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绿色化背景与特征

作者：三青时间：2023-06-05 阅读数：人阅读

导读：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历时近2年的研究成果《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发展建设的绿色化道路探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本书主编、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教授为本书作序。

尹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和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在研究报告即将结集出版之际，晓东院长约我写个序言。作为研究的亲历者，我无意再重述各种引经据典的严肃的学术探讨，只想讲点个人的思考和心里话。我知道这不是给学术著作写序的惯例，就请读者把这个序当成例外吧。

时至今日，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公布和推进也有一段时日了，但城镇化进程的结果却远非城市和市民数量增加这么简单，城镇化是由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变化过程所推动的，概括地讲，这个进程主要集中于七个方面的变化过程，包括：经济的变化、人口的变化、政治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城市既是这一系列变化的综合产物，同时也是这些变化的塑造者。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成就了今天我们所能实际观察到的城市景象(cityscape)。

中国开始对城镇化进程有所讨论、有所关注，并试图建立起工业化、现代化与城镇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始于改革开放蓬勃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之而来的是长达近40年的、高速但同时粗放的规模扩张进程。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本应与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却表现出更多的滞后和莽撞。滞后的人口城乡迁移政策的约束使得几乎一代人失去了融入城市的机会，少壮打工，老病还乡；莽撞的跳跃式扩张和规模增长也留下了大量的与环境恶化和社会公平恶化相关的历史欠账，目前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或因或果都与此相关。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出台和工作进程的推进已基本上解决了人口进城的政策通道问题，虽然从时效上看有点姗姗来迟，但该来的毕竟来了。而近40年来城市扩张中折射出的大量“非绿色”化问题的解决显然更为艰难，更需假以时日。

从非绿色化走向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既是宏观战略模式的选择问题，也涉及标准、路径、结构、形态的诸多战略性或战术性取舍。而且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绿色化，既有全球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大背景共识，也有其鲜明的国情特征。

首先，中国城镇化进程涉及的人口规模是空前的，与欧洲、北美城镇化进程所涉及的人口规模相比数倍有之，而国土面积则与之相当。高密度生存、高强度发展是中国迈不过去的一道坎。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首届大学生辩论大赛有道题“中国住宅区是低层高密度好，还是高层低密度好？”，因赛制是引进的，故指导教师中也有来自国外的教授，一天讨论下来，发现对高低密度的把握，中外理念大相径庭：也许对美国而言，每公顷住400人就是很高密度的标准了，而中国每公顷住1000~2000人是很正常的密度现实。又忆起20年前访欧参观“零能耗”住宅的情景。一栋独立住宅（中国人眼中的别墅），以太阳能为唯一能源来源，被动主动技术一起上，很有科技感，关键是它有足够的表面积和足够的冗余空间来达成足够的产能量。而在中国多是公寓式居住，一套住宅有一间卧室的窗户在大寒日能满足一小时满窗日照就算达标了，能朝南有日照条件的表面积之小可想而知，何谈以太阳能为主的“零能耗”呢？从这些浅显案例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绿色化还真不是简单的技术拿来、路径追随就可以解决的。

其二，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绿色化问题的紧迫性也是空前的。这是不得不说的一个词——中国速度。当今已进入城镇化成熟期的发达国家，其所经历的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大致同步，经历了一个伴随技术体系变化、基础设施开发能力提升、城市管治沿革的相对缓慢的渐进过程。中国则不然，其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带有注入式（也有人称之为注射式）的基因。机缘造世，造化弄人，东方睡狮醒来时，世界已恍如隔世。

第一次工业革命近百年才完成的蒸汽时代，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我们的起步点；第二次工业革命近50年完成的电气时代，在中国也是瞬间拿来；而进入到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时，至少在信息传导上中国和世界的时间差已近乎归零了。时至今日，在一些顶尖领域中，我们已在不断谈论“弯道超车”而不是“路径追随”的事情了，正所谓其兴也勃焉！把后发优势用到家了。

快有快的成就的同时，也有快的难题。老百姓还知道“萝卜快了不洗泥”呢，快要轻装前进，抓住主要矛盾，不断“丢包袱”；快要因陋就简，快快拉车，没时间看路；快要效率第一，公平先放一放，等等。中国速度成就了经济奇迹，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膀大腰粗时我们也发现了体质不佳的问题。本书中谈到的若干个难以为继的困境也摆在眼前了。和发达国家同类同领域出现过的类似问题不同的是，人家是渐进推进，问题也渐进发生，而且前行的目标无实体参照，解决问题的压力也就小多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心中的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解决问题是什么？就是缩小这个差距。中国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非绿色化问题为什么更紧迫？一个是后发劣势。先发者吃着自家碗里的，看着邻居锅里的，那是满满的自豪感呀；后发者在同样情况下，那是一个羡慕嫉妒恨呀。城市环境是一种任何人都能读出点味道的景象，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化、可参照、可比较的东西。所以后发者“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就不奇怪了。他不管人家从吃玉米面就咸菜到吃上鲍鱼要奋斗多久，反正知道吃鲍鱼更牛，立马就得吃上，心理焦虑症普遍存在。二是另一句大白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萝卜成堆了，但不能天天蹚着满地烂泥才能吃得到，那样吃萝卜的幸福感就大打折扣了。萝卜越多、越好吃，对烂泥的抱怨也就越多、越强烈。他不会去想是泥土养大了萝卜，但带着泥吃下去也会生病的。甚至简单地把自己当成餐厅里的吃货了，感觉着洗泥是餐厅经理的事，我只顾吃就行了，还要急着吃。

各种难以为继的非绿色化的问题不是一天累积的，少则几十年的积累，积重难返，有的刨刨根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千年之辩、百年之争，连老天爷的眷顾都能扯上。但后发国家的国民心态注定不会给我们更长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三，从非绿色化到绿色化的路径探索，目标达成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俗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小家、富家穷家各有各的难题，生于东北和植根于江南也各有各的活法。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绿色化也不例外。从大到小尺度不同，上至国土层面，小到单体建筑，不同尺度、不同治理层级，其关注点、关键点必差异甚大。当生态文明的理念建立时，发达国家已进入城镇化成熟期，从单体建筑的绿色化做起，从依赖设备增加实现建筑的绿色化入手是可以理解的，随后才有社区和更大尺度的整合和探索，毕竟它是在存量环境为主的条件下做文章的。而中国则不同，增量和存量并存仍是未来很长时间我们的发展状态。既要处理存量空间的绿色化问题，也急需更大尺度的顶层设计，以应对尚没有结束的巨大增量压力。城镇化进程走向成熟要新增的3亿人（无论异地、就近、就地），这可是相当于全美国的城镇化人口总量呀。所以从顶层入手，建立全新的大尺度规则、规范还来得及。不能放任眼前的建设再次在短期内变成不得不改造、不得不“双修”的非绿色化存量。多尺度、多层次并举会成为中国城镇化绿色化路径选择的特色，更为宏观的大尺度实践会成为我们的亮点。如果讲发达国家是侧重于传统范式的改良，那么中国尚有大把的新范式创新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走了一条先富带后富的道路，先城后乡逐步走向城乡融合的道路。一片国土上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别长期并存，样本的丰富性提供了更多管中窥豹的机会。这个词用在决策依赖个人经验积累的时代不是什么好词，而在大数据互联互通的时代则别有意境。通过对丰富的可合成景象的观察反而可以更直接地建立起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联系，既可把控全局又可分辨微观的差异化，呈现其细节的丰富性。中国故事也好，中国范式也好，更能对应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层面的丰富性，城镇化进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理论和实践积累更有可能成为全球走向生态文明进程中差异化和丰富多样的范式和样本。

另外，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气象环境的差异化、丰富度足够，九大气候分区，复杂的自然生态分区，也是探索和形成绿色化规范和标准的天然实验平台。从“一刀切”的政策导向走向精细化、差异化的实践管控，是这个议题中技术发展从粗放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中国从热带到极寒、从滨海到世界屋脊的天然禀赋已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全要素技术实验平台，而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几乎所有特定区划中的多层次分布也产生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多层级的绿色化诉求，从这个矩阵组合去做文章，你想不出独特的技术成果都难，如能善加利用，更会成为全球这一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圣地。

严格地讲，本书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试图构建一个多层级、跨领域、差异化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绿色化实践的框架。梦还在，心就在，不忘初心，用心努力，恒心永存才能去实践梦想！

尹稚 2017年5月12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