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重庆“地票制度”的创新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大学派短评（原创）

文/昌辉

重庆“地票制度”是黄奇帆在中国重庆乃至在全世界的一个独创！同时重庆的“地票制度”又是在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内做出的一个“非规定动作”，一点不犯规。经过7年的孤独运行，“地票”一词终于正式写进了中央文件。

重庆的“地票制度”创新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启示之一：机制创新有时比体制创新更管用。体制创新在中国大地上一向是一个低频率的事件，而机制创新的供给则更为稀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听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但经常是，只听门铃响，不见人进来。为什么？因为没有创新的机制安排出炉啊，所以大多数的体制改革和战略部署最后都飘浮在空中，一飘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重庆的“地票制度”就提供了一个战略落地的机制样本。

推进新型城镇化，消弥城乡二元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些战略怎么落地？重庆“地票制度”告诉你。

所谓“地票制度”就是把地处偏远农村闲置的、利用不充分的、价值很低的宅基地通过复垦，经验收合格，折算成地票，然后将一批地票集中起来，统一在政府设立的土地交易所挂牌交易，交易成功后，农民可以获得一定比例（总收益的85%，另外15%归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指标流转，地票跨界转移到利用水平较高的城市区域，使城市的“极差地租”惠及偏远乡村百姓，让身居偏远乡村的农民分享到城镇化进程的红利。

启示之二：制度创新的灵感和动力来自于解决现实困境或“痛点”，类似于创业项目方案的出炉。重庆“地票制度”正是这样诞生的。

全球城镇化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则农村建设用地（一般为宅基地）相应减少由于二元分割的土地制度，使得中国城镇化建设用地反常怪异：城市人口增加，建设用地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建设用地不减甚至增加。新型城镇化造成农民“两头占地”，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刚性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耕地保护陷入只减不增的困局。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已将“耕地红线”划定为18.65亿亩，谁敢触碰这条“红线”？但城市建设总不能就此停步吧。

困局和“痛点”就在这里。怎么办？闯“红线”不行，停止建设也不行，按照既有的体制机制，则完全打不开这个死结。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而探路不仅需要政治勇气也需要经济智慧。黄奇帆就是这样双料的“创新大咖”。

享有“金融市长”称号的黄奇帆敏锐地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现实困局中发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票交易机制。这个灵感也可能得益于20年前他接受朱镕基的委派考察美国纽交所的那段经历吧，不管怎么说，“金融市长”黄奇帆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原理，又突破了既往“拆旧区”，“建新区”那种“点对点”的挂钩方式，采用“跨区县，指标对指标”的新模式，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远距离、大范围的空间置换，再经过平台交易，让市场发现价格。这样，此前的条条死路就演绎成农村、农民，城市、政府与企业等共赢的崭新格局。

面临困境，很多人知难而退，一筹莫展，既无政绩又心灰意冷，而锐意改革，则可能成就斐然，决策者也会获得极大的自我实现的快感。

启示之三：重庆“地票制度”七年孤独运行，说明地方和基层创新稀缺艰难。为什么这样？原因极其复杂，但创新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不理想是其根本。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从来就是潜规则盛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创新者开拓者的“投入与产出”从来就是不对等的，而且大概率事件是有功时遭人嫉恨，有过时遭人“投石”，平庸者一世安稳。如果让这种腐烂的官场文化蔓延，则中国官场的开拓创新者将更为稀缺。

还有，中国官场乃至整个社会习惯于顶层设计，而不习惯于“基层探索”，更缺少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正因为如此，最高决策者异常劳累，而地方和广大基层则“随大流”，“跟着走”。纵观中国官场，出头出名有个性有才华的官员极其罕见，大家都习惯于“低调”，习惯于“听上面的”，还习惯于“大家都一样”。政治市侩之风盛行。所以整个官场呈现出不死不活、暮气沉沉，毫无生气和活力，这是相当可怕的官场文化。可以想见，重庆“地票制度”七年来的孤独探索，黄其帆承受了怎样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啊！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2016年5月上旬，重庆市地票交易所累计交易地票17.7万亩，353.4亿元。也就是说，城市建设反哺了农村353.4亿元。重庆“地票制度”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当然也还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比如，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目前的地票价格还不能反映复垦地块的真实价值，也就不能完全体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原则等等。

但是这些瑕疵和不足假以时日是可以不断纠正和完善的。遗憾的是，居然还有不少人甚至还有一些高级官员对重庆“地票制度”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三道四，甚至于根本否定。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官场心态和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