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真实的国际地位是怎样的？

在宏观层面，中国成为西方与非西方的枢纽。

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位置，国家也一样。

中国的崛起，根源于正确的工业化路径。但很多时候，即使做出正确选择，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确实存在重大的历史机遇，起到了催化、推动的作用。

这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催化，使中国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样子，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并重新定义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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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机遇

工业化、城市化遭遇西方产业外包大趋势

科技创新，在西方经济发展中，一直有着重要作用。

从最初纺织机械、蒸汽机、内燃机等掀起的工业革命，到现在计算机、智能化技术，每一轮创新，都为西方带来突飞猛进。

创新带来高额利润，极大增加社会财富。

在旧时代，增加的社会财富，虽大部分被创新部门占有，但也会拉动周边行业发展，而且富人财产也附着社会义务，如救助穷人、修路等。

然而，西方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轮创新发展，却没有显著惠及普通百姓，它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

诺基亚等传统企业，拥有完整制造产业链，生产统一的消费品，满足人们基本需求。

但随生活水平提高，个性化需求井喷涌现。

拥有全产业链企业，在面对多样的个性需求时，无力承担高昂的调整成本，逐渐走向“越努力越失败”的逻辑终点。

舍弃对全产业链的奢求，着力打造创意和品牌，才能成为制胜法宝，比如苹果公司。

这就导致生产制造、装配等环节，需要大量外包。

谁能承接这样大规模外包？

需要两个条件：生产必须高效率；生产必须高弹性。

高效容易理解，弹性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个性化需求，越能适应不同需求，越有可能承接大量外包业务。

两个条件耦合，承接方只有一条路可选：有大量专业的、精细化的中小型企业。专业化能带来高效率；中小企业彼此配合、适应带来高弹性。

举目全球，只有中国，能满足制造业外包的需求。而且，简直就像虚位以待。

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很多城市，建设了大量的工业开发区。

90年代，中国轻工业大规模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在轻工业向重工业换挡过程中，即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简单说，就是原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80%归入了地方政府，中央收入很少。钱少很难办事，很难大规模投资，很难支持西部不发达地区。

分税制改革后，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划归了中央。第一年就从前一年的两成，增加到了六成。

但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种，全部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鼓励建筑业大发展。

在此之后，地方政府建设了大量的空白开发区（广义城市化）。

而这些开发区，如果没有企业进驻，企业无法盈利，系统就无法长久运营下去，政府的融资无法偿还，风险会大增。

巧合的是，恰逢西方大量外包机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促成了工业化的关键腾飞。

当然，后来加入WTO，也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中国的崛起，有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有城市化和西方产业外包时间重合的历史机遇。

在高速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适应能力，并深刻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中。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不断改变着世界秩序，使原来“中心——外围”结构，逐渐演化为双循环结构。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沟通西方与非西方的中介和枢纽作用。

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深刻影响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只有将自己的视野和格局，提高到世界高度，才算真正回归了“中国”本该具有的普遍主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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