷十四“联对集句·堂寝”录有如下两副与此相关的对联：

宋至和元年岁在甲午 南塘徐存拜题

随二帝以北行父全忠子尽孝报主事亲父子增光国史

望三峰而南徙祖创业孙守成贻谋继志孙祖丕振家声

明嘉靖四十二年 泉塘赵镗拜题

从君漠北忠良盖世心流赤

视学江南桃李满门眼注青

因祝厰被俘在金国被迫害而死的惨状，以及祝厰之子祝光焴北行寻父遭受磨难事迹的感染，郎峰祝氏家族多名出仕从戎的子弟都怀有迫切的雪报家仇国恨的志向从而坚定的支持抗金，这也应是出自郎峰祝氏家族的都阃将军祝允治、劲节上将军祝旌祖、巡兵副使祝思问等祝姓将领投身岳飞麾下共同抗金的原因。而秦桧作为南宋主和派的首要人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子”条记载，初从金国返回南宋的秦桧即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议讲和”而拜为礼部尚书，又于次年即绍兴元年拜相，谱载祝允哲绍兴元年“拜表请诛桧”一事，可见祝允哲等郎峰祝氏家族官员武将力主伐金主战的政治立场。

乱世草创，无论改朝换代还是移驾偏安，都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君王拢聚人心以副人望，或者一个强有力的权臣主持局面。宋室南渡后，软弱畏战的宋高宗显然是担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一如西晋南渡之后暗弱的晋元帝依靠兰陵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扶持，维系“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早期政治格局。而南宋初期这种宋高宗无法担负强权政治需要的情形之下，主和派主要人物秦桧的专擅大权随之顺应而出。其实，宋高宗在任用秦桧擅权力促和议的同时，也对秦桧有所戒备。《朱子语类》卷一三一“本朝五·中兴至今日人物上”记载：

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高宗初见秦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宋高宗在秦桧垂死之际，一纸诏书宣布秦桧进建康郡王致仕，同时宣布秦桧养子秦熺少师致仕，并将秦熺的两个儿子秦埙、秦堪一并罢官闲居，断绝了秦桧谋求秦熺代为辅政继续擅权的目的，第二天秦桧即气绝身死。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的戒备以及对秦桧临终之时的打击，本心并非是出于究治权臣罪恶，毕竟软弱畏敌的宋高宗仍然要倚重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缓和宋金关系维持偏安皇权，所担心憎恶的只是秦桧势大妄生篡逆之心对自身安危构成的威胁。

对于岳飞之死，岳珂《鄂国金佗粹编》卷二十“吁天辨诬通叙”中说：

乌珠遗桧书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於是杀先臣以为信。

乌珠，即金太祖第四子完颜宗弼。以完颜宗弼个人的和议主张作为秦桧陷害岳飞的诱因，这是绝难可能的。两宋政治特点在于党争，执政秉权的官员务必将对手予以扑灭，而秦桧更是一种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绍兴七年七月壬申”条记载：

时方盛暑，浚一日坐东合，参知政事张守突入，执浚手曰：“守向言秦旧德有声，今与同列，徐考其人似与昔异，晚节不免有患失心，是将为天下深忧。”盖指枢密使秦桧也。浚以为然。

“患失心”，即《论语·阳货》所说“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张浚是南宋初期名臣，而此时秦桧任枢密使，参知政事张守是秦桧之兄秦梓“前妻之亲叔”（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中华书局，1957年，第3819页），因着这层姻亲关系得以观察仔细深知性格。秦桧窃据相位，必然要将主战的官员武将视为邪党，并予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打压。绍兴十一年和议之前，首先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的兵权，但并不足以达到让主战派伐金政治主张希望破灭的效果，更何况三大帅中也并非都是主战派。《宋史》卷一百二十八“张俊传”记载“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其中还记载：

（绍兴）七年，改淮南西路宣抚使，置司盱眙。俊与韩世忠入见，议移屯。秦桧奏：“臣尝语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将，譬如两虎，固当各守藩篱，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岂可一手不尽力邪？”

掌握兵权的三大帅之中，张俊党附秦桧，而韩世忠素为宋高宗倚重，这自然是秦桧虽有“患失心”而不能动的武将。岳飞身边汇集北方沦陷区从军将士以及以郎峰祝氏官员武将为代表的靖康之难被俘官员族人这两股誓死报仇雪耻的主战政治势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秦桧必然将岳飞选为务必打击的目标，最终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岳珂《金佗续编》卷二一引章颖“鄂王传”中说：

会岁暮，狱不成，桧一日自都堂出，径入小阁。良久，手书小纸，令老吏付狱中，即报飞死矣。

又有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记载：

（秦桧）致片纸付入狱。是日，岳王毙于棘寺。

可见，宋高宗尽管对于岳飞入狱不可能不知，但致岳飞之死却是秦桧未曾请旨的。对于岳飞冤狱的形成，有很多学人是认为秦桧秉承了宋高宗的旨意，如明代文征明词作《满江红》即说：

拂拭残碑，勅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且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这首词是说秦桧迫害乃至杀害岳飞，是“逢其欲”迎合宋高宗的旨意。细考之下，岳飞被害前后的秦桧已经不是“膝裤中带匕首”而“平日常防秦之为逆”的宋高宗所能驾驭的。以主和派秉权对金和谈可以求得国家的稳定，利用主战派可以牵制主和派阻止其一方独大影响皇权，这是宋高宗对主战、主和两个派系的平衡操纵的驭下之术所不得不权衡的。从宋高宗的自身利益观察，岳飞壮志伐金虽然不符宋高宗与金求和的内心渴望，但是岳飞等主战派文臣武将对朝廷是忠心的，更是可以遏制秦桧专权挟持与金和谈的权势膨胀私欲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断然不会愿意看到岳飞之死的。

至于说迎还二帝威胁宋高宗的皇权更是无稽之谈，金国的贪欲在于挟持宋室皇族索求金帛财物，无论南宋主和派开出怎样的条件都不会放还徽钦二帝皇室男女，也无论南宋主战派伐金胜果多大，金国一定裹挟被俘的宋室皇族北迁移动，毕竟手中的谈判筹码是不会轻易失手的，退一万步讲即便宋钦宗侥幸回到南宋，也绝不会生有觊觎皇权之心，南宋《朝野遗记》记载：

和议成，显仁后（注：宋高宗生母韦皇后）将还，钦庙挽其裾而蹛之曰：“第与吾南归，但得为太一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注：宋高宗行九，故称九哥）也！”

经历被俘凌辱，宋钦宗说出的这是衷心话语。即便迎还二帝，对宋高宗的皇权地位是构不成威胁的，也断然不会是宋高宗压制主战派官员武将的根本原因。岳飞之死，震慑了抗金主战派官员武将的同时，彻底暴露了秦桧敢于以杀立威的残忍本性，宋高宗大约也是从岳飞之死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秦桧的威胁。毕竟朝中三大帅之一这样身份影响力的岳飞被害死这种事件，矫诏假托皇命的手段都不使用，秦桧其人其心乃至毒辣手段不得不让人早做防备，一旦篡逆心生实在难以遏制，宋高宗“膝裤中带匕首”的这种“常防秦之为逆”的自卫行为大约即始于此时。

四、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祝唱和词形成过程的分析

通过元代《岳飞破虏东窗记》杂剧中岳飞唱词“女冠子”等史料分析来看，世传岳飞所作《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系由此历经文人多次加工润色而成。而作为靖康之难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辕被俘官员祝厰家族的郎峰祝氏，祝允哲、祝允治等该家族出仕的官员武将在政治上倾向于伐金主战，该家族的族谱载有岳飞与祝允哲唱和词，致使《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似有岳飞原创该词而后人润色改笔所形成的可能。兹就该谱所载岳祝唱和词的形成过程等问题，爬疏辨析如下：

（一） 祝允哲与岳飞仕途经历并无交集的分析

周文对于岳飞与祝允哲的关系介绍如下：

靖康年间，虽然允哲已是从三品的正议大夫，而岳飞只是个末名将校，然而两人皆志图恢复，忠义为国，志趣相投，又皆从戎前线，转战荆襄，或者其时已有战友之谊，开始来往了。其后，两人又歌词唱和，互吐衷怀，相勉共励，壮志凌云……我疑心祝允哲或做过岳飞的幕僚。

祝允哲生于北宋熙宁二年，岳飞生于北宋崇宁二年，让人很难相信年龄悬殊三十四岁的两人有着很好的忘年交。至于两人的仕途经历“又皆从戎前线，转战荆襄”“祝允哲或做过岳飞的幕僚”也是实难经得起推敲的。

根据乾隆元年《浙江通志》所记，祝允哲为北宋哲宗时期元符三年李釡榜的进士，其仕宦经历根据谱载“祝允哲事略”来看主要分为三段，先是宋钦宗时期任职荆湖制参，全称为“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再至宋高宗“绍兴元年拜表请诛秦桧，忤谪潮州推官”经历十年贬官生活；又于绍兴十一年“钦复前职”为荆湖制参，随即奔赴行在的路上病逝于富阳，该次复职并未到任。

至于祝允哲所任荆湖制参，参见周文引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七《柴氏四隐集提要》所载“元亨，字吉甫，与（兄）随亨同举进士，历官朝散大夫、荆湖制参”。制参即制置使参谋参议，荆湖制参即荆湖制置使参谋或参议。《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制置使”条记载：

制置使。不常置，掌经昼边鄙军旅之事……地重秩高者加制置大使，位宣抚副使上……大使置属参谋、参议，主管机宜、书写文字各一员。

而《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记载，岳飞于绍兴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又载绍兴五年“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参照岳飞所任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来看，祝允哲及柴元亨所任荆湖制参全称为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参谋参议。

以上史料可知祝允哲于绍兴元年贬官离任荆湖制参，岳飞直至绍兴五年始任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两人虽都曾在荆湖地区任过职，但不在同一时期，仕途历程并无交集，祝允哲为岳飞幕僚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杭州岳庙《满江红》词碑刻立前后郎峰祝氏修谱补撰岳祝唱和词的辨析

郎峰祝氏家族修谱严谨，周文介绍郎峰祝氏历代修谱情形说：

祝氏修谱态度亦较谨严求实，所谓“修所当修，补所当补，前所传疑未信者仍阙之。”修补的方法，以现存的资料看，自南宋开始，一般多采用“夹册”之法，即谱内夹贴条子的方法。对各房各派人员的生死、变故，时时东访西采，记于条子上，随时贴入谱内其房、派之下，历数年乃至几十年，“夹册如蝶”，“庶几稿成而可观，”相传后世，以备修稿。

对于族谱附录的与祝氏家族人员有关的题文诗作等材料的采用情况，周文引据有明代祝贞的谱序，转录如下：

非敢云修，但原旧所载，只字不敢移易。若所叨诸搢绅遗赠文词及历代典册，悉以照旧体备，奚容为其凿也。

按照该序所述，不但旧谱所载家族人员信息在新修族谱中应被照抄，即便是所引据的诗文词作也是不予更改的。但在实际的续谱过程中，即便明代祝贞参与的这次修谱做到了“原旧所载，只字不敢移易”，也并非是说历次修谱都能做到“原旧所载，只字不敢移易”。尽管郎峰祝氏在修谱中努力认真求实，但终究还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如民国丁丑《世谱》所载作于同治七年的“丙寅会续修谱跋”中感叹说“款式不能一律，鱼鲁有未详辨者，此诚出于不得已也”。谱中祝允哲“闻岳少保父子既杀”之后病逝于富阳的记载，与岳飞被害时间实在祝允哲身死之后的史实相悖，此处记载当为“闻岳少保父子既囚”的讹误，这可作为谱载内容“鱼鲁有未详辨者”的一处举例。而民国丁丑重新修《世谱》卷九“郎峰世纪”所录祝允哲事略，经周文所引《须江郎峰魁潭祝氏宗谱》卷十五“祝允哲传”比对存在多处异文，该传内容摘录如下：

讳允哲……第元符三年进士，由龙图阁中书郎，屡官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军务。建炎元年天下勤王，准韩元帅咨，以太后命领军屯于宣威驻防接应，未得与金贼交锋以灭寇而迎二帝也。绍兴元年拜表请诛秦桧，忤谪潮州推官。十一年，吏部尚书陈旦题其才品端伟，钦复前职，召见简任。负诏而之富阳境，闻岳少保父子既杀，恸然而陨，扶苏遂疾，钦寓富邑养病，未几而卒。秦桧使吊，以问曰：‘制参临终却有何言？’答谓制参临终，撑眼太息而言曰：‘少保之死，二帝已已。’既敛，期奉归葬，乃秦奏准赐葬富阳之白升山……公生于熙宁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终于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一月十五日。

两文比勘存在多处异文，主要情形为《世谱》“因未得与金贼交锋灭寇而迎二帝，心常戚焉”而《宗谱》作“未得与金贼交锋以灭寇而迎二帝也”；《世谱》“拜表请诛桧，谪潮州推官”而《宗谱》作“拜表请诛秦桧，忤谪潮州推官”；《世谱》“恸然而晕，扶甦遂疾”而《宗谱》作“恸然而陨，扶苏遂疾”；《世谱》“二帝已矣”而《宗谱》作“二帝已已”；《世谱》“奉命大葬富阳之白升山”而《宗谱》作“期奉归葬，乃秦奏准赐葬富阳之百升山”。两相比较，如此众多异文的存在，显然是在修谱中并未做到“原旧所载，只字不敢移易”，存在有删改润色的文字再加工。

根据郎峰祝氏修谱的方法，祝允哲长期贬官在外，死后赐葬他乡，其生平资料应该一如“夹册”方法在旧谱内夹贴条子登记信息，等到新谱修录时候编入谱内正文。因为祝允哲的堂兄祝允治等家族成员多人在岳飞帐前效力，祝允哲与岳飞是应该知悉彼此并且有可能书信交往的，也就说两人尽管在宦途经历不存在交集面见的可能，但有可能通过书信唱酬诗作等交往问候，当然这些情况是应该通过“夹册”方法贴条子黏贴于旧谱中，该条子应该限于篇幅的窄小只录诗词唱和事而未录全文。

谱载《满江红》岳祝唱和词一事至少可以推知是有贴条记载祝允哲与岳飞通过书信唱和诗词之事的，因《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由“朝金阙”在流传过程中被改为“朝天阙”，可以推知明朝弘治十五年杭州岳庙《满江红》词碑的刻立使得该词在江浙区域广为传颂，祝氏创修族谱拆分《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成为题作两首《满江红》岳祝唱和词作补撰于新修族谱之中，略补旧谱贴条子方式记载岳祝通过书信唱和诗词作品而未载全文的遗憾。

五、后记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全文铺叙了岳飞壮志未酬的生平概况，岳飞悲壮的抗金事迹感染着一代代后人们的爱国情怀，使得该词传诵千古。对于该词的真伪之辨，使得不少人不忍面对该词伪作的结论而不予辨伪，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岳武穆遗文》记载：

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为伪也哉。

治学求实，求得史实厘清该词的真伪是能够更好学习这首词作的，才能更好的探寻岳飞抗金报国的忠义之心。本文通过爬梳比勘汤阴与杭州两处岳庙词碑的刻立，以及求索该词的相关用典相似诗文，提出观点认为，“凭栏处”凭吊岳飞之人参照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岳飞唱词“女冠子”，在以岳飞抗金为题材的一部杂剧创作中写下了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作为剧中人物岳飞的唱词，后世讹传该词为岳飞手题。而对于郎峰祝氏族谱的分析得知，岳飞通过姑父祝靖的亲情与在政治倾向坚决伐金的郎峰祝氏家族深入交往，尽管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祝唱和词作实为续谱中的补撰，但也间接证明了岳飞生前应该是有与祝允哲书信往来诗词唱和的，该唱和词作的佚失诚为一件遗憾之事，又因祝氏续谱之中的补撰致使传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的辨伪更显得扑朔迷离。

事出必有其因，但这个形成的原因是很难获取证据的，也只能通过逻辑的推理勾勒出所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大致情形。希冀有新的史料的出现，让《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的辨伪更为清晰可辨，也希望有兴趣的师友共同探讨，以补本文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