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唱起那首歌——胶片时代的红色电影传奇

 

曾经唱起那首歌

——胶片时代的红色电影传奇

作者：赵军（原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珠江电影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总经理）

一，开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走下坡的艰难时期，从1980年到1990年广东的年平均观众人次为13亿，到九十年代末，广东观众年平均人次已下降到2亿不够。整个九十年代直至2010年代漫长的二十年，便成为我们“坚守产业、改革奋起”的二十年！

1993年的春天，北京下起大雪，中影公司邀请全国省市公司的发行经理聚集北京，观看年度将要发行的一批影片。这些年能够到手发行的影片越来越少，整个九十年代广东发行的影片只有1658部，比八十年代少了218部。这是中国电影迎来改革前夕的至暗时刻。

这个多雪的春天，能够看到几部好的影片吗？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时出品的一部影片《蒋筑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部讲述中国光学专家蒋筑英为国英年早逝的影片由王兴东编剧、宋江波导演、巍子和奚美娟主演。那一天室外下着漫天大雪，室内人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部严肃的完全没有“商业元素”的主旋律电影。看片会完后它的拷贝订数全国总共只有40余个。（当时放映设备都是胶片放映机，发行按单个拷贝数量作版权和拷贝费结算。）平均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一个多一点。

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宣传科副科长的我，回到广东马上找各种场合试放这部影片，理由是人们能够纵情地哭的电影其实就有共情，共情便是市场预期。

我的好朋友、业余影评员佘自强告诉我认识广州《羊城晚报》记者龚丹枫，于是在给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放映的晚上，我邀请了龚丹枫一起参加看片。一阵泪光闪过之后，电影结束。龚丹枫当年还是很年轻的刚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女生，拿着采访工具笔和纸就挨个开始采访。

翌日，《羊城晚报》头版登出了全国第一篇没有任何官方推荐背景、没有任何自带流量的一部国产电影映后采访报道：《广东观众含泪看“蒋筑英”》。全国第一篇啊！新闻不胫而走。

冥冥之中注定事情要被搞大，蒋筑英夫人此时恰恰在广州开会，她很希望看到此文作者。龚丹枫问我去吗？我说当然！我们俩在广州黄华路一栋招待所里见到了蒋筑英夫人路长琴（奚美娟扮演角色原型），感谢感慨之余，我们亲耳聆听了一代中国光学专家为祖国无私奉献积劳成疾最后客死他乡的，并且是他的夫人直接讲述的真实经过。

第二天，《羊城晚报》又一次头版，专门报道了蒋筑英夫人接受采访、感谢广东观众的详细经过。《羊城晚报》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而广东媒体则首先被激励起来，文化记者们（尚未有娱记之称）纷纷怪责我何以给了晚报专美。我一口气说，得罪得罪，始料未及；请君看片，赚君泪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慰英灵，拜托媒体！

我们趁势在广东省电影公司放映室举行了《蒋筑英》全国第一场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那年月一部电影的新闻发布会非常罕见，广东宣传口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到了。“长影厂洗印车间吗？请为广东追洗12个拷贝！”电话那头不敢相信，似乎是洗印车间的工人因为没事干，早不用上班了，必须从家里请人回来。

影片因为这一轮新闻宣传炸开了市场！电影院出现了争看这部影片的人潮，全省各处也开始纷纷抢要拷贝，广东《蒋筑英》最后发行拷贝达到14个。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第一部通过市场宣传成功赢得了观众的主旋律国产电影。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全行业，那一年我35岁。

二，信仰

1993年推广《蒋筑英》时，中山大学教授李以庄对我说：“他们为国家命都舍得，我们做好这些影片推荐有什么不可以奉献！”1996年著名导演陈国星拍出了感人电影《孔繁森》，这部歌颂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电影能否上映成功，我问自己如何奉献。

我先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请发红头文件动员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支持影片上映（只能说这是特定的时代环境产物）。宣传部的干部说组织党员看电影找组织部。我找到组织部，组织部的干部说，电影宣传工作当然是宣传部。两个部推起皮球不愿意办。

时间到了六月下旬，距离全国预定的上映日期不到十天……这一天我找到省委办公厅，说，广东省电影公司要给在家的领导们送电影《孔繁森》。

“新时期的焦裕禄”，广东省电影公司对之没有费用的要求也没有办事的要求，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办公厅回复OK，OK，并且说分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要来看的，分管纪检的省委副书记也要看的。意思就是要重视，既是上门送电影，就要放好它。

那一天，我带着放映小分队进到了省委，架好放映机，确认两位书记即将入场——转身就悄悄引领身后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和南方日报等少数几个记者，在放映甫开始一团漆黑之际，潜入到了副书记们的周围——“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形成了新月形。

……人们泪水纷飞，直到结束。那首动听的插曲《吉祥》差点让我忘记了神圣的使命。灯亮了，人们鱼贯而退，让领导先走。我一个招呼，记者们蹭蹭蹭一下子围拢上去，就把书记们的去路堵住了！书记部长们丝毫没有想到，不是省公司的放映员吗？我说书记们好的，现在可以答记者问了。

两位重量级的书记颇感突兀。当然，见过场面的也没有理由害怕，倒是他们身边的部长、秘书之类随从不知所措。记者们问，书记答，很快正常过来了。各种观感，各种赞扬。采访很精彩，事情很顺利，领导很满意。

我不失时机对分管组织的省委张副书记说，“七月党风教育月”就来了，《孔繁森》应该动员全省党员干部都来受教育啊！书记这才看到我站在边上，忙说对，是值得推荐的好片子。我说那就发文件吧！书记转身问，XX部长来了吗？哦，你在这那，赶紧帮他们起草一份党员干部观看文件。（此处推进，特写镜头，说时迟，那时快——）

我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文稿，对书记说：“书记，文件已经代拟好了！在这，请书记修改（定格）。”我前一天早就准备的妥妥当当，本就是设计好的流程哈。书记猛地瞧了瞧身边的人，学学人家能有这执行力！记者们都还围拢着，也是头一回看到两位省委书记在过道上直接……站着办公！

组织部长马上递上了签字笔，书记堪称“犀利姐”，改动了两个字——仅仅两个，对部长说，明天就发！一句话。那位部长直愣愣看着我，看着我，看着……貌似想起来，前几天他不是来过俺们组织部吗？我不知道部长是否开始怀疑人生。

二十一年前，中国电影有过这样一幕，一位电影发行公司的基层干部，为了一部优秀的中国电影，用他的计谋、胆量，和果敢的行动，做了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红色电影《孔繁森》迅速在广东市场铺开。这件往事我曾经留下过一首小诗：悠悠庙堂走一场，不凭荒唐凭信仰。中国电影路漫漫，落幕时分月正凉。

三，首映

……“银幕上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西哈努克再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但他所敬爱的伟大朋友周恩来已经不在了，迎接他的只有满院盛开的海棠花。

“然后是一组连叠的西花厅和海棠花的空镜，既表达了西哈努克对周恩来的情感和思念，也给了观众一个回味。

“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同时也是人的工作，从情字下功夫，他会让一个与他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对他产生这样深深的思念和敬仰。

“在周恩来手里，外交不是冷冰冰的讨价还价的谈判，外交还充满了丰实的人情味。周恩来不仅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柬埔寨，帮助西哈努克，还照料西哈努克的几个儿子在北京的学习生活。

“他又克服各种困难，把病危中的西哈努克的母亲从金边接到北京治病等等。

“银幕上这组写意的镜头中留给观众一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让周恩来的伟大胸怀和人格魅力在观众心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并留下深深的印记。在全国上映时，许多观众在看到这个段落时都掉泪了。”

这部影片就是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

1998年的电影发行第一仗，便是北京的民营建基公司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出品人也是投资人的王三雪名不见经传。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电影人，聚集到这部影片旗下。

在冲击中国电影市场的最初日子里，制片与发行就这样亲如兄弟。王三雪首先找到北京市电影公司的高军老师，高军老师召集全国同行，重点市场上海是王三雪的主要勘查地。傅红星导演从幕后也出现在前台，一起张罗全国的试片活动。

这个难忘的冬夜，全国电影宣发人员集合到了北京。北京，二十二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北京。在《周恩来外交风云》出现之前，宣发的激情总是首先在个别城市发生，然后蔓延各地，达致全国。《周恩来外交风云》开创了全国宣传营销同时发动的先河。

我不记得是否从这一天开始认识了上海的老吴——上海市电影公司宣传科长吴鹤沪。高军、老吴和我的共同的谢顶第一次在全国电影宣发行业跟前亮相。

《周恩来外交风云》的上映此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因素——时值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影片的纪录片风格加上部分“解密”镜头对于中国观众既陌生也亲切，很有吸引力。它也是第一次从人们久违的周总理外交故事中，感受对总理的情感，在1998年的时候，这部影片不仅找对了时机而且充满厚度。

吴鹤沪和高军两位老师在那个策划会的晚上，都满怀深情地阐述了构思，如何调动社会情绪，如何动员起社会媒体，如何把动员做到全市影院当中去，围绕着这些话题来自全国的宣发人员纵论至深夜，还依依不舍。

回到广州，我和广州市电影公司的电影部经理肖燕萍作了详尽的讨论，在一般以为政治意识淡薄的广州，应该怎样把这部纪录片宣传起来？广州，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吗？

几天之后，我和肖经理把全市的电影院、影剧院、文化宫礼堂的经理们召集起来，在广州市电影公司召开了一个部署会议。当大家到齐并安静下来后，我说出了做好《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策划。与全国各城市不一样的是，广州不搞统一的大型新闻发布会，不搞从上而下的影片首映礼，而是从每一条战线和每一个系统出发，每一家影院都去联系一个大的系统。

譬如文化口、教育口、银行口、铁道口、农林口、公交口、轻工口、纺织口、省直机关口、市直机关口，等等。每一家影院必须在一周之内落实自己的联系系统，报告与我，统一在报纸上发出广告：XX系统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暨《周恩来外交风云》首映式X月X日隆重举行。

我要求至少一周之内广州出现十个“首映式”，并且首映式上讲话的嘉宾必须是该系统的主要领导。如此，影片上映的声势必然如星火燎原，带动市场。全体经理对这一番运筹无不心领神会，返身就去着手准备。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日。前一周，广州的各大媒体开始按照安排陆续刊出了《周恩来外交风云》在广州上映的广告。这次的电影广告与往不同，也是唯一一次不同，它们同时作为全社会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动员令”，具体到各个系统，注明系统的领导出来讲话。

回到二十二年前，我还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了连队。一批女知青赶到七八公里外的镇子上扯了一大匹黑布，连队知青都带上了黑纱。但是我们接到了上级通知，不许举行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分场场长叫荆春山，是一位老八路，他果决地通知全分场各连到场部举行“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那一天我们连从离分场最远的驻地准时到达场部现场，大会开始，荆场长宣布全体向敬爱的周总理默哀......

青春的热血仍未曾冷。一周之内，广州媒体上出现的影院和各大系统的联席首映礼超过了十个，主持并讲话的都是系统的一二把手，有的远在外地出差也连夜赶回广州，也有的单位原来不知道这种上映形式，主动与影院联系加入到首映的行列当中。

前所未有，声势空前，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脉搏，广州的这种由影院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上映方式，为全国所罕见。《周恩来外交风云》在电影之外上映了一幕风云大戏。这是1998年的春天。这部影片创下了全国新的纪录片票房记录：3500万元。广州，周恩来早年革命生涯最大量活动发生的城市广州，也成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深情的城市。

四，三剑

1997年3月，王兴东老师编剧，雷献禾、康宁执导，吴军、刘佩琦、宋春丽主演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在广州首映。电影公司在首轮已经在媒体上广发宣传文章，也请了主创人员到广州进行观众见面活动。

这部影片讲述当年雷锋的战友、司机乔安山倒车不慎撞上电线杆，电线杆倒下砸到雷锋。雷锋死后，乔安山怀着对班长内疚之心一直为雷锋守墓，并发扬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做了很多好事——直至有一天驾车途中发生被人冤枉撞人事故……

影片角度新颖，情节十分感人，但是常规的宣传没有收到效果。广州上映足足五十天票房仅收入9万元。中心城市的市场状况对全省影响甚大，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分管发行的副总经理李锡希是一个能够识人用人的领导，他提出请广州三剑电影学社出山重做影片的营销。

广州三剑电影学社是来自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祁海、来自广州市电影公司已经退休的老宣传科科长周俊杰，和我于1995年组成的一个专门策划营销优秀国产电影的学术与实践知行合一的社会团体，属于广东省电影家协会旗下的组织而非公司。为此，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曾经问我，既非公司，你们如何承担法律责任？我回答，按照一个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对社会承担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一年，我37岁，祁海老师45岁，周俊杰老师61岁。

三剑首先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分析了前段宣发失利原因：一是简单地将影片当作学习雷锋的泛主旋律片，已经不吸引当下的市场；二是千篇一律的发稿方式和首映宣传活动，缺乏针对影片个别资源而作的策划包装，无法形成营销突破点；三是没有把影片上映之初观众的积极评价，作为有利于影片推广的市场信息，加以利用扩大宣传。

三个原因使得影片并没有走近市场。智多星祁海说，我有一计，你们听听……

原来不久前广东粤西湛江地区的雷州市发生了一桩与影片主人公乔安山相似的驾车“被撞人”事件，当事人是当地一位青年商人李先生，在出差途中救了一位被车撞伤的女子，女子恩将仇报，诬告李先生撞了她。李先生虽被冤枉，但他表示不为自己的救人行为后悔。这件事情正在雷州半岛上传开，上了报纸…….

祁海提出三剑兵发雷州，以此事为发轫，从一个看似偏远的地区去做起《离开雷锋的日子》推广上映——“雷州，你是见死不救的雷州吗？”。

三剑连夜从广州出发长驱九百里，早晨雷州市委宣传部长刚刚上班，三剑已经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位部长叫张竹西，人称张主席。他正为也是不久前另一桩海上发生的渔政船见死不救事故被媒体发酵而犯愁，三剑把策划详细作了介绍：雷州人民急公好义，李先生就是例子，通过在雷州放映《离开雷锋的日子》，可以把银幕上下相似的两件事挂在一起宣传——

正好说明雷州就是有雷锋、乔安山一样的好人好事，更有机会宣传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雷州的新形象！雷州的渔政事故不能以偏概全。张主席如见救兵，拍案叫绝，马上采纳并当场充任宣传上映活动总指挥。

三剑又迅速与在广西出差做生意的“雷州乔安山”李先生通了电话。李先生认为宣传家乡义不容辞，当天晚上，他放下手头生意，从广西回到雷州一同出席了首映式，成了银幕之外的“明星”！

这场首映式有一个独特的主题：“献给雷州人民的好电影！”全市媒体和三剑及观众们共同观看了这部影片，由于事前代入了本地事件，整个放映活动成为了当地的新闻，汇集起了当地的舆情。雷州市委宣传部逐条战线、逐个系统、逐家学校部署观影，全市形成了新闻效应＋实际行动。仅有12万人口的雷州，上映该片10天，票房收入6万元，一举成功。

三剑回程广州路上又专程拜访了湛江市委，雷州的效应迅速在湛江市连锁开花，结果湛江全市放映票房达到25万元！远远超过当年660万人口的大城市广州，带动了全省上映。而广州受到全省影响，第二轮再次上映票房也收获了30万元！国产优秀电影又一次向死而生。

广州三剑电影学社是中国电影改革最早在南国发生的成功实验。在《离开雷锋的日子》获得成功之前，三剑已经陆续取得了优秀国产影片《狂吻俄罗斯》、《七七事变》、《一个独生女的故事》、《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大转折》、《一千万港元大劫案》等影片营销的成功。尤其反法西斯影片《红樱桃》广州市场在三剑营销主导下夺得237万元票房的巨大战绩，这个纪录从1995年延续至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

五，横刀

三剑就是这样捕捉战机：做人们不敢想的事。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有一军规：批准发行之影片，其拷贝不能再动剪刀。即影片一旦定型，再也不能改动。但世上凡事皆有例外。三剑经常、经常，经常成功的，便是例外。

对八一厂副厂长安澜来说，那天确实是一个始料不及的日子。他常为制片的事去到广州，但这次厂里的任务是联系三剑，设法将市场不妙的战争大片《大转折》转危为安。自从《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一片打赢之后，三剑和八一厂成了莫逆。甫见面三剑就提出，战况了解，办法也有，但是，要做一件逆天的事。安副厂长回道：愿闻其详。

三剑的看法是——《大转折》题材角度好，刘邓大军中原突围千里挺进大别山狭路相逢勇者胜，熟悉战争史的一代人，加上今天对改革开放邓小平同样熟悉的新一代人，会喜欢这部影片，市场定位容易。不利之处在于篇幅太长，三个小时影院很难排。当年影院往往就一个大厅，同档期还有一部进口大片《侏罗纪公园》，一个晚上一个厅，怎么排得开场次？

安厂长问：计将安出？“剪。”安厂长说：一剪没？行吗？——“我们尝试将影片缩短到二小时，广州晚上放映时间一般四小时，影院正好排两场。一场《大转折》，一场《侏罗纪》。”

安厂长矜持了。这可不是将在外闹着玩的事。“我们先在台本上剪一次，您看看，行的话我们用录像带剪一次？”“好吧拜托，事不宜迟。”安厂长将信将疑。

三剑两天时间剪完了一部台本，雷厉风行，计算了长度，两个小时。做完第一感觉是，电影其实都能重新剪（这就让我想起了张暖昕李陀1979年时写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那篇称之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现代宣言”的文章）——国产电影（用时下的方式来说）提升的空间很大。

两天后剪辑好的台本交给守在广州的安副厂长连夜审阅。安厂长也是神人，第三天说OK。第三天晚上开始，三剑用两台录像机手工操作，在办公室里，一室清辉半盏浓茶，开始对着台本“剪片”。那是一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在观看的主旋律大片！怎会知晓这边厢却在通宵达旦舞之蹈之，不知东方既白......

录像带火速带到了北京八一厂明星厂长王晓棠将军案头。道理是，三小时，全国都无法顺利排映，二小时，影片可望市场复生。

王晓棠认真地看完录像带。举一个剪辑片段例子吧：1947年6月末，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入鲁西南羊山集，围住了国民党精锐66师。前面是掘战壕、动员会、和军委来回电报。国民党方面同样是军事会议，委员长坐镇开封督战，训话时长一分余钟。

之后是两军的行军、阵前运动、备战等等，很长一段酝酿之后我军发起进攻。

剪后的节奏：所有行军、会议、战壕、大段双方讲话剪掉，委员长训斥顾祝同等国军众将：“难道让74师（张灵甫将军）的悲剧在羊山集重演吗？”委座话音未落，剪辑上去的画面是一声巨炮！刘伯承手下陈再道部队发起总攻。

这是蒙太奇手法，在短短的剪接中，完成了一幕真正的电影语言：委座前一句话正好成为后一个解放军强攻画面的铺垫——孟良崮国军的悲剧真的在羊山集重演。其所不愿，恰成现实！

珠江电影集团现在还存有当年三剑剪辑《大转折》胶片用的德国剪辑机。全中国只有三台而珠影占一。

三剑找到珠影著名金鸡奖高级剪辑师杨幸媛大姐，直接使用了这台机器，大姐则亲自操刀。就这样三剑完成了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罕见的一次操作，将一部有龙标的影片，从三小时剪成了两小时六大本，保留十二场戏——

强渡黄河、攻打羊山集、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强渡汝河、枪毙拿群众财物的副连长、“安卵子”大会、争留大别山、雪花马浪漫曲、澡堂子战役和大会师等……一气呵成，既突出中心，又保留了原片恢弘磅薄的抒情风格，更加精炼，可看性大增。

第一个剪辑成新片的拷贝是47号拷贝，现存广东省电影公司片库。杨幸媛大姐是中国电影第四代主将孙羽导演（代表作《人到中年》）的爱人，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获得者（《冰上情火》、《周恩来》）、后任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王晓棠将军一锤定音。

三剑不仅成功剪片，还主动帮助影片在媒体上做足宣传，《大转折》重新在广州市场受到了影院和观众的欢迎。票房45万元，名列当年广州国产片战绩前茅。全国省份如辽宁、吉林、新疆、陕西等地电影公司都来广东取经，广东版本传至全国，三剑成员甚至还飞到当地协助剪片。

诚然，诚之所然，再不会有这样的天方夜谭。

需要补充的是，三剑所以一直敢做人所不敢，皆因三个伙伴年龄虽殊，但英雄主义同归，都喜欢从古往今来人物身上吸取敢于奋斗、所向披靡，善于奋斗、智勇双全的精神品格。他们都相信人的一生当为一件大事而来。所谓团队不可复制，我也曾经为此留下一首小诗：从无所惧鬼见愁，书生胆气敢当头。潮起手落弹指处，漫天红霞弄扁舟。

六，担当

2000年，这一年必须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事情是一部反腐影片《生死抉择》的决然上映，而且最后成为了在电影产业全面进入市场状态之前，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在当时极其难得。

影片根据山西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由上影厂编剧贺子壮、宋继高改编，副厂长于本正执导，王庆祥等艺术家主演。我与张平在十五年后终于见面，为十五年的神交划上圆满句号。

2000年中国电影还在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中跋涉前行。严肃正气、振聋发聩的《生死抉择》还没能遇上《人民的名义》上映的时代环境。影片所揭露的腐败现象尽管触目惊心，尤其是前所未有直指官场的腐败窝案，并且是以裙带关系为核心的塌方式腐败——

而影片所以让人们热血沸腾，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敢于向自己开炮的反腐英雄李高成市长，代表了人民群众长久压抑的心声。

上海电影制片厂召集全国的电影公司头头到上海看片，之后我拎了一个拷贝回到广东。此时全国发行的形势不太妙，除了上海之外，也就四川做了40万元票房，主旋律依旧举步维艰。

6月30日晚上，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海珠区的党员电影之夜，庆祝七一。我本能地问道，他们上映什么影片？回答是一部美国大片《龙旋风》。我二话不说，带上公司的员工黄臻平和一位广告公司的朋友何志凯，拎上《生死抉择》唯一一个拷贝，开上自己的红色捷达，直奔市二宫。

我们到达的时候离放映只有五分钟了，海珠区的有关党员和领导干部已经早早入座。我对市二宫主任说，我想给大家换一部影片。主任非常惊愕，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我、想、换、片。

换什么片？一部国产片。主任几乎晕倒：“赵总，这个可使不得！”主任说，现在请到大神们来宫里看一场电影多么不易，如果不是美国大片，这个党员之夜一定搞不成！当年的逻辑，今天看多么难以思议。

“请给我两分钟，主任同志，您别着急。”“赵总，你要干什么？”我说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他犹豫、同意的瞬间，我拿了一个麦克风走进了放映大厅。这是广州炎热的六月底，放映大厅这晚的空调据闻不幸坏了，正待维修，前后六把大风扇静静地转着。

人们焦急地等候电影开场。我跳上前台，先来了一句：“亲爱的党员同志们，”全场的目光霎时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平缓地说：“明天是我们伟大的党诞辰纪念日，很高兴今晚我们欢聚一堂。”这一刻台下一片静寂。

“美国大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今天晚上的党员之夜，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讲党性，也讲艺术的长篇剧情大片。”我强调了是剧情大片，接着说：“这是一部罕见的反腐败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新鲜出炉，已经引起了强烈轰动。我的评价是它很多真诚，很少虚伪，今天很需要这样维护社会，维护人间正气，维护党的信念的好电影。”

我稍稍介绍了剧情，表示放映完后会和愿意留下来的青年朋友们交流——我相信这才是应该有的“党员之夜”，相信大家不会惋惜和后悔。“有反对的吗？”我的目光和手中的麦克风一起扫过全场。麦克风再扫过全场。所有人就那样定定看着我。

没有反对。没有。“换片！”我对着观众席后面的放映室，挥了挥手中的麦克风。黄臻平早就等候在机房，一部闻所未闻的国产片，居然在放映前两分钟换下了美国大片。

这部《生死抉择》长度162分钟，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夜晚，在广东省用这样的方式放出了公映的第一场，在座全部党员干部都看完了它，而且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

我知道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和影片创作集体为这部影片顶住了很大的压力，事实上，《生死抉择》之后二十二年了，再也没有过这么震撼的反腐大电影。

人的一生能够把握住的机会不会太多。要对得起国家人民，对得起历史和良知，也对得起电影和事业——电影人就要敢于做开顶风船的角色。也许在中国电影发行史上从未曾有过，如此敢在美国大片就要上映之际，用一部并未知名的国产电影将之瞬间当场换下。

回到家我翻开日记本整理起脑海中激荡的思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给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去信，推荐介绍《生死抉择》。于是我连夜动笔，在信中阐述了这部影片发行的意义，强调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反腐影片，作为一个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基层干部，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情怀的电影人，不能不用发行的机会努力向党向社会推荐这样一部从捍卫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激发全社会反腐力度的电影。

信函公心诚挚而措辞尖锐，为了不影响公司班子，万一受到省委指责，我准备个人承担一切责任，故此我落款用了个人名义。李长春书记在抗洪前线收到了我辗转交到他手上的信，已经是一个多星期后。

我7月12日的日记记录是：“晚上六点半，省委办公厅会务处刘处长来电，李长春书记对我的关于重视《生死抉择》上映的信已及时做了批复，并决定明晚全体常委和四套班子成员在省委二号楼看《生死抉择》。”

7月13日日记记录：“原本通知今晚厅长和我司领导晚上参加观片，后来通知李书记和领导们先看，省厅和公司的领导不用去。晚11点办公厅打来电话，表示李长春同志十分赞赏影片，已作了重要批示，请我们放心，这两天就有文件下来。”

7月14日日记记录：“省纪委办公厅以特急等级下发了《关于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电影（生死抉择）的通知》，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携眷属一同观看受教育，通知规定全省党员干部都要观看，要主动与电影公司联系，要用党费作为党员教育专款支出。”

7月17日日记记录：“到省纪委宣教室汇报并请示。省委宣传部终于签发推荐观看《生》片文件。”

7月18日日记记录：“大雨。在省委礼堂举行《生》片广东首映式……”

同一天，《南方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登出“一封来信引起省委书记高度重视，广东省委领导集体观看反腐影片”——文章将省委文件的内容基本刊出，讲述了我给李长春书记写信引发事件的来龙去脉。

7月，《生死抉择》在广东隆重上映，最终拿下800万元票房，震动全国。8月，全国开始了观看这部影片的热潮。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每天站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迎候看片的观众。在观众中间我听到了诸如“看看这部影片，看看党还有没有希望！”的心声——

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人民和国家的希望！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电影的价值。我和影片的主创人员、宣发人员也从此结下了二十多年的友谊，为人生事业途中的相遇，感到特别的快乐和幸福。（2021.4.10）

【赵军简介】

赵军，原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珠江电影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总经理。曾任大地院线首任董事长，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创始常务副总经理。从业44年，是中国电影改革先行者，国产电影市场重要推手，全国电影企业首批完成市场化成功转型的企业领导，所主导广东省电影市场连获十九年全国电影市场票房冠军。2012年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受胡锦涛习近平两届中央领导班子集体接见。2019年被评为华南地区商业地产功勋人物。第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荣誉会长。高级经济师。

整理报道：何媒矩阵、何媒工作室

图文编辑：何金德

授权发布：作者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