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的世界》第07章 富强经纶 第2节 最高国务资政

 

第2节 最高国务资政

殷商从成汤至帝辛，凡十七（世）代、三十一王。到第十五代、二十八王文丁，生下帝乙和比干、箕子。帝乙名羡，文丁之后继承王位，为第十六代、二十九王。比干是帝乙的同父同母弟弟，箕子疑为帝乙的同父异母弟弟，待考。

据清朝程大中《四书逸笺》引《孟子杂记》云：“王子干，封于比，叫比干。”比，在今山东淄博一带。古人以封邑为氏，故称其为“比干”。比干为殷商朝沫邑（今河南淇县，古称妹邑）人，即《诗经•桑中》所说的“沫之乡矣”。

关于沫的地望（“地望”即一个地名的原先地理位置），《尚书·妹邦·郑注》云：“妹（妹，通“沫”）邦，于诗国属鄢。故其风言有沫之乡。则沫之北、沫之东朝歌也。对比则沫乡，为鄘在南（原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沫东为卫（今河南滑县）矣。”殷商朝时，汲县称“牧”（史上的“牧野之战”之“牧”不是具体地名，而是泛指牧的郊野），西周时称“鄘”。汲县距朝歌仅五十华里，又是帝辛朝首都朝歌之王畿，明朝万历版《淇县志》记载比干是汲县人。

关于比干的出生地，现今并无高度一致性说法，争议颇多，大体有现河南省的汲县、淇县、安阳、偃师四个地方，而河南淇县为比干治国理政及殉国之地一说是没有争议的。比干出生地的争议焦点在于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否为帝武乙、帝文丁两代商王的长期陪都或驻跸地。若帝文丁的主政地大部分时期在朝歌，则帝乙、比干、箕子三兄弟先后出生在帝文丁的朝歌王宫也就很自然了。现有文献仅记载帝武乙和帝文丁都将朝歌列为驻跸地或行宫（离宫）所在，只有帝乙和帝辛两代长期住在朝歌，帝辛更是至死也没回殷都安阳，这就使得朝歌是比干出生地一说大打折扣。

按照殷商的继统法，长子继位，次子分封。正统正宗的比干既是殷商王室的“少师”，又是比地的封王，少师是殷商朝的最高政务官。

殷商朝的“师”地位很高，以此职而兼任商王的辅弼并教育高级贵族子弟者，才称为“师氏”或“大师”、“少师”等，后世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师”在殷商朝则是一个虚职或礼仪性职位，类似现今的美国副总统，如箕子就毕生担任殷商帝辛时期的太师。

殷商王朝的最高军事官职也称“师”，故在卜辞中常出现“右师”、“中师”等。武丁大帝派遣出征的军事统帅称“或”，又称“师或”，同时还有“师殷”、“师丙”、“师戈”等人。《盘庚》篇统称奉王命率军对外征伐的军事首领为“师长”。

比干既教抚幼主受辛（受德，即位后称“帝辛”），又辅佐哥哥帝乙，在殷商王朝是说一不二的元老重臣，国事家事一肩挑。据《竹书纪年补证•卷二》记载，帝乙在位只有九年（一说二十六年），临终时，他宣召王弟比干、箕子以及太史进宫商议王位继承人之事。帝乙在位时，王后一直没有生男孩，其他妻子生下的庶子中年纪最大的名启，封于微，爵位为子爵，故又称微子或微子启。原配王后去世，帝乙把启的生母立为新王后。这位新王后的肚子很争气，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取名受，也名受辛、受德。太师箕子主张立性格温和为人厚道的长子启为王储，遭到太史的反对。太史是记录朝廷大事的官员，他引证殷商朝王位继承区别嫡庶的制度，谏阻说：“启和受虽然同是王后所生，但生启的时候生母还是姬妾，启只能算庶子；生受的时候生母已立为后，受是名正言顺的嫡子，应立受为王储。”

一言九鼎的比干支持太史的意见，与微子启私交甚好的箕子执意投反对票，最后比干一锤定音，确立受为王位继承人，仍由比干辅佐，是为帝辛，殷商王朝第十七（世）代、第三十一王，也是最后一位君王。一说帝乙跟这位无名氏王后一共生了仨儿子，老大微子启，老二微仲衍，老三受辛，按照这位太史的逻辑，应该是老二微仲衍继承王位才是。这位微仲衍在史书记载极少。

帝乙病重期间，不信鬼神的比干向祖先的神灵祈祷说：“只要让兄长恢复健康，我情愿替他去死。”他祈祷未果，帝乙终病死，（子受）受德登基为王，即帝辛（纣王）。帝辛感激叔叔比干对王室的忠心，更感激他对自己的培育和支持，对大力提携自己登基的比干言听计从，处处请教，朝廷上下整饬一新。比干格外钟爱这位资辨捷疾、闻见甚敏的侄儿幼主，视同己出，常向人夸奖帝辛的文武才能。帝辛年少英俊，身高力壮，聪颖过人，还敢于徒手跟猛兽斗，是帝国第一猛男兼美男，无数殷商少女的梦中情人。据说他能够倒曳九牛，《史记•律书》说他“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

已是人到中年的比干牢记帝乙要他用心辅佐帝辛的嘱托，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殷商的江山社稷夙兴夜寐，费尽心血，满心指望帝辛成为贤明有作为的英主，以扭转殷商五百多年未有之颓势，实现太戊、武丁等列祖列宗以降的中兴大业。

帝辛在位的前十年，比干作为王叔和顾命大臣，受到帝辛的尊敬和重托。比干为扶助帝辛立下了卓著功勋。一个挽救殷商于危亡的帝辛-比干改革联盟就这样在叔侄俩的默契中自然形成了。

野史有说帝乙原本想把王位让比干继承，论威望论才干论资历和政绩，朝廷上下无人可比。但比干觉得，为确保殷商王朝在方国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必须由一位年富力强、精明干练的，具有统驭八方、经略天下的实际能力和才干的年轻人出任新王，自己和箕子、微子启都不合适，而受德正是这样一个宏图伟略的领导人选，比干表示自己愿意辅佐帝辛，建立一番功业。

就当时的朝廷局势而言，比干的这一决定是极具前瞻性的；若比干继承王位，箕子一系必然不服，微子启更会认为是比干毁了他的帝王梦，而比干死后是传位给微子启还是受辛，抑或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些都是隐患，容易引发新的王位之争，为本已千疮百孔的殷商王朝带来新的动荡，故而比干虽有君王的才德和资格，但不慕帝位，不慕权力，退居其次，甘为人下，扶持新生代的受辛领导国家，这也符合他“千金岂其吾珍兮，皇舆实吾所钟”的人生信条。

帝乙临终，再提让比干继位，比干坚辞，力荐受辛。帝乙感于比干的忠贞无私和顾全大局，就指定受辛为新王。知子莫若父，人之将死的他不放心聪明而又冲动的受辛，就效法开国先祖成汤死前托付伊尹的先例，特意加封比干，将比干担任的已是最高政务官的“少师”一职提高到了太上皇的位置，等于给了比干一把尚方宝剑，必要时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帝辛当政时，殷商的外服规模空前壮大，已封有三十六镇诸侯，一百六十个小邦国，以及远地部落，《山海经》、《三五纪》、《述异志》对此均有记载。他们向强大的殷商帝国称臣，一年两次来殷都朝拜进贡。四方蛮夷皆服帝辛所管。朝威所至，东连大海，西望秦川，南慑九溪，北通沙沱，正如《史记•殷本纪》所云：“诸侯毕服”。此时，帝夋的后裔东夷部落也眼见崛起，对殷商朝的统治构成莫大威胁。

据《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后汉书•东夷传》云：“东方曰夷，夷有九种。”这里的“九”不是具指，泛指其多，“东夷”也称“九夷”，是聚居在今山东及徐淮地区的本土部落联盟。

与殷商王室血脉相连的华夏族东夷各部落历来是殷商朝补充奴隶的来源，但也历来是不易驾驭的邦国。东夷族人继承了混血祖先蚩尤和炎帝的好斗基因，武化程度高于文化程度，慓悍勇猛，好猎善战。文武兼备的帝乙曾对东夷发动过自卫反击战，但没有取得胜利。

在中国人的四位老祖宗炎帝、黄帝、蚩尤、帝夋之中，黄帝和帝夋比较投脾气，都偏重文化，关系也不错，帝夋的后裔曾经帮助黄帝的后裔打败了炎帝和蚩尤；而蚩尤和炎帝的脾气都比较暴躁，偏重武化。后来不知怎的，这老哥四个阴差阳错，炎帝和黄帝成了黄金组合，蚩尤和帝夋成了难兄难弟，后二者被历代史学家树为反面教材，而帝夋最终被划归到黄帝裔孙帝喾的名分上。

当帝辛向王叔比干征求伐东夷的意见时，比干明确指出：“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不移。”意思是说，臣服我们的外邦小国地位不容有一点改变，必须保持殷商朝的版图不被削弱，保持大邑商在方国联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损害，否则天下群龙无首，民心必将涣散。

比干向帝辛建议，先在边境黎（今山西黎城县）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来试探东夷的态度。帝辛遂于当政第四年春举行了军事演习。东夷果有不臣之心，接到通知后，拒绝参加演习。西周一头的《左传•昭公四年》给了东夷一次严重警告：“商纣为黎之搜（搜，指阅兵），东夷叛之。”

对于东夷的叛逆举动，比干、箕子、微子启以及大夫商容等一班老臣文臣力主讨伐，而费仲、飞廉、恶来等新臣武将则主张通达，即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俗话说：“天下太平看丞相，天下危急看武将。”费仲当时任职“师长”，是朝中个顶个的大将猛将，军衔最高，平时是喊打喊杀的鹰派，这会儿却成了鸽派。比干认为费仲主张通达实际上是贪逸怕死，他反复向帝辛陈述征伐东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帝辛采纳了比干的意见，决定派费仲率军讨伐东夷，费仲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任务。比干怕费仲单独率兵不能取胜，又奏请帝辛御驾亲征，以示威于天下，鼓舞士气，使各邦国慑服。能征惯战的帝辛听从比干的意见，统帅出征，朝政由比干全权打理，负责征讨大军的军需供应和后勤支援。

帝辛率军东进，一路军纪严明，兵力所向，攻无不克。征服徐夷后，锋头正健的帝辛又乘胜追杀，率大军继续东进。胜利的消息传到殷都朝歌，比干率领众臣于八月十五夜在宫庭拜月祷告，祝愿帝辛东征全胜。

帝辛的这次东征所向披靡，直打到长江下游地区直至东南沿海，东夷的大多数部落都投降了，有的逃到远海的一些无人岛屿上。帝辛俘获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凯旋回朝，一洗父王帝乙对东夷屡败屡战的耻辱。大喜过望的比干带领文武百官步行几十里，迎接帝辛王师，接着又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庆典，为帝辛接风庆功。从此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带的交通得以畅通，各民族间的来往更加密切。中原文化向东南传播，殷商朝的疆域也向东南拓展到更远的临海岛屿，那些逃到远海岛屿上的东夷人后来在当地繁衍生息，建立了新的古代国家。

帝辛九年，有苏氏部落（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一带）因连年饥荒，久不纳贡。欺软怕硬的费仲启奏帝辛，要求带兵讨伐有苏氏部落，意在为自己捞取军功。一眼看穿费仲心思的比干坚决反对，认为东夷虽被征服了，但王朝也过度耗费了人力物资，这时候需要的是安民生息，恢复战争的消耗，不宜再动干戈，况且有苏只是一个小邦国，离首都朝歌不远，不妨略施小威，批评教育为主，以观后效。比干的这一方略也充分体现了他“锄强扶弱”的性格。

帝辛敬佩比干的深谋远虑，就派使臣带领一支小部队向有苏氏部落开拔。有苏氏哪见过这等阵势，其首领闻讯后非常恐慌，急忙派人膝行而进，向小军压境的使臣谢罪，大意说“有苏氏国小民贫，连年灾荒，饥馑频仍，五谷不登，贡品无着。今年正在尽力搜索准备进贡，不料大王震怒，兴师问罪。现在谨将贡品送呈，以后年年纳贡，决不有误。”使臣将有苏氏使者和进贡的物品美女带回朝歌。大喜过望的帝辛收下贡品，责令有苏氏今后按时进贡。

比干就这样打破了费仲的伎俩，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了一场干戈。其他持观望态度的方国和部落一瞧有苏氏的结局，也打消侥幸心理，主动朝见进贡，花钱免灾，殷商朝国库进了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从此，专拣软柿子捏的费仲对比干心怀记恨。

四边外患的平息，使殷商朝有了一个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内部和平环境，对东夷征伐和对有苏氏部落示威这两件外服大事的出色功绩，与比干的正确判断和决策以及全力协调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使比干在纣王和朝臣心目中的声望登峰造极，也为比干受到一些潜在反对派的攻击而致引起帝辛的猜忌留下隐忧。

帝辛征服东夷后，又连着发动对外战争，战费开支节节攀升，国库日渐空虚，不得不对内加重赋税徭役，民众的负担与日俱增，对帝辛的拥戴也不那么由衷了，殷商开始滑向衰亡的道路。帝辛的战争一方面为帝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一方面损耗了国力民心，得不偿失。

帝辛时期的殷人在太平盛世的光环下习惯了安逸享乐的生活，宫廷内外，歌舞升平，各种危机苗头乱窜，如同地震降临的前兆，比干为此忧心忡忡。帝辛自认功勋盖世，不能体恤劳动人民的生产艰辛，只知道纵欲享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赋”，又在各地广建离宫别馆。全国大小官僚耽于公款吃喝，上行下效，假公济私，奢靡消费愈演愈烈，诱发了嗜酒酗酒的不良社会风气，波及到大部分平民百姓乃至少数刚刚摆脱身份的社会精英都“庶群自酒”，酒气到处可闻，颓废放纵的风习弥漫了整个殷商社会。

从军国大计转向国计民生的比干看到王朝内部危机日积月累，形势险恶，朝中有实力有见识的大贵族明知无力挽救，纷纷作自保之计，把配偶子女和财产转移到海外，微子出走，箕子佯装疯病。只有比干身处特殊高位，进退无度，他在日理万机的操劳中等待时机，期望帝辛迷途知返，重振旗鼓，挽江山社稷于既倒。直到谏诤而死，他都没有放弃对帝辛的幻想，毕竟，受德是他一手带大的，他至死都不相信帝辛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