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程度如何？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世界的城镇化在2016年在55%左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60%，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45%。

中国的城镇化率统计口径在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也在发生变化，现在是按照常住人口的居住地进行统计。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最大区别在于享受公共资源的成本不同，如就医、入学、买房、购车等方面，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受到更多的限制。

图 1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地区分布

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城市向周边扩展，行政区域的级别变更，原有的农村乡、镇、村在城市扩展的过程中，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二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既包括向本地城镇聚集，也包括向外地城镇牵引；三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不同地区的城镇人口发展，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同，发展速度也不同。

东部地带的城镇人口全国占比超过了45%，高于人口的分布占比，城镇人口比例较高。2011年后东部地带的城镇人口发展速度开始下降，城镇人口占比逐渐下降。这主要与国家限制东部城市的建设用地有关。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虽然城镇人口占比低于人口占比，但是，由于土地供给的原因，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城镇人口占比不断增长。

图 2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地区分布

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是中国城镇人口分布最多的三个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北京、天津等两个直辖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更大，另外，受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影响，河北的城镇化速度也相对较快，所以城镇人口的占比逐年增长。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城镇人口在2011年后，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城镇人口全国占比逐年上升。东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较慢，城镇人口占比逐年下降。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城镇人口在2011年后逐年下降，一方面说明依靠吸引外来人口的增长方式已经有所减慢，另一方面，说明城镇化的发展从2011年后，更多是靠城市规模的扩展。

图 3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热点地区分布

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泛珠三角地区的城镇人口数占全国的68%左右，高于人口占比，城镇化比例较高。2011年后，泛珠三角地区的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全国占比不断增长，长三角地区的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则相对较慢，全国占比下降。

图 4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分布

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是中国城镇人口最多的5个省份。河南和四川的排名再次下滑，说明这两个省得城镇人口比例较低。

图 5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例

东部地带的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66%，接近了发达国家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的城镇人口比例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比较落后。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比例较高，而泛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低于全国水平。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北地区、北部沿海的城镇人口比例都超过了60%，高于全国水平，而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低于全国水平。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目前主要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靠投资带来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在目前阶段更加依靠投资驱动。

图 6 2007年-2016年中国大陆分省城镇人口比例

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浙江、江苏、福建、黑龙江、内蒙古是城镇人口比例排名前10的省份，其中除黑龙江和内蒙古外，均为东部地带省份。河北是东部地带省份中城镇人口比例最低的一个省，城镇人口比例低于全国水平。山东、海南的城镇人口比例在东部地带中，也属于相对较低的省份。城镇人口比例高，虽然劳动力密集程度高，城市运营管理效率高，但是由于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程度高的问题也相对严重，也会制约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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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是不均衡，东部地带城镇化水平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带城镇化水平较低。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中国现在有两套城镇人口统计方式，按照常驻人口统计和户籍人口统计，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人口比例大概在42%左右。常驻人口比例较高，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势。

仅以城镇人口比例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也相对片面，城镇化水平还应当包括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水、电、煤、气供应等多种指标，这方面的收集的数据较少，不能给出评价。

另外，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是产业造成劳动力聚集、劳动力获得城镇身份认可（可以平等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城镇化建设（教育、医疗、水、电、煤、气）的阶段进行演进，中国尚处于劳动力聚集阶段，现有的城镇公共资源和城镇化设施并没有完全对外来农村劳动人口开放，其根本原因是城镇公共资源和城镇化设施无法满足快速聚集的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