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超 14.1 亿,10 年来保持低速增长,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就说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增长和生育政策的变化,另一个就是可能的应对措施。
一、人口增长和生育政策变化
虽然生育表面上是个伦理问题,但实质上则是一个绕不开的经济问题。
在谈及计划生育时,我们是不该忽略其背后时代背景的;
因为究其根本,生育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和社会资源所密切联系并受其制约的,而这种动态调节也在历史的不断演绎中被不断展现,纵观历史,往往混乱过后的朝代会大力鼓励生育,比如说汉初,而饥荒年代又会存在一定限制,但究其根本,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
我国生育格局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1970年前,我国整体是处于一个人口激增阶段的。
虽然说最早也有一定“适当性节育限制”,但很快就被当时后续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前景和蓝图所打倒,人口也在这个时期迅速激增。
但在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首次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而这也可能是后续资源限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就在“三年困难”之后,我国对节育的态度就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了。
1963年10月,卫生部下发《关于修改人工流产及男女结扎手术条件规定的通知》,取消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条件;1964年1月,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但于1968年11月被撤销,计划生育工作仍由卫生部承担。当然,从印象流来讲,60、70后差不多正好是现在80、90后的长辈,那一带普遍家里四五个孩子都是挺正常的,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时代背景吧。
截止1964年,中国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全国总人口接近7.23亿,而截止1969年中国人口超过8亿
1970-1978年应该算是一个过渡时期。
可能是有介于当时我国人口过快社会负担加剧的现状,亦或是困难时期所带来的教训,人口政策在这一时期是有明显转向的,但更多地也只是停留在口号上面。
1970年代初期,,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1977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1978年3月5日,新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虽然在这一时期控制人口数量逐渐成为共识,但限制政策还没有具体得到落地。
而从1979年开始,我们所熟悉的计划生育也就来了。
1979年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了争取1980年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具体措施。此次会议第一次将计划生育作为政府倡导的一项活动,改变成为一种需要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才能够推进的工作,要求在全国性法律颁布之前,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行制订地方的计划生育试行条例。而当时做出“计划生育”决定也是考虑到生产力因素的。
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就人口政策的几次转变来说,人口问题实质都是生产力问题,是现有资源约束下一种妥协。
生育是源于传承的渴望,而节育则是由于生存困难带来的恐惧所做的妥协。
但原有逻辑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是又有了很大改变的,在现代社会生产力激增后,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但却又陷入了不敢生的泥潭之中。
而20世纪后,由于完全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千禧年之后的人民受到各种现代思潮影响后再也不复当年老一辈“多子多福”的心态了。
再加之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大家便变得更加不愿意生育了,所以即使我们在后续进行了一些放松政策,但效果可能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2011年11月,河南省调整生育政策,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经批准可以生育两个子女。至此,中国大陆31省份均已放开“双独两孩”(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两孩),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4年,各地陆续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但当年申请数仅106.9万,大大低于官方预期。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现有的数据来看,我们过往估计的16亿人口峰值可能是永远达不到了的。
二、从放松限制到鼓励生育的预期。
就目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来看,接下来可能我们对于人口政策的态度是会有一个较大转向的,也即从宽松到鼓励。
但现在的问题也就来了,这个转向是会以什么模式进行的呢?而这个鼓励生育的钱又从哪里来呢?
调控政策的实现大概率会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
首要的应该是风气的转变,关于晚婚晚育的宣传可能会成为过去,适当地降低法定婚配年龄,以及对节育和人工流产做出全面限制,比如说限制药房出售相关药物以及限制医院进行相关手术。
这些措施是相对很容易做到的,但估摸着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是简单的一刀切。
当然后续立法和经济上的进展也应该会相应推进,首先我们会从立法角度对“计划生育”进行相应展开,但在走程序的过程中先推行一些暂行办法,也即不对“超生”进行处罚,并探索部分地区进行全面放开的试点。
虽然大家对全面鼓励预抱有强烈的期待,但从放宽到鼓励,可能我们要走的还很长。
鼓励生育,鼓励谁,在哪做,如何做,谁出钱,这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问题。
如果说鼓励生育成为共识,但在哪鼓励就是一个很值得考究的问题了。
说一句话很现实的话,大城市是不具备鼓励生育条件的,很简单的道理,不管是从居住成本还是生育意识来说,指望大城市居民多生育是不现实的。
但小地方是不具备条件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没钱。
在现代社会,虽然生育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产业,但对地方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管是支付幼儿的医疗资源,而是加大投入育儿的教育成本以及其它配套措施,对于地方来说,这都是一种支出。
而由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的具大差异,这些由地方承担代价生育的幼儿在成为劳动力后,他们会倾向于涌入大城市,而这种劳动力外流的现象也必然会使这些承担生育的地方得不到回报而持续衰弱。
而这就是目前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了,北京上海确实没有多少新生儿,但他们的人口是净流入的,而且这个净流入数据是被严格控制的,如果说不加以限制,这些人口流入速度可能是更快的。
简单来说:
对于大城市来说,鼓励生育太难,但吸引人口易,反正有人愿意来,所以缺乏动力。
对于小城市来说,鼓励生育没钱,也限制不了人口外流,担心自己承担代价给别人做嫁衣,所以不敢鼓励生育。
这就是目前人口问题最尖锐的地方。
有钱的地方不需要鼓励生育,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外来人口,没钱的地方也不敢鼓励生育,因为他们无法限制人口外流。
但最矛盾的一点还在于这里,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均匀,但如果让地方出钱的话,以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财政现状来看,这些钱大概率还是出自土地财政,这种拿土地财政的钱来鼓励生育的做法是很魔幻的。
所以从现实考量,后续从放松到鼓励,不管是网传的社会化抚养还是其它措施,都应该是由国家统筹规划,从大局考虑的,不然按照现实情况来说,应该说没有几个地方是没有意愿去做这些的。
写在最后
其实很多人会就这个问题夹带私货地去分析一波其它现象,比如说地产价格还有其它各种资产的前景,但其实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治大国如烹小鲜,很多事情都是在一个潜移默化过程中慢慢体现的,也就是随着矛盾的不断积累而爆发的,人口的增长和减少自然是有一个相对周期的,即使说周期的变化部分有超出我们原本意料的,但总归是可以做出调整的。
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的逻辑,功在千秋自然很好,但我们也必须利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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