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业|城市里的陌生人

作者：三青时间：2023-06-16 阅读数：人阅读

“1995年春，天刚落雪，严寒未散。凛冽之中，住在北京南郊的外地人正在经历着他们人生中的一次剧烈动荡。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小企业主和商人。正当时，政府部分正在针对“流动人口”进行专项治理行动，四十八个大规模聚居区被黄色的推土机碾过，满是碎砖断瓦。在这压力之下，温州人失去了在城市中的家园，有的被迫返乡，有的迁去北京最偏远的地方。”

作者张鹏把这段陈述不偏不倚地排列在书本的第一页，以不咸不淡的语气诉说着20多年前温州人的悲愤和和无奈。1978年后，急速商业化和城市经济勃兴，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突破户籍限制、进城务工。虽然城市的发展急需低廉劳动力，然而避免不了流动的人口会引发严重的城市问题。以本书的内容为主体，我将从文化差异、社会网络、私有化的空间、女性地位的变化方面来思考城市的流动人口对城乡变迁的影响。

一、文化差异与地域偏见

单从城市经济蓬勃这一拉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一批又一批温州人迁往北京的动因，除此之外，他们那种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值得探讨。在唐宋时期，温州已然是一个贸易和小商品生产高度繁荣的城市，充满活力的商贸活动孕育的是有悖于农耕文化的浓厚的重商主义环境。明清闭关锁国后，温州人仍然没有丢掉外迁的传统和商业意识，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传统工商业被视为投机倒把、“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没能压制温州人的商业精神。于是，在上世纪末，拥有坚毅的向外迁移意识的温州人看上了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首都——北京——那个充满无限商机可能的“紫禁城”。

但是，对于刚经历过“文革”的北京城而言，温州人这种“走资派”才会做的商贸活动被他们视为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同时，他们对于包着一大捆批发的衣服上公交车的外地人也充满着歧视和偏见。

“……我们害怕北京人，就因为他们生活在首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全国最受优待的人，所以对我们外地人可以表现得很傲慢……他们觉得我们土里土气、笨手笨脚，所以看不起我们。”

实际上，很多温州大老板聪明干练、事业有成，只是在当时主流城市的文化中，外地人的经商技巧并不会改变北京市民对温州人的负面态度。大老板们用积累的财富购买并穿戴名牌服饰、用大哥大，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而北京的居民会认为“这些人的钱一定是来路不明”。

除了在京温州人，其他地域的流动人口也在经济生产体系不同位置。而流动人口中也存在着地域主义，从而产生依据地缘而分劳动分工，比如，新疆人经营新疆风味食品餐馆、河南人卖菜收废品、河北人做建筑工人、安徽人做保姆，又比如，温州老板签下合同，再外租摊位给其他地方的人。基于原籍地的流动人群通过排挤其他地区的人们而垄断某一特殊非正式的经济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文化的差异和地域偏见与社会整体环境也有一定关联。作者提出了“异常化”一词。在中国，稳定的人——地关系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常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每一个公民在出生时就必须在当地政府等级，成为某个固定地域的户口持有者，因此，当时大量外来人口被视作异常的、病态的因素。

二、地缘、亲缘与社会网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概念。其中，差序格局指的是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相对西方的契约精神，它更讲究攀交情、攀亲戚。流动人口的迁徙历程，离不开亲属关系和同乡网络的帮助。

书中有一个关于瑞恒的案例。瑞恒出生于温州虹桥镇的一个村庄，18岁时他便投奔一位远房亲戚去西藏拉萨做服装生意，对于一个汉族人来说，在高原上不仅生活十分艰苦困难，而且寻找能够售卖四人生产消费品的市场也并不容易，但瑞恒还是坚持了下来。积攒了一笔钱后，瑞恒又去了乌鲁木齐，随后因为大哥在太原的原因他选择在太原经营服装生意。直到90年代落地北京。

瑞恒并不是个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显示，120名温州人中近70%的人都曾去过浙江之外的一个省份（Wang Chunguang 1995）。也如洛根（1981）所说，“人口迁移并不是使人们与其乡土之间故土永恒分离的一步到位过程，而是城乡之间持续地交换”。温州人一般会和同村的亲友一起离家，之所以选择某个特定地方，一般是因为亲戚或老乡在那有着社会经济基础。而有过外出经历的人也愿意“带”一些后辈作为学徒或者帮手。等学徒出师，便可以分开单干了。久而久之，温州人内部形成了一个“连锁迁移”的网络，所到之处，网络密布。

当然，强调亲缘、地缘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作者并不避讳家户内部和同乡群体内部的剥削和不平等，这在温州女性中表现明显，在后续会提及。

三、私有化的空间和权力

90年代初期，人口的增长、生意的扩张和对抢劫、敲诈勒索的恐惧使得温州人开始自己建造有围墙的居住区，来区别老乡和其他流动人口——这就是浙江村。浙江村的形成，也是一个通过人口迁移、商业发展、社会关系重组的过程。1985-1990年间，大量温州人涌入南苑乡，建立了这个聚居区，同时，一些温州人在里头开设饭馆、诊所、菜点等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所需。

这一举动都有助于温州人对自己居住空间的掌控和群体内部认同感、归属感的增强。也是在这“空间”之下，流动人口群体和政府部门的紧张的社会政治冲突、商业结盟关系浮出水面。

最初，温州人靠着租用本地人的四合院生活，一开始，本地人只肯出租厢房和倒座房，自己住正房，这种安排体现着一种传统的等级尊卑关系。但是到90年代，温州人给正房的开价能达到月七八百块，这种收入让本地人无法拒绝。然而，由于没有政府和本地社会群体的完全认可，区域内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即使报警也无济于事。1992年，一些富裕的温州人开始看重房地产市场，自己建造大院，他们也被称为“大院老板”。为了获得土地，他们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和当地村干部甚至是高层官员建立紧密的庇护联系，这使得浙江村的存在私有化了。

“社区里的一些人告诉我金老板是个成功的大老板，因为他和三个关键部门的区、乡领导以及村干部有广泛联系：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他经常拜访这些领导干部，花钱带他们去饭馆、酒吧一起抽烟喝酒吃饭。他认为一种良好的关系需要长期关照维护，而他也尽其所能与官员保持良好个人关系……”

地方官员不仅能够免费吃喝玩乐，而且还可以高价向老板们索要资源，比如收高出本地居民二到三倍的电价，超出的部分中饱私囊。

但不管怎样，空间私有化和群体归属感的提升再人们集体与犯罪行为的斗争中得到最佳体现。在过去警察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聚居的温州人们的案子，人们遭到抢劫勒索后经常投诉无门，但在大院里，他们甚至能聘请保安昼夜巡查。

再谈权力私有化。地方秩序如何维系以及中央控制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何以平衡一直被中国社会学者所研究。在古代广泛建立着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谓之“乡绅”。他们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扮演着调和二者矛盾的角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土地精英已被消灭，但仍需有这一类的干部网络体系获得双重身份来维持中央和地方百姓的稳定调和。

在书中，大院老板担负着民间领袖的角色，他们闯北京早、积累了客观的财富，不光是收租的房东，外地人的“保护伞”，还是和当地政府调解纠纷的中间人。有很多方面，大院老板就像一家之长。

“昨天夜里警察到我朋友的住处检查他们的暂住证。其中有几个人的暂住证过期了，警察就把他们的身份证带走了，还威胁要把他们从城市中赶走……我想他们是故意造成这个情况。我认识几个派出所的人，所以过来帮朋友把身份证要回来。”

以官僚制度的权力为基础而产生的交易，或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权钱交易并不仅见于外地人社区中。庇护关系已经成为改革年代私营商业领域的一种运作规则。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家也能够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合作以及商业结盟来确保地位稳定。

四、女性地位的重构

在来自温州的流动人口中，性别和家庭关系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中国的官方知识界中有一种假设，即认为通过参与商业活动获得收入，能够使来自乡村的女性最终获得独立以及和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作者提出，大量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女性解放力量的增强。例如，有的学者的研究表示，马来西亚乡村女性卷入资本跨国公司的生产中，虽然可以部分逃脱家庭的男权控制，但同时也会成为工作场所中新的性别等级制的控制对象——“地方专制”和“家庭霸权”。

浙江村大多数家户年收入在10-50万元间，在家户中工作的妻子们一般会享有一些决策权并且可以掌控部分的家庭生意和自我生活。但即使是这样，她们的工作价值依然被严重低估。在服装生产中，女性通常为生产者，负责家庭内部工作，这意味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缝纫机前；而男性则不被束缚，他们主要负责从其他地方获得原材料和分配给零售商，可能会在旺季的时候帮忙生产，但并不会真正意义上从事缝纫裁剪之类的工作。

除外，妇女在维持社会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关系方面扮演着另一个容易忽略角色。浙江村内部大约有四万名非温州农民工（大多数是年轻女性）作为廉价劳动力为温州雇主们工作。尽管和老板娘们在同一屋檐下，但还是有着明确的阶级差别。在表达自己与雇佣工人关系的时候，温州商人们慎之又慎，其中一种策略就是让妻子在创造这种“家一般”的氛围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就像一家人”有助于掩盖阶级剥削，提升工作熟练度并维持劳动力稳定，甚至可以让工人们对雇主有忠心。

“我们给这个老板干了一个多月了，但他待我们冷冰冰的……我们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干活时就想拖……但是老板娘对我们很好，她给我们做饭，说话也很和气，从不小瞧我们……要不是她，我们早走了。”

许多来浙江村的女性农民工都希望用自己挣的钱来帮助家里盖新房、获得丰厚的嫁妆或者资助兄弟们的学业，甚至将外出务工看作是“见世面”，但她们踏进温州雇主家门的那一刻，自由和独立的梦想就破灭了。温州老板喜欢雇佣年轻未婚女工，因为她们不仅比男工便宜，还“听话”，可以忍耐长时间重复的体力劳动。即便如此，女工们还是不愿意回乡，或是拖延婚期、或是因为消费观和价值观的变化，总之，她们与村子存在的距离使得她们能够反抗家庭。

近年来，一些新的消费场所，诸如KTV、舞厅、酒吧，在温州中产阶级中流行起来。妻子们虽然理解丈夫打点关系的应酬，但她们还是会担心丈夫嫖娼或者婚外情。“花花世界”是她们用来形容被金钱、商品所支配的，既好又堕落的城市空间感觉时的一个词。

“我真觉得今天的社会和以前不一样了……结婚就意味着‘白头偕老’……现在所有人都挤到城里来做生意。他们接触陌生人和新鲜事物的机会更多了……男人一有钱就变坏……你知道也没用，一旦把话挑明，就只能是吵架。如果你撕破脸，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于是，这些家庭女性会采取一些间接的手段。由于害怕离婚会失去财产、孩子以及脸面，她们会避免正面冲突。她们会利用“贤惠”来赢得亲戚朋友，甚至是丈夫的同情和支持。这里的逻辑是：如果她很贤惠又尽心尽力履行妻子的职责，那么丈夫没有理由抛弃她或对她不好。民意会向丈夫实施强烈的社会压力，让他收敛自己的行为。

对于女性流动人口而言，作者认为，后毛时代的劳动力流动显示出迈向经济解放的一大步，但不意味着社会性的解放。在特定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还会创造出新的性别压制。性别平等的进步不仅取决于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还应当包括社会价值观和理念的转变，重估男女各自的工作价值。

五、对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的思考

如今距离1978年已过去40载，随着城市不断地发展，人口流动早已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从以下几个方面，将提出一些思考。

1.城市人口流动的现状及成因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61亿，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现住地与五年前常住地不同的升级人口流动人数多了2271万。在迁移过程中，农村到城市仍然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2010年，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量达到了1.08亿。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２．４４亿，占总人口的１８％。

造成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因素是多样的，可以从人口的推拉因素进行解析。推拉理论指的是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现代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的拉力因素来讲，收入高、个人发展空间、城市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完善、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自然社会资源和法律完备等都会吸引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相反，这些条件农村相较之而言显得不足，成了人们外出打工的推力因素。

2.人口流动中存在的困境

人口流动使得城市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

3.户籍制度引发的歧视和区别对待

由于户籍制度的差异、文化观念的区别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进城务工人员多多少少受到了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这是阻碍他们在城市中落脚的绊脚石之一。一份研究显示，由于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流动农民工的工资率减损9，3%；同时流动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非常高，稳定就业的持续工作时间不长，使其流动时间和工作年限不等同，因此长期不稳定的就业形势可能导致工资率反而有轻微的下降。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地不同，进城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和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加上恶劣的住房条件、生活环境，“三座大山”造成了他们幸福感缺失。总体而言，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大体上处于弱势地位。

不过，也有研究提出，流动人口虽然受到了排斥，但仍然在与本地人口的竞争中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叫做“地位争得”，即存在一种通过个人更多的努力和成就动机而达成的奋斗型地位获得模式。相对于本地人口，流动人口在各个社会地位的获得中更加依赖自致性因素。

4.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題

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我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比例已达到９０％。然而，却存在不少问题：就读学校硬件设施配备远远不如城市子女的学校；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相对城市子女要高，比如要比城市子女考多30分才能升入同一所初中；办理手续复杂、学校费用多样；平均成绩和后续教育率低等。

有学者提出了“内卷化”的困境。“内卷化”指的是的是长期处在一定的层面，没有任何的变化和改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制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 内卷化”特点，而这种内卷则是一种维持不发达状态下的内卷。主要体现在有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制度改革一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例如，教育改革措施知识围绕教育机会平等，而真正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的教育条件、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的平等却没有实际保障；没有严格的问责机制。新的社会形势下，这些“ 内卷”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5.女性劳动力的社会地位及合法权益的保护

女性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是人口流动中的话题，也是一个关于性别平等的话题。由于社会、家庭和自身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时,面临着比农村男性更大的挑战。除了和农村男性劳动力一样受到户籍等制度因素的制约之外,农村女性劳动力还要挑战传统性别角色对她们的约束。她们既面临着来自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的双重竞争,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两性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意识以及自身独特心理和生理特点的束缚。

从另一个方面看，女性劳动力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青年妇女增能，有流动经历的青年妇女的劳动付出更能获得家庭认可，家庭话语权也会发生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在情感上也更加独立。

然而，这种社会话语权的增多之于女性与男性平权的实际效果只是相对的，青年妇女流动到城市后，传统的性别关系模式虽有所弱化，但仍在延续着。

6.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个人认为，要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调控，其中一个重要的点是加快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化的进程。有研究提出，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促进就业正规化并提高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包括取消城市部分行业和部门对外来人口的准入限制，通过劳动督察和税收激励政策提高私营企业建立正规劳动关系并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通过放宽缴费条件、降低缴费基数、增加社会保险种类等方式促进灵活就业者参与。

有研究提出了“包容性发展”，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发展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最终实现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享受这一发展结果。

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受《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理论的启发，提出合理运用“差序格局”建设人们的人文精神，加快流动人口的融合。他提出，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农村居民有机互动的生活和价值共同体，这在流动人口身上留有深刻的社会印记。要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培育现代意义的社区精神。因而，要吸收差序格局中的合理内核，从流动人口自身的能动性融入和所处城市社区的主动性关怀出发，推动流动人口和城市社区的有机互动，从疏离到结缘，助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

六、后记

《城市里的陌生人》这本书用的是非结构性观察法来研究一个时代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流动现状。作者主要通过一个微观的视角，从作者个人观察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一个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群体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状况以及流动对群体和社会空间结构的变迁。在书中，她提到的很多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比如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人口流动对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变化，甚至是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从她的书出发，我又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来了解当下的城市人口流动状况、问题以及目前的改善措施等。总的来说，通过读书报告，辅以文献资料，我对近年来城市人口空间流动的变迁发展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参考书目：

张鹏.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结构[Z]. 南京市湖南路号A楼: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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