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公司

 

二战中的公司

苗延波

战争需要无数的人力、物资和资金的支撑，现代化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取决于参战的人数，物资、资金和后勤的保障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二战期间，各参战国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几乎倾尽人力、财力、物力，为战争不惜利用和消耗掉一切可用资源，此时的公司，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国家民族的前提下，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沦为了战争的工具，它们在战争中起到了为战争造血、支撑战争进程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公司完全由原来的民用品生产公司成为了军工企业，为战争提供一切所需的物资和装备。

一、德国

1939年大战初期，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生产总值所占的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分别是：美国占37%，德国14%，英国12%，法国10%。德国是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尤其是战争必须的煤和铁，储量是非常丰富的，品质也很好。而且，德国地处中欧平原，土地平坦，适合发展农业。

德国是欧洲最早实行总体战的国家，其国家建设在平时就考虑到了战时需求，对全民动员和战时经济的把握也是欧洲最好的。到了战争爆发时，德国的军费支出是财政收入的一半。到开战时，德国已经储备了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的粮食、糖，27万吨猪油、腌肥肉和黄油，以及大量的饲料用燕麦、玉米。同时，德国军方还囤积了很多皮革、布匹和丝绸。

战争爆发后，德国建立了上夜班、节假日上班和奖励加班加点的制度。工人们在战争初期很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换取加班费。某些部门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到12小时（不包括后期的奴隶劳工）。1940年1月，德国新征召的工人数量达到了140万。

1941年之前，德国兵工厂的人数增加了11%。但德国大力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他们建立工业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在各工业部门内部设置有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和联营机构，他们使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无论是位于埃森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地区只有十多个人的家族小工厂，都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同样规格的枪管、子弹、齿轮和其他产品。在这种新的控制体系下，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但在此期间消费品的产量只有少许的降低。

下面，我们从德国著名的军工企业克虏伯公司在二战中的表现，可以对德国二战期间公司的状况略见一斑。

1906年，在德国埃森市出生了一位未来的德国军工业的巨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他与克虏伯帝国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6，我们暂称为老克虏伯）同名。克虏伯家族一直是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柱石，受到国家最高当局的垂青。老克虏伯生产的大炮曾使俾斯麦在19世纪中叶先后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克虏伯大炮，口径280毫米。炮管长11.2米、重44吨，仰角可达30度有效射程19760米，炮弹3000米内可穿透65.8公分的钢板，每分钟可发射1—2发炮弹。这一尊尊钢铁后膛大炮曾经几乎就是中国海防的代名词。

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使克虏伯十分痛苦，协约国来拆他们的工厂，他的父亲被宣布为战犯（未遭监禁）。随后，魏玛共和国成立，工人起义并占领埃森，法国人占领鲁尔区。童年时代这些精神上的侮辱成了克虏伯日后死心塌地效忠于希特勒的最主要的主观原因。

一战后，克虏伯家族仍然一心发展家业。他们设立新公司，建立新工厂，买进新煤矿，其产品主要销往苏联。不久，在德国参谋部的要求下，克虏伯家族秘密参加了德国的重新武装，1926年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两年后恢复生产大炮。

这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已经成年，作为长子，他拥有家族继承人的一切权利。怀着对法国和欺辱过德国的其他所有国家的仇恨，渴望德国复兴的宏志，1930年，克虏伯加入了德国纳粹党，第二年成为党卫军成员。他把希特勒看作洗雪1918年民族耻辱、复兴德国的民族英雄。1936年10月1日，29岁的克虏伯被正式任命为负责重整军备的副经理。1939年他接替父亲执掌克虏伯帝国的大权，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时代开始了，在随后的5年中，他尽心尽力地扮演着第三帝国军械师的角色。

战争爆发之初，每天上午9时整，他乘车到达办公室，工作到深夜。办公室里挂着希特勒的肖像，下面写着“同元首在一起，直到胜利！”他独自一人在里面工作，晚上一边喝威士忌，一边抽骆驼牌香烟。到1943年，克虏伯帝国直接或间接雇佣的人员已达20万，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

二战结束后，他于1948年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反人道、掠夺被占领地区和阴谋反对和平”，他的工厂则交由英军接管。但他在监狱中待了不足4年。1951年1月31日，克虏伯与60位囚犯一起被释放。

二战期间，克虏伯公司生产了无数的武器装备，但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克虏伯虎式和豹式坦克。虎式坦克于1937年春季开始研发，开发过程几经周折。到1941年提交上一款35吨左右，配备75mm火炮的坦克设计方案。然而，苏联T-34型坦克的诞生宣告了这些设计的过时。于是，定制标准立刻提高，包括车重增加到45吨，并配备一款88mm火炮。新坦克的原型车必须在1942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上亮相。由于研发时间有限，原先较轻的底盘设计被保留。增加的重量使得一些部件需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该车可靠程度、稳定性相对降低了。虎式坦克没有借鉴T-34坦克的设计经验——斜坡式装甲在防穿透方面的优势，但其采用厚重、制造质量优良的直面装甲，与苏式T-34坦克相比在实战中表现得毫不逊色。它的主要缺点是油耗过大，在后勤运输线遭到前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下，许多虎式重型坦克变成了一堆废铁。此外，它的生产成本非常高，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了49234辆美国M4谢尔曼式坦克和50000 辆苏联T-34系列坦克相比，德国仅生产了1355辆的虎I坦克和500辆的虎II坦克，数量的悬殊比较也直接导致了虎式坦克的优越性能无法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虎式坦克的设计在时间、原材料和建造费用(德国马克)都非常昂贵，虎I坦克的成本相当于当时Ⅳ号坦克的两倍和Ⅲ号突击炮的四倍，相当于T-34坦克的三倍和IS-2坦克的两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所装备的坦克（如PzKpfwII、III、IV），其战术性能偏重于机动性，火力和防护不足，在苏德战场上与苏军T-34中型坦克交战时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德国不得不迅速研制和生产能与T-34匹敌的新型坦克，因而，豹式坦克（Panzerkampfwagen V Panther，又称五号坦克，一般称为“黑豹”坦克）应运而生。豹式坦克在1943年中期至1945年的欧洲战场服役，并且取代了三号坦克和四号坦克，并与一些重型坦克一同作战。豹式坦克是为了对抗苏联T-34坦克而制造出来的，在1944年2月27日，希特勒下令将它改称“豹式坦克”，服役直至战争结束，它被认定为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出色的坦克。直到今天，德国生产的坦克仍以“豹式”命名。

当然，像克虏伯公司这样忠心服务于战争的公司在德国并不在少数，正是这些与克虏伯公司情形类似的德国公司的倾力奉献，保障了德国二战期间的军火和物资供应，它们才是二战期间德国重要的战争工具和战争的保障。

二、美国

对美国来说，二战的影响是深远及多方面的，它决定性地终结了大萧条，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角色，它可以管控经济活动，或通过支出及消费部分控制经济。美国的工业通过战争得到了复兴，到1945年时许多工业部门不是大幅倾向（如航空及电子工业）就是彻底依赖于（原子能）国防生产。

二战以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承诺实施“新政”的前提下，缓解了大萧条的一些影响，但并没有终结经济危机。到1939年，随着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美国还深陷于大萧条之中。

当1939-1941年间战争遍及欧洲及亚洲之时，美国联邦政府的领导层就已经把战备视为最重要的一环——通过一些国家级计划为战争作准备：扩充军队、增强如英国等盟国的实力，以及最重要的是将美国的工业基础生产从民用物资转向生产武器等其它战争物资。这种“转型”是1940-1942年间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开始，许多行业的公司高层拒绝转向军工生产，因为他们不想让市场份额落入那些没有转型生产的竞争对手手中。为此“转型”成为政府官员及劳工领袖的目标。1940年，一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高级官员（the United Auto Workers labor union）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支持主要的汽车厂商转产飞机产品，这推动了转型的进行。虽然该计划最初被许多汽车厂商高层及联邦官员所拒绝，但鲁瑟计划成功促使美国大众意识到美国对战争准备工作的滞后。不过汽车厂商直到1942年才完全转型进入战时生产，1943年才开始大规模飞机生产。

但是，并不是所有产业的转型都如汽车产业转型那般滞后，商船制造业的转型动员就更早及更富有成效。商船制造业由美国海事委员会（U.S. Maritime Commission (USMC)）监督，该机构成立于1936年，以挽救自1921年起便处于萧条凋敝中的造船业并确保美国的船厂有能力满足战时需求。随着美国海事委员会的支持及资金资助，全国各地开始新扩建造船厂，特别是在海湾及太平洋沿岸地区，商船制造业开始腾飞。1930-1936年间整个行业只建造了71艘船只，而在1938年到1940年间，由海事委员会资助的造船厂共建造了106艘船只，随后这些船厂在1941年中又独立建造了几乎同样多数量的船只。造船业成为美国战争准备中的先锋行业。

根据租借法案，许多由美国造船厂建造的商船将美国的物资运送至欧洲盟国手中。租借法案使得英国与苏联在美国于1941年12月完全参战前有能力与轴心国作战。1941-1945年间，通过租借法美国出口了价值325亿美元的物资，其中价值138亿美元的物资提供给了英国，95亿美元的物资提供给了苏联。但毋庸置疑的是，珍珠港事件成为美国各行业转型的巨大助推剂，美国创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真生迈向战争动员的第一步。

从1939年开始进行战备到1944年战时生产达到顶峰，美国领导人认识到任由战时经济的发展处于无控情况下带来的风险过于高昂。为了协调经济的增长并保证战争必需物资的生产，联邦政府成立了一批战争动员管理部门，这些部门不仅采购物资（或安排陆军和海军采购），而且在实际生产中直接监督这些物资的制造商，并对私人公司及整个行业的运作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在战时，美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缩减了民用产品的生产（例如汽车），甚至还缩减了一些与战争相关但没有军事用途的产品（纺织品及服装）生产。政府的高级动员管理部门关心的是采购诸如坦克、飞机、舰船等工业制成品，以及钢铁、铝等原材料。美国GPD在战争期间其增长速度极为惊人。

按照1940年币值计算，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支出军费开支情况为：

1940年为101400000000美元，占联邦开支总数的17.53%；

1941年为120670000000美元，占联邦开支总数的47.15%；

1942年为139060000000美元，占联邦开支总数的73.06%；

1943年为136440000000美元，占联邦开支总数的69.18%;

1944年为174840000000美元，占联邦开支总数的86.68%；

1945年为173520000000美元，占联邦开支总数的89.49%。

为了监管如此快速的增长，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成立了一系列战备管理部门，包括紧急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及其主要分支机构、国防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生产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及战争资源分配委员会（the Supply Priorities Allocation Board）。

1942年1月，为了协调民用及军用生产需求措施的一部分，罗斯福总统成立了一个新的动员管理部门——战时生产局（the War Production Board，WPB），并将其直接置于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经理(Sears Roebuck)唐纳德•尼尔森（Donald Nelson）的管理之下。

但是，到1942年底已经很明显的表明尼尔森及战时生产局已无法彻底掌控不断发展的战时经济，特别是和陆海军在关于是否有必要继续生产民用品上的争吵。因此，1943年5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战争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并在7月任命前任美国最高法院ＤＦ官、“总统助理”詹姆斯•贝尔纳（James Byrne）为该部门负责人。虽然战时生产局并没有被撤销，但战时动员办公室很快就成为华盛顿的主要动员协调部门。贝尔纳通过担当战时生产局内对立各派系间仲裁人角色、解决委员会与武装部队之间的分歧、处理战时人力委员会内众多问题等方式成功在各战争勤务管理部门间就协调战时生产达成协议。战争动员办公室掌控了民用劳动力市场并保证了向军队持续提供征召入伍的士兵。

美国经济在1941年至1945年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固定美元币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此时国家仍处于大萧条的影响下，增长到1944年的1350亿美元。与战争相关的生产从占GNP比重的2%增加到1943年时占GNP的40%。

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工业、造船业等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以航空业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在1941-1945年间，美国的飞机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比如，B-29“超级空中堡垒”之类的重型轰炸机的生产，是数以千计的工人、四座大型工厂、3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的产物。B-29项目依靠了美国陆航、多家大型私人承包商及工会组织前所未有的组织管理能力。总体而言，美国飞机工业是战时经济中最大的单一工业部门，产值达到450亿美元（占1830亿美元战争物资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一），雇佣了惊人的200万人，生产了超过125000架飞机，其中，轰炸机49123架、战斗机63933架、运输机14710架，总计127766架。

美国电气公司是由老摩根在1892年出资把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汤姆逊—豪斯登国际电气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组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家公司大发战争财，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在新兴的电工技术部门——无线电方面居于统治地位，1919年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即美国无线电公司，几乎独占了美国的无线电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通用电气公司的产量和利润额急剧增长。

在二战期间，通用公司也由和平时期向战时生产转换。这种转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确定生产规模。1941年美国参战后，通用汽车公司迎来了有史以来汽车业最繁忙的时期。在整个二战期间，它为美国生产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有一次，他们接到了一份订单，海军要求他们生产舰载飞机，但是，舰载飞机的生产才刚刚起步，存在着工程和制造方面的困难，需要相关的所有部门的通力合作。于是，他们合并了属于不同分部的几家东海岸的工厂，建立了一个新的分部，由新的管理层统一领导。由于全体人员的努力，他们还是按时、按质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成立于1802年、有“战神鹰犬”之称的美国杜邦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大财。在1944年至1945年间，公司雇员的总数超过了11万人，其中在政府工厂工作的雇员5万人，在杜邦公司工作的员工6万人。而真正让杜邦公司名声再起的是1942年底他们接受了一项联邦政府的重要合同——政府雇用杜邦公司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建造一座试验工厂，同时又在华盛顿州再建一座正式的大型工厂，其主要任务是研制“曼哈顿工程”所急需的钚。

在联邦政府与杜邦公司签订的“曼哈顿工程”合同中，政府明确指出：首先，杜邦公司在此项过程中的利润是不能直接增长的，意即该工程不可能为杜邦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富；其次，有关此项工程中的所有专利权属于联邦政府。对于联邦政府的要求，杜邦公司没有任何异议，全然接受了合同。杜邦公司在“曼哈顿工程”中所看重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政府对他们的信赖与重视，通过这项工程，杜邦公司还可以获取及其宝贵而又十分机密的重要情报资料，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合同签订不久，杜邦公司指派公司的技术骨干、化学师、公司董事克劳福德 格林沃尔特负责此项工程。1942年12月2日，格林沃尔特来到芝加哥大学的特别小组实验室，与恩里克 费米博士等人开始着手具体试验。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准备从天然铀中提取铀235，进行原子核转换，然后获得钚239。1942年12月2日下午3点半核动力试验获得成功，从这一天开始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这样，设计、建造、生产核武器的工作就落在了杜邦公司肩上。为了实现“曼哈顿计划”，杜邦公司集中了6万多名技术员，从东部搬迁到西部的翰符德，经过两年多的奋斗，终于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在实施“曼哈顿计划”中，杜邦公司向政府报价将近4亿美元。杜邦公司通过此项工程，提高了自己的技术人员的水平，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有关原子能方面的科技情报和技术。正因如此，虽然杜邦公司于1946年11月终止了与联邦政府原子能委员会的合同，可是，鉴于杜邦公司在原子能方面的技术力量与管理经验，原子能委员会又与杜邦公司于1950年签订了一份新合同，要求杜邦公司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为政府建造一座核染料工厂，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发展氢弹计划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不仅通用公司和杜邦公司，在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公司都全力地投入到了战时的生产之中，为全世界提供军火和战争器材、设备。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马上需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海军已经拥有一种性能良好的飞机，但珍珠港事件之前，这种飞机由人工制造，由技术熟练的机械师在小型车间里一次只能完成两三架的产量，而现在必须达到一次几千架的批量生产。从来没有生产过类似飞机的XYZ公司接受了这一任务，此前该公司的工厂从事灯罩、开关和组装汽车车身的生产，这次要生产这种新型飞机必须先拆除旧厂房，盖起新厂房，结果，从厂房拆除之日起，到第一架飞机离开流水线，其间只用了25天的时间，这条流水线每月可生产200架飞机。

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实质已经成为了世界军火工厂。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得以从根本上摆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困扰和阴影。可以说，是二战拯救了美国，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如果没有二战，美国至少还要在痛苦中挣扎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三、日本

一战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这一过程使日本欠下了巨额的国际债务，并且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也造成了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色。这些垄断财团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促成了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在此情势下，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内强化统治，对外经济扩张并转嫁危机的政策。在此大背景下，在企业面前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加入到战争的队列中，陷入罪恶的战争沼泽中，并沦为“财阀”；另一条路，就是拒绝加入战争队列，而面临着被兼并、封杀，甚至毁灭的道路。特别是随着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的产业界便被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从此，日本的民用工业逐渐受到了挤压，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1937年至1938年间，为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颁布了“战时三法”，即《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的法律》和《国家总动员法》，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之走上战时的轨道。其中，1938年3月24日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战时国家主义统制立法的核心，它将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其后，又根据此法颁布了各种统制法令,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统统纳入到国家统制的范围之内。自此以后，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地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生产。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原本物资匮乏的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增加，随后，日本政府施行了一系列的战时经济政策，致使日本的产业结构极度畸形。

我们可以从日本松下电器在二战中的遭遇对日本企业在二战中的情况略见一斑。

1918年，松下幸之助在大阪创立松下电器制作所，创业之初是由3个人组成的小作坊，以不足200日元资金，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创业。创业时他们做的是电灯灯座。1927年开始制作自行车用的车灯，到1929年底，因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司的产品销售额只有平时的一半，仓库里的滞销产品堆积如山，企业开始走入困境。但是，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松下电器的库存迅速减少，仓库里堆积如山的产品（电熨斗等）全部被销售出去，不仅如此，松下还要立即恢复全员生产，加班赶工，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对松下电器的需要。由此，松下电器创下了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实现公司历史上最高销售额的奇迹。然而，随着战争乌云的笼罩，松下电器也未能逃避这一现实的巨大挑战。1937年10月4日，松下幸之助在公司的例行朝会上宣布了松下电器向军需工业转移的方针，并且委派公司的元老之一、松下幸之助的妻弟井植岁男专门负责此项“转型”工作，他自己则承担起干电池公司的工作。

1938年初，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货，产品时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松下电器的几个下属公司，奉陆军部和海军部之命，制造了军用电池、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大型警报器，以及电子管、电阻、电容器等电子元件。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本政府开始指定某些定点生产军用产品的企业，在松下电器中，到战争结束时，这样被日本政府指定的厂家就有松下造船公司、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松下无线电通信机械制造公司、松下金属公司、松下干电池公司等数家。

1941年日美开战以后，日军深感船舶的缺乏，遂计划建造木船。1942年，日本军方决定制造250—300吨级的木船，以应急需。这一任务，日本军方交给了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认为为国家效力是理所应当的事，在与军方确定了木船的标准之后，决定按照福特装配线作业的方式来造船，将造船工程分为八个程序，每一程序分工明确并限制时间。6个月后，第一艘250吨级军用木船下水，伺候，每隔一个月就有一艘木船下水。在第一艘木船下水时，日本政府要员、军界首脑等都来参观第一艘军用木船下水仪式，一时，盛况空前。接着，军方又向松下幸之助提出了制造飞机的要求。而对于松下幸之助来说，根据当时松下电器的技术和设备状况，要制造飞机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凭着一腔爱国热血，他还是答应了下来。在接受制造飞机的任务后，松下幸之助于1944年出自3000万成立了“松下航空工业公司”，飞机引擎有三菱公司提供，飞机机身及相应配件、仪表等全部由松下公司负责。机身材料主要是坚铝，但由于美国封锁了日本海上贸易和运输线，日本的进出口遭到沉重打击，在坚铝材料无法得到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利用胶合材料的工艺，来代替坚铝，于是，凭借着执着的奉献精神，终于在1945年春天制造出第一架飞机，试飞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标准。待等到由松下公司制造的第三架飞机飞上天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在战争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在既无技术又无设备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松下公司仍然创造下了制造出50艘军用木船和3架飞机的奇迹。在制造这些军用产品期间，松下幸之助以个人名义投入了4000万资金，日本军方和政府都无力支付，松下幸之助由此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些投资完全成为了“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致使在战后的几年中松下电器始终感到振作乏力，这种乏力不仅有经济上的，更重的是心理的乏力。这次失败是松下幸之助在人生理念和人格上的一次惨重失败。

在整个二战期间，像松下公司这样竭尽全力、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为国家报效的企业不在少数，比如三菱、三井、住友等著名公司，他们对于政府的、军方的需求，有求必应，对于日本军方的支持是十分显著和巨大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大公司、企业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日本无论如何是无法把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即使开战了，也无法取得明显的进展，甚至很快即面临全面的崩溃。因为，战争打的就是资源、技术、设备和后勤保障，没有各个工业公司提供的武器、装备的保障，一个国家是无法发动任何战争的，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