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从何而来？

作者：三青时间：2023-05-01 阅读数：人阅读

我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这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020年看到中国抗击疫情的超高效率发出的惊叹：

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非战争状态下全面封锁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所有公共交通运行，机场、车站、公交、地铁等所有离汉通道全部关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座华中最繁华的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

中建三局、汉阳建工等建筑公司合作，分别以10天、12天建成两所高规格的负压传染病隔离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并在湖北各地修建方舱医院，将病患应收尽收

全国14亿人自觉遵守政府号召，全部居家隔离，从而切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链

动员全国10%的医疗资源集结到武汉，东齐鲁、西华西、南湘雅、北协和，四大天团在建国以来首次汇聚一地，携手抗击新冠疫情

中国将99%的感染病例控制在境内，为其他各国抗击疫情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

这样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动员规模、动员效率是前所未见的。

这样的动员能力，对于友好的国家是惊叹，对于敌对的国家是震慑。

日本媒体也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紧急动员能力推算出，中国的空运、铁路、公路运输效率，分别是日本的4倍、90倍、70倍。借助于运转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中国可以将大量的救援物资、医疗人员运输到武汉和湖北；借助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实施对所有人的疫情监测与有效管控，将数据实时汇集到相关部门，为政府管理提供有效、可靠的信息。所以，中国才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将疫情扑灭，并且随后向全世界输出抗疫经验，并提供大批医疗设备，如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ECMO。

对物质资源、人口的动员能力，中国双双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古已有之。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上世纪8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两大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最严重的国家，每年因为洪水导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一万亿元。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来，遭遇到的自然灾害不计其数，台风、洪水、干旱、地震、瘟疫，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需要政府动员人口、资源去救灾，那么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够保证救灾效率。

同样，军事战争也需要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每一次战争，都需要动员超过100万的青壮年参与前线作战与后勤物资保障。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部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食与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太过惊人，但也正是如此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才保证了华夏文明能够抵抗外族入侵，华夏文明得以延续至今。

因此中国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即使到现在依旧是如此。

在对物质资源动员方面，最关键的就是医疗资源，比如口罩。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口罩日产能仅为2000万只，但是当政府察觉到口罩需求远大于供给之时，就全面动员企业生产口罩，而生产口罩所需要的口罩机，则大部由国企、央企研制，并提供口罩生产原材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就将口罩日产能提升至1亿只，虽然依旧供不应求，但是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需求，并且口罩生产、熔喷布生产公司也在不断成立，口罩产能在四月份也达到了6亿只，占据全世界一半的口罩生产量。

而在今年年初，口罩日产能达到了55亿只！！！

如今中国的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并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产值总和，这样的成绩单是建国70余年，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正是借助强大的制造业，中国才能够为武汉和湖北提供强大的物质资源的支持。

而中国能够保持强大动员能力的硬实力基础就是：

政府掌握着土地所有权、70%的工业固定资产的运行、70%的金融资产的运行。正是借助这些硬实力，中国才能够进行全民总动员。

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如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等，大多数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国家掌握国有企业80%的资金，是最大的股东。如此，政府才能够大规模调动资源，对武汉和湖北进行救援。

这样的动员能力，足以令国人自豪，但这还不是国家动员能力最强大的时候，动员能力的巅峰时期是在1949年——1976年。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成为一个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国家。因为，中国通过革命战争，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全面清除，在中国的领土上，不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任何军事力量，更不可能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即使是租界，也不可能。

同时，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地主阶级在城乡两地连根拔起。而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是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而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是所有权力的经济基础。只要打倒了地主，族权、神权与夫权也跟着动摇，封建主义也就会随之扫除。农民获得了土地，也就解决了经济问题，‘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稳定，就是国家的稳定。

而消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中国实现了政权的统一，自1917年袁世凯去世后的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消失。

但是，新中国还是要防范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对社会的渗透、对权力的越位、对动员空间的占有，这种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

在2000多年前的商鞅变法之时，所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为了防止贫富分化，防止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在商人手中，预防政治的资本化（或者叫资本对政治的越位）。

当商人掌握大量财富之时，他们不会去投资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公共事业，而是会投资能够短期盈利的产业，比如商业或者是投机市场，如果不加以制止，他们依靠雄厚的资金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必将带来更大范围的贫富分化，国家也会逐渐被资本所控制（政府逐渐资本化）。因此在经济力量崛起之前，必须动用政治力量来约束经济力量，让大量资本、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农抑商’政策。

国家尽可能的将资本、劳动力与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够尽可能的进行军事行动，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国用富强’，为后来吞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而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也是如此，为了要完成工业化和赶超战略，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必须采用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

于是，政府将企业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剥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实行‘人财物、产供销’，将所有物质资源的支配权都归到政府手中。

同时，在农村也实行统购统销策略。在1953年，政府只是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农民满足政府的购买数量之后，剩余农产品才能够到农贸市场去售卖，在没有满足之前，就只能交给国家，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可以自由定价。

为了减少开支，政府便压低价格。可农民是理性人，他们就会减少生产粮食和棉花，多生产那些价格未被压低的产品，所以很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会被压低。

所以，在1954年，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被压低了，方便政府进行统购统销，芝麻、花生、鸡蛋等都在统购范围之内。政府也能够动员所有的资源，推进国家的工业化。

而对劳动力的动员能力，也就是对依然足够强大，在三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是大跃进运动，二是上山下乡运动，三是大三线建设。

1954年和1955年世界和平会议在日内瓦与芬兰闭幕。在这两次会议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声浪成为主流，热衷于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遭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谴责。毛主席审时度势，对世界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阵营都要进行战后的调整，尤其是苏联，在二战中遭受到极大的破坏，迫切需要进行战后重建，因此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在10年内打不起来。立足这样的判断，毛主席在八大的准备工作上提议：

“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可以设想，如果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　、

‘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休战期，加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中国制定了《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2年规划确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国防现代化及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还确定了至1967年战略物资储备要达到的标准。因此，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步伐的“大跃进”轰轰烈烈的在全国展开。

1957年11月，毛主席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中苏谈判破裂，中国失去了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且还要向偿还苏联的贷款，并且苏联还对中国实施核讹诈，中苏之间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并且美国还将中国的多个城市列为核轰炸的目标，虽然没有实施，但是足以让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紧张不已，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达到极点。

为了应对随时爆发的战争，全民被动员起来大炼钢铁，就连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去捡可以用于炼钢铁的耐火砖，回到学校就能够被老师表扬；很多人将家中的炒菜锅、水壶都砸扁了，去炼钢铁。

在苏联撤资之后，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无法维持，城市中的私营企业、个体经济还没有建立，因此便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知青、教师、工人、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行政人员，他们在城市中无处可去，也造成了城市的不稳定，便被动员去了农村、兵团或者农场，由人民公社负责他们的工作、住宿等基本事务。

他们到农村中担任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会计等一些初级技术工作，这些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所不能掌握的。他们的到来，也为农村注入了活力，有的人成为农村基层干部，在农村呆了一辈子。

周总理也曾说过：人口要均衡发展，不要过分集中，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

毛主席也说到：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使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

中国一共有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分别是在1958年、1969年、1974年，其中以1969年规模最大，约有2000万人被动员下乡（同时这也说明当时的城市，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支援农村建设。‘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晒一脸黑，练一颗红心’，比如知名作家王小波、诗人舒婷都在这次上山下乡运动中受到磨炼。

在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大浪潮’中，就业问题便充分暴露出来。有很多人往往是两手空空就进入了而立之年，刚刚开始求职、创业。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因为无学历、缺技术、少工龄、无住房等先天不足的原因，而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的过早进入失业大军，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人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已经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再也不能重演。

而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政府更是感受到战争随时会爆发，而战争就需要军重工业为军队提供军事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的军重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而中国的海军建设尚在萌芽之中，无法应对外部强大的军事攻击。

而这些军重工业，大多是在苏联援助中国的156工程中建设的，来之不易。为了保全这些军重工业，就必须要转移到内地，因此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1964至1978间展开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建设运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

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到70年代大体已建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来看，在十几年之间，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厂为代表的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38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便为四川以后整个的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也还在继续发挥其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骨干作用。

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到70年代扩大到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

要使大批建设人员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工作与生活，现在看来谈何容易。但在当年，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闻风而动，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地区，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三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