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讨论公正，不得不提到《公正》这本书。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课堂上。这门课叫作「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是经济金融专业的必修课。在大学课堂上专门花一学期讨论公正，正是本书作者桑德尔提倡的。其实，这本书就是根据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整理而来。

为什么国内外高等学府如此热衷于讨论公正，这对普通人来说，难道不是无用的「屠龙之术」吗？其实，这本书讲的不是教你去制定完美的制度，而是在探讨面对种种社会现象时，如何运用哲学家一般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作者在书中将看似枯燥而遥远的哲学思想融入社会热议话题，引导读者思考。比如，康德会如何评价代孕，亚里士多德会如何看待大学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等等。这种思维训练，能够让我们在众说纷纭的社会热点面前保持清醒，不随波逐流。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我们可以先来了解本书的写作框架。这包括，如何从三种不同的维度衡量一件事或者一种制度是否公正。

第一种是，它是否能让功利最大化，最大化社会总体的幸福； 第二种是，它是否充分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 第三种是，它是否有利于培养一个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在这一框架上，桑德尔为我们介绍了不同政治哲学思想。在接下来的分享中，我会从一个虚构的例子出发，为大家解读《公正》一书对这三种路径的解读。

这个例子，是关于所谓的「趁人之危」。2008 年初，南方遭遇了一场雪灾，交通在春运的紧要关头瘫痪了，国道上都是受困的车，几个小时也挪动不了十公里。假设看不到头的车龙之中有你的一家人，孩子饿得嗷嗷直哭，这时候，外面有人敲着车窗，举起一块牌子：泡面 30 一碗，你会如何看待这种行为？让卖高价泡面的小贩赚走这 30 块钱，是公正的结果吗？

这时候，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就要开始神仙打架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开口说话：在大雪天，有人把热乎乎的泡面端到饥肠辘辘的人面前，不是因为小贩品德多么高尚，而是因为对利益的追逐。如果不允许涨价，泡面可不会平白无故从百货商店跑到车窗边。

亚当·斯密的老乡，杰里米·边沁，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什么是公正呢？让社会总体的幸福最大，就是公正。小贩赚了钱，孩子吃上了热乎饭，大家的幸福感都提升了，至于你因为被黑心商人宰了一刀所损失的幸福感，如果能够被其他人幸福的增长所抵消，让社会总体幸福水平有所提升，那么依然达成了公正的结果。

两人的高谈阔论惊动了亚里士多德，他捋着胡子，连声说着「德性，看看这德性」。注意，这里可不要将「德性」用北京话读出来，而是要将「性」发四声，表示美德和品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公正地分配一样东西，必须要讨论获得他的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品质。如果亚里士多德在篮球场上打控球后卫，那么他在考虑将球传给谁时，考虑的不是谁最有可能投篮得分，或者让谁控球能打出更好看的场面、赚更多的门票，而是考虑在自己心目中谁才能代表体育精神。至于卖泡面的这 30 块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恐怕也只能是最符合企业家精神的人才配赚走。

三个人在一起争论不休的时候，康德来了，每天他都会沿着这条国道散步。亚里士多德问，康先生啊，您说，卖泡面的这人德性到底怎么样，配赚走 30 块钱吗？康德却只是抬头望天，悠悠说道：「如果驱使他端着一碗泡面走上国道的，仅仅是赚钱的欲望，那么他就只是个可怜的赚钱工具。我对着一个工具，又怎么能评价工具是否道德呢？」

这一段虚构的争论，涵盖了书中用主要篇幅所介绍的哲学思想。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说。

本书首先讨论的是功利主义。「功利」这个词可能有些误导性，让人以为这是一种利欲熏心的理念，其实理解成「效用」更能贴近该学说的本质。功利主义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让幸福最大化，使社会中的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

大家可能听说过「电车难题」：一辆失控的火车飞驰而来，你站在道岔口，向左扳道岔，火车会撞死一条铁路上的五个人；向右扳道岔，则会撞死另外一条铁路上的一个人，这时候，怎么做才是符合道德的？假设挽救一条生命产生的幸福感和损失一条生命所带来的痛苦可以互相抵消，那么功利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撞死一个人——因为这符合让社会幸福最大化的公正观。

功利主义对公正的理解，可谓简单粗暴，也正因为其简单，所以引发了批评，尤其是在衡量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在书中，作者桑德尔提出了一点质疑：生命可以被量化吗？

桑德尔举了一个可能让人感到不快的例子：靠鼓励吸烟，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捷克政府曾经考虑增加烟草税，而一家烟草公司为了游说政府放弃这个念头，算了一笔经济账，得出的结论是纵容吸烟带来的财政收益要大于征收烟草税的收益。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尽管烟民会花掉政府更多医保费用，但他们的平均寿命较低，能够减少社会养老负担。平均下来，每一例因吸烟相关的死亡，都会给捷克政府省下 1227 美元财政支出。

这份分析报告给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公关灾难。民众愤怒了，他们认为烟草公司在和政府合伙谋财害命，哪怕节省下来的财政收入可以被用于发展民生、提升其他人的健康水平，都不足以平息这种计算方式给人带来的厌恶感。生命的价值不能被估计，这种朴素的正义感，意味着将功利主义全盘用于指导社会生活会面临极大的障碍。

对功利主义的另一批判，在于当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这一思想时，并没有对幸福感的性质做出区分，而是默认一切快乐都是等价的。在边沁看来，打一晚上麻将的幸福，和听一场交响乐的幸福，并没有本质区别。如果鼓励打麻将能最有效地最大化社会总体幸福感，那么全民搓麻也可以是一种公正的结果。

对此，功利主义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者，约翰·密尔提出了改良意见。密尔认为，快乐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有的快乐比其他的更值得追求。那么，如何区分快乐的质量呢？密尔提出了一种自认为很简单的检验方式，那就是：对于两种快乐而言，如果绝大多数体验过这两种快乐的人，都会对其中一种表现出明显的偏好，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高级的。

然而，《公正》一书的作者桑德尔却认为密尔的检验方式行不通。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给学生们播放了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片段，和一段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经典独白。桑德尔问了两个问题：问题一 ，你最喜欢两者中的哪一个？问题二 ，你认为哪一个是更加高级的快乐？如果边沁的检验方式成立，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一致的，而桑德尔在课堂上做的调查却表明，虽然辛普森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但《哈姆雷特》却被普遍认为带来了更高质量的快乐。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类是虚伪的吗？还是功利主义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其实，这也正体现了功利主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如果认为所有快乐和痛苦都是等价，可以放在天平两端进行计算的，那么生死大事也可以和经济收益相提并论，生命将会被贴上价格标签，就像一位烟民会给政府省下 1227 美元财政支出一样，是一笔违背大众良知的计算方式。而如果试图区分高级和低级的快乐，那么又会发现自己很难诉诸社会普遍认识，因为大家可能不自觉地口是心非起来。

鉴于功利主义的局限性，作者接下来提出了衡量一件事是否公正的另一种思路：自由至上主义。桑德尔抛出了一个设问：如果美国政府决定，从比尔·盖茨手中拿走一百万，分给全国最穷的一百个人一人一万，这一决定是公正的吗？功利主义者或许会说，不一定，因为这样可能阻碍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让他们害怕被「劫富济贫」。而自由至上主义者也可能表示反对，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会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一种根本性的权利，违背了人们支配自身财产的自由。

在自由至上主义者来看，强制纳税和强制劳动并没有本质区别：假设詹姆斯打一小时篮球能赚 100 万，那么，向他收 100 万的税，就相当于强迫其劳动了一小时，这和奴隶制有什么区别？这固然是一种较为极端的思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绝大多数人已经认可了适度再分配的正当性，但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仍然在引导着人们思考政府的尺寸和边界。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旗帜鲜明地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小，只需要保证私人之间的合同得到执行、保护人们不受压迫、盗窃和欺骗。这种「最小政府」理念，代表了一种公正观念：保护私人之间基于彼此同意所达成的契约，就是维护了公正。

然而，真的如此吗？桑德尔提出了质疑：有没有什么私人之间的契约，可能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违背公正的？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比如购买他人的器官，代孕，雇佣童工，花钱请人代替自己服兵役或者担任陪审员等。桑德尔在书中重点讨论了雇人代替自己当陪审员的情况。

在美国，当陪审员只能获得一天几十美元的报酬，还要丢下工作和家人，被隔绝和外界的交流，几天盯着一个案子。如果一个人一天能挣几百美元，或者认为陪伴家人的价值远超参加陪审团的报酬，那么他完全有理由雇一名游手好闲的人代替自己参加。按照诺齐克的观点，这可能也是一种公正的分配，而桑德尔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在法庭上参与审判，是一项公民为了理解司法制度、推动法治建设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不完全关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桑德尔对自由至上主义者还提出了另一点批判：不能离开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空谈自由选择。2019 年初，一篇关于北大硕士生送外卖的文章刷屏了，有人赞许他追求自由、敢于体验所谓「底层」生活的尝试精神；有人也不免说几句风凉话：硕士生觉得坐办公室太痛苦，可以选择去送外卖，大部分外卖骑手，又如何去体验白领工作呢？

这不是个耍嘴皮子的小问题，而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桑德尔有一个发现：随着美国的兵役制度从义务兵转变为志愿兵，从强制参军变成了自愿应征入伍，美国军人的家庭收入相对水平迅速下滑，军队中寒门子弟的比重迅速上升。这种趋势，真的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吗？说得更直接一点，露宿街头的人们，是真的自由选择了无死角仰望星空吗？

这就引出了康德对于「自由」的讨论。康德的哲学理论非常艰深，哪怕只是想出窥门径，也建议至少阅读《公正》一书的相关章节，在这里只说他对于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批判。

在康德看来，人们像动物一样追求快乐或者避免痛苦时，并不是真正在自由心动，而只是像动物一样追随着欲望。功利主义的理性有种做算术题的意味，计算着如何最大化收益；而康德反对这种像工具一般的计算，在他看来，理性不仅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工具，而是按照可以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另外，康德也认为，按照「他律」来行动，称不上自由。大家可能听说过「自律」，那么「他律」又是什么呢？桑德尔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自己被人从大楼顶层推下来，砸在无辜路人的身上，自己就不算是自由选择了砸伤他人，也不需要承担道德责任，因为支配自己下坠的是重力，是外部自然规律。类似地，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遵从社会设定的规则，按照外部给自己指定的目的去行动，在康德看来也不是真正拥有自由。按照康德的观点，从不自由的、被他人主宰的契约中寻求道德，追问公正，不可能得到让人满意的结果。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完全对私人契约的自由放任，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公正问题。说到这里，桑德尔将讨论拉回到了对于社会分配的探讨，追问为什么诺齐克的最小政府观念没有成为普遍现实，为什么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要接受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分配方式。作者在此引用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论证方式：一项名为「无知之幕」的思维实验。

「无知之幕」中的「无知」和智商无关，而是指人们在选择支持哪种社会制度时，一种抽象的原初状态。假设，人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己希望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处境，不知道自己的阶层、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等。他们有可能是王思聪，也可能露宿街头，有可能是美国的索马里移民，也可能是英国贵族。因为他们可能成为王思聪，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充分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而不用被强行一碗水端平；因为他们可能露宿街头，所以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让社会提供一张安全网，让在社会经济层面处于最底层者也能受到照顾。

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公正有一种程序正义的色彩，无知之幕背后的会谈，影射出了真实社会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博弈。在罗尔斯看来，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差距本身不代表不公正，关键还要看是否存在一套有利于社会中处境最不利者们的再分配体制。本书作者桑德尔举了一个例子：

美国教师每年平均工资是四万三千美元，而同样是动嘴皮子，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每年能赚三千一百万美元。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每年收入约二十万美元，而以在著名喜剧《法官朱迪》中扮演法官而闻名的演员每年能赚两千五百万美元。在罗尔斯看来，脱口秀主持人和演员有幸生活在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更为幸运的时代，在电视上扮演法官，比真正当法官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只要社会税收机制能让低收入者通过他们缴纳的税款获得帮助，这也可以是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

这样看来，罗尔斯说了一句让人难过的大实话：有的人居住于一个恰好奖励我们特殊强项的社会，这是对好运气而非品德的一种衡量。拆二代出生在了房价飞涨的时代，创业失败就卷款跑路的创业者们出生在了一个破产制度初步建立，公司制度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加以区分的时代，流量明星们出生在了一个人们愿意消费偶像光环的时代。就像杨超越说的，要牢牢捧住老天爷给的这碗饭，多吃几口。罗尔斯会说，没事，多吃几口吧，也别忘了给穷人们留一碗粥。

罗尔斯认为，如果有合理的再分配，那么对幸运程度进行初始分配，也说不上是不公正的结果。而桑德尔继续追问道：当我们考虑分配是否公正的时候，能够完全摆脱道德上的「应得」，完全不讨论人们配不配得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吗？

他用罗尔斯支持者的语气，写了一封通知书，告知一名大学申请者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写道：

「你进入了一个碰巧不需要你所提供的各种才能的社会，这并非你的过错。那些取代你而被录取的人，并不应得一席之地，也并不因为那些导致他们被录取的因素而值得表扬。我们仅仅将你和他们一样，作为一种满足更广阔的社会目的的工具来考量。」

这样一份通知书，如果放到网上，恐怕会引发如潮差评。桑德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很难接受脱离道德而讨论公正的思维方式。

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认为的。还记得一开始「天价泡面」的例子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于公正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会等同于关于荣誉、德性以及良善生活本质的争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好的篮球鞋应该给球技最好的篮球运动员穿，不是因为这样能创造更高的上座率或者广告费，而是因为他配得上。

但问题来了：一个人的品质，和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其中的相关性真的如此明确吗？

比方说，这里有一架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朗朗和一位收藏家都想要。朗朗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家，获奖无数；收藏家说，我是世界上最有品味的收藏家，我的藏品都是同类中最出色的。这时候，亚里士多德也犯难了：要决定把钢琴分配给谁，首先就要弄明白钢琴的意义是被拿来弹奏还是被拿来收藏展览。这个问题在乐器上或许还没这么难，但遇见更加模棱两可的场景，就很难说谁才配得到什么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模糊之处，所以践行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必须要考虑一件事物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想去哈佛大学，可是录取名额不够大家一人一份，那么如何分配呢？如果认为，哈佛大学的目的就在于为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那么问题很简单，顺着考试分数排名录取就行。但如果说，哈佛大学的目的也包括追求平等，促进社会阶级流动性和多元化，那么适当照顾少数族裔倒也说得通。如果有人说得赤裸裸一点，哈佛大学毕竟是个私立学校，目的就在于为投资者赚取回报，那么，似乎给学校捐栋大楼就发录取的做法，倒也站得住脚。在这个例子中，只要能够对哈佛大学存在的目的达成共识，那么基于这一目的的分配方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公正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也是如此。在他看来，分配政治话语权，就像是分配篮球或者录取通知书一样，应该交给那些符合政治的目的的人们。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好公民，培养良善的品质。何者为「好」，不是说全体社会成员习惯了就为好，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通过在讨论社会议题中运用智慧而培养基于实践的公正观念。

进行公共讨论，这一点就引出了本书中第三种追求公正的道路，通过共同推理，来实现一种基于共同体的公正。

为了解释什么叫「共同体」，桑德尔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为上一代人的罪行道歉？

有一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拥有过黑人奴隶，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为什么美国白人要向奴隶制道歉？这种言论听起来很荒谬，估计有良知的人没有多少会站在他的一侧。但如果换个问法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拥有过黑人奴隶，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为什么还要为黑人降低大学录取标准、提供就业支持，为什么要将这一代纳税人的钱不成比例地用于帮助被上好几代人所伤害过的种族？

如果再换个问法呢，如果这里提到的不是黑人，而是华人呢？在奴隶制已经被废除的 19 世纪末，上万名华人被诱骗到美国参与危险的铁路工程，有人说，穿越内华达山脉的铁路中，「每一块枕木下面都埋着一具华人的尸骨」 ；而在贯通东西海岸的铁路通车后仅仅 13 年，《排华法案》让华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因国籍而被系统性排斥、驱逐的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你会不会要求这一代美国人为《排华法案》道歉？

在以上的追问过程中，你的态度可能也在随着提出问题的角度发生改变。在桑德尔看来，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难以和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相割裂。正如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在讨论德国对纳粹暴行的反思时所说：我们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个人主义模式中那种试图割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

然而，在这种共同体的叙事方式中，什么是「我们」呢？我在知乎上看到过一句吐槽：从前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广西柳州人；自从成了国外某大学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就统一回复是中国人了，凡是亚洲人都是老乡。

在共同体的公正观层面，只有弄明白什么是「我们」，才能评价什么是公正。桑德尔在书中举了个例子：有些美国南方人喜欢当志愿警察，帮助警方逮捕穿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志愿警察自豪地说：这是我在为国家贡献力量。这种自豪感，来源于践行自己所接受的公正观，而这一公正观，又来源于一种对于共同体的归属感。志愿警察作为美国人，认为自己在主持正义，而万一外星人入侵地球，他作为一名地球人，对待墨西哥移民的态度可能又会发生改变。

至此为止，作者已经介绍了三种评价公正的路径：一是功利计算，二是尊重自由，三是立足共同体的视角进行思考。在短短二十多分钟的分享中，很难逐一列举作者提及的事例，其中涉及到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辩论的内容，也需要一定的阅读背景才能更好理解。因此，还希望大家把这次的分享作为一个引子，而不是阅读的替代品。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对公正的探讨。我们的生活虽然平凡，但这并妨碍我们不时驻足，仰望头顶的璀璨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