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文雄突访乌克兰：二战后日本首相首进战区

利用乌克兰冲突局势，推动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束缚，似乎已成为自民党的政策目标。

3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乌克兰。这是一次没有预先公布行程的访问，岸田及其随行人员奔波了一个通宵。21日晚，疲惫的岸田文雄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追加一系列对乌援助，并确认泽连斯基将视频出席即将于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

3月21日，岸田文雄访问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图：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作为G7领导人中最晚踏上乌克兰领土的一位，岸田此行仍颇具历史意义：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相第一次进入战区。引发东亚各国特别关注的是：岸田文雄在基辅的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将通过北约信托基金，向乌克兰提供3000万美元以获取“非致命性武器”。

伴随着日本国内关于“打破限制推动对乌军援”的呼声日益增加，利用乌克兰冲突局势推动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束缚，似乎已成为自民党的政策目标。西方媒体尤其注意到，对日本国内，岸田推动这一进程的说法并不是“日本要支持乌克兰”，而是“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

艰难的秘密访问

岸田文雄的乌克兰之行几乎是在“最后时刻”才完成的。2023年1月，泽连斯基和岸田文雄在电话会谈中提出，邀请日本首相来访。

此时，除了岸田，G7领导人们基本已完成一轮对乌克兰的访问。连去年秋天才刚刚上台、被外界认为“对乌克兰问题不甚积极”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在今年2月完成了自己的乌克兰之旅。

3月21日，岸田文雄访问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图：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必须在5月广岛峰会前完成出访，在峰会前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是日本政府设下的底线。但这对日本而言尤其困难。首相行程必须向国会通报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到2月底，在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等党内大佬的协调下，日本朝野各党已对首相可以秘密出访乌克兰达成谅解。

问题是，其他G7国家都动用本国军队和特勤机构为领导人前往乌克兰提供便利，但日本领导人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访问战区，也没有法律赋予自卫队参与此类行动的权力。

3月19日夜，一架私人公务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标志着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架小飞机仅能乘坐10人，由日本政府官员在幕后租赁，比岸田文雄访问印度的专机早三个小时左右抵达新德里。

会见完印度总理莫迪后，岸田偷偷登上该私人公务机，于20日午夜飞抵波兰东南部边境。此时他的行程仍严格保密，日本媒体和公众以为他会在21日结束访问印度的行程后回国。

21日凌晨1时30分左右，NHK记者看到岸田在波兰边境小镇普热梅希尔（Przemysl）登上火车，视频画面显示，除了极少数日本随员外，岸田身边似乎有来自欧洲或西方国家的安保人员伴随左右。

哪些国家为岸田的行程提供了安全保护，仍不清楚。在基辅的记者会上，岸田只提到这趟旅程得到了乌克兰政府的大力帮助。

拉夫罗夫的“酒友”为何转变？

3月21日到达乌克兰后，岸田文雄先访问了去年4月发现大量平民遇害事件的小镇布查。他屈膝将一束白花放在纪念碑前，然后和随行人员一起鞠躬哀悼。他说，他亲眼目睹暴行发生地后“深感愤怒”，日本“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直到这片美丽的土地恢复和平”。

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在布查献花

岸田还回顾了自己在外相生涯中两次访问基辅的历史。那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战争发生后，日本是唯一一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亚洲国家。该地区的其他发达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都仅选择谴责而没有行动。

但岸田没有提及的是，当时日本的制裁被视为“被迫的”和象征性的，其制裁既不包括能源和国防部门，也显然不包括此后一系列访问日本的俄罗斯高官。立命馆大学研究员Maria Shagina指出，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俄罗斯的关系和乌克兰问题分开，希望解决日本与俄罗斯长达七十多年的领土争端”。

身为安倍政府的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之前并未和乌克兰人建立什么密切关系。相反，他被视为西方领导人中少数能和俄罗斯高层对话的桥梁人物。他以过人的酒量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立了私人友谊，双方在岸田外相任内会晤九次。

2018年3月，拉夫罗夫在生日当天访问日本，岸田文雄特别赠送他生日礼物：日本顶级威士忌“響21”。拉夫罗夫非常高兴，后来特别回赠了一瓶伏特加作为回礼，而且将礼物做成书籍的包装，并和岸田开起玩笑：“我想岸田君更喜欢（里面）这个礼物，而不是书。”

然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改变了这一切。截至岸田出访时，日本对乌援助总额已突破70亿美元，日本政府在危机升级一周年之际发布一系列应对措施表示，日本已还向乌克兰提供了无人机、防弹背心、头盔等物资，并在官方文件中多次强调“俄罗斯犯下战争罪”、“应该严正追究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责任”。岸田文雄本次乌克兰之行，再次表现了日本政府明确的站位。

岸田文雄为何有如此转变？自民党外交安保政策顾问细谷雄一称，除了国际局势、东亚局势整体紧张，美日军事同盟不断强化之外，日本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两种国际秩序立场之间的冲突”，而日本必须反对“大国主导型的国际秩序”，以避免“任何无核武器的国家沦入无法自主决策、受俄罗斯或美国等大国控制的局面”。

简单来说，乌克兰危机升级，触动了“和平宪法”转向期日本国内的深层焦虑。民调数据亦反映了这一结果：共同社民调显示，86%的日本民众赞成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只有5%的民众对俄罗斯仍存好感。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决策和公共舆论可能落入了自民党的话语陷阱。细谷雄一即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日本应该参与军事行动，而是应该参与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至于具体秩序，则是：“联合国和多边机制未能阻止冲突升级，所以多边机制应该辅之以军事安排，包括美日军事同盟”。

代表性的政策转向是：去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新“三大安保文件”，宣称日本面对地区新安全形势须具备“反击能力”，并将军费预算提高到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程度。

有专家指出，修改宪法第九条走向“正常国家”，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本世纪以来长期努力的方向。自安倍政府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后，将武力使用方式从“专守防卫”转向“可以反击”，是必然的“下一步”。而乌克兰危机，已成为现政府推动这种转向的理由。

“不论如何，日本一直以来在外交安保战略中奉行的‘微妙平衡’，将越来越难以维持。”美国智库CSIS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