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对近代史过多或少有过一些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在革命的道路上，无数的战士们都牺牲在了与敌人斗争的战场之上。

伴随着鲜血和炮弹，我们才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

不过，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这句话自然不是说建立国家的过程有多么的容易，而是在提醒大家，革命成功之后、如何维持住信仰，战胜“内心的敌人”，有时候是一件更加艰难的事情。

1952年，当抗美援朝的战事进行到最为焦灼的阶段时，从战场上送下来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包裹，却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极为剧烈的“大地震”。

甚至连毛主席都罕见地当众发怒、下达命令：“一定要彻查此事，一个人都不要放过！”

结果，这一道严厉的命令，一下子让几十万人卷入了其中。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会引发如此大的效应，让毛主席也会如此震怒呢？

神秘的包裹

1952年年初，人们还没从元旦的欢喜之中走出来时，却迎来了一个“震动全国”的案子。

这一天，一个来自于朝鲜战场上的包裹，被送到了时任部队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办公桌上。

当时的聂荣臻，正是被中央指派负责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出国作战的后勤工作。

在将这个包裹里的东西查清楚之后，聂荣臻顿时怒不可遏地说道：“岂有此理！没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害人的东西竟然还存在！”

说罢，聂荣臻略加思索，立刻拿着这个包裹乘车前往了中南海...

在来到中南海以后，聂荣臻马不停蹄地就朝着毛主席的办公室快步走来。

当时毛主席习惯在自己居住的“菊香书屋”里进行办公，于是聂荣臻也飞快地来到此处。

可走到门口，警卫员将他拦了下来。

“参谋长，主席正在听罗部长汇报工作，要不您先稍等一会儿？”

听着警卫员的话语，聂荣臻回到：“不能等了，我的事情十分重要，既然罗部长也在，那是恰好不过的。”

随即，聂荣臻不顾警卫员想要先行报告，直接快步走上前推开了书屋的大门走了进去。

这个时候，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正在跟毛主席汇报关于前一年十月份所爆发的“三反运动”。

也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肃清运动。

在看到聂荣臻突然闯了进来以后，正在拿着文件进行汇报的罗瑞卿感觉有些诧异，坐在一旁的毛主席则很快就意识到，聂荣臻应该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想要向他报告。

还没等主席询问，聂荣臻就向其说道：“主席，出大事了！”

随后，他将手中的包裹放到了两人面前的桌子上。

“这里是一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查出来的假药，其中还包含了没经过消毒的针头和纱布，和一些过期很久的急救药品。”

聂荣臻一边说着，一边将包裹打开，将里面的东西赤裸裸地展现在毛主席和罗瑞卿的面前。

在听到聂荣臻的话语时，毛主席两人就已经眉头紧皱，随后，当看到里面确凿的“证据”时，愤怒的情绪已经爬上了毛主席的脸颊。

随后，毛主席将这个包裹拿了过来，仔细地查看里面的每一样物品。

“这些假药和过期的医疗物资被送到前线以后，我们好多的战士都因为这些东西的耽误，没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他们没能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后方的医院之中...”

看着主席翻动着这些包裹里的东西，聂荣臻悲愤地说道。

当把包裹里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以后，毛主席深吸了一口气，随即一下子将其扔到了地上。

“太荒谬了！这些吃人的资本家，竟然将压榨剥削那一套做到了前线战士们的身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于主席的声音太大，也惊动了刚刚来到门口的李银桥。

他立马冲了进来查看，结果却发现屋内三人全都站了起来，地下散落着一些“医疗用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来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在调整过来情绪以后，毛主席又拿过罗瑞卿所草拟的“三反运动”报告后说道。

“看来这次需要搞一波大行动。”

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罪证”，刚刚才在“三反运动”中有所收获的罗瑞卿，对面前的两人说道。

“没错，这次的行动一定要搞大，能搞多大搞多大！一定要将这些资本主义的苗头全部清除干净！”

随即，毛主席一声令下，中央召开了关于这次“肃清行动”的会议。

而一场新中国成立之后，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反贪污腐败斗争运动”也就此展开了。

轰轰烈烈的运动

1月4日，在经过中央的初步审定之后，发布了《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而这场运动首先打掉的，就是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

在将两人判处死刑，并将其枪决以后，围观这场审判大会的现场观众，立刻爆发出了热烈而又激动的掌声。

全国都为消灭了这两个大贪污犯而感到高兴。

这场运动也随之达到了高潮。

趁着“三反运动”的热度，毛主席又下令对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假药事件”进行彻查，希望可以以此揪出幕后的众多“大鱼”，并且将两项运动结合起来，搞出规模更大的“五反运动”。

也就是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引申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当中展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月26日，当这场“肃清运动”到达一定的热度以后，中央正式下达了开展“五反运动”的指令。

“这场战役的危险程度不输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一定要打好！”

在运动发起以后，全国各大城市都响应了中央的号令，开始在工商业领域展开大规模、深入地筛查活动。

而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市首当其中。

经过公安部和军委专案组的缜密的调查以后，发现，制造这些假药的工厂，大多数都来源于上海市。

于是，毛主席亲自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打去了电话，让他一定要配合中央，将这些“资本阶级大老虎”全部抓起来。

在接到主席的命令之后，陈毅也是怒不可遏。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些吃人的吸血鬼还在搞这样的事情，实在是目无法纪，没有一点良心！”

随即，陈毅立刻派人配合公安部，在上海市追踪这些假药品的来源，并在上海的工商领域和官场上掀起了一场“肃贪风暴”。

在有关部门的迅敏的行动之下，很快就将这批假药的幕后最大主使给揪了出来。

他就是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

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

这个王康年是杭州人，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生活得无忧无虑。

抗日时期，其他老百姓都饱受着战争的炮火和日本鬼子的侵略，可王康年却在自己那身为上海警备队长的叔叔的帮助下，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开启了一家杂货店。

后来，随着战争的进行，王康年发现，做药品生意要远比杂货生意赚得更多。

于是，他将店铺改为了一家药房，专门售卖战场所需的应急医疗物资。

刚开始做药品生意的王康年，并没有进货渠道，也不认识什么经销商。所以，他就利用倒买倒卖的方式，去低价出售一些从其他城市购买来的药物。

以此来骗取银行和一些股东的贷款。

结果这个策略果然让他大发了一笔横财，很快他的店铺就在整条街上做到了最大的一家。

然而，时间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发现了王康年的骗局，于是一怒之下将其告上了法庭。

本以为即将面临着牢狱之灾，结果这个时候，国民党为了整顿经济，在上海大肆推行金圆券，是许多人都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这让王康年找到了机会，偷偷拿出了之前囤积的物资，拿去换了一批珠宝首饰，用极低的价格来给自己“赎了身”。

除此之外，他还趁机将其他一些药店给盘了下来，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购买原产药品的渠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康年已经成为了上海有名的“大药商”，除了拥有多家店铺之外，还开办了三处工厂。

这也让他自然成为了在抗美援朝爆发之后，与人民政府合作，向志愿军提供药物的商家之一。

然而，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像王康年这样凭借着偷奸耍滑而发家的商人，自然不会有多少家国情怀，更不会对志愿军产生什么崇敬之心。

在他的眼里，只有利益两个字。

所以，为了能够赚取更多的钱，王康年竟然将库房里的一大批过期药物和还没有来得及消毒的医疗物资，混杂在正规的药物之中，提供给了政府部门。

由于那个时候，前线的战事打得十分激烈，所以根本后勤部门没有时间对这些物资进行筛查。

毕竟也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同胞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赚“国难财”。

结果，这批质量不过关的药品，在朝鲜战场上对受伤的战士们造成了二次伤害，还夺走了许多重伤战士的性命。

当事件调查清楚以后，上海公安厅立刻将王康年逮捕，并将“大康药房”旗下的所有资产全部冻结，

王康年名下的5家药店和三家工厂全部被查封。

30万人落网

王康年被逮捕以后，上海司法机关立刻对其召开了公审大会。

在大会上，现场的观众对这个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惜拿志愿军战士们的生命做“筹码”的大资本家深恶痛绝，不断对其进行愤怒的谩骂。

最终，王康年被判处了死刑，在被押送到刑场以后，执行了枪决。

随着枪声响起，现场的民众顿时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和呐喊。

这件事情传回中央以后，毛主席也对办案人员极力夸赞：“这件案子办得不错，这种人杀得好，该杀！”

后来，办案人员又顺着这条线，摸出了受到过王康年贿赂的75名官员，将他们全部交由了法庭进行法办。

而在为期半年多的“三反五反运动”当中，全国一共有850万到900万人被卷入其中进行调查。

最终，有将近30万名商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有过不法行为，他们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