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君万之争”“宝万之争”，我到底在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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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判断和选择

还记得2000年，我正赶上万科的历史性时刻——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

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

简单说，我已是第二大股东，在1988年股改后，公司40%的股份归属创始团队。

国有大股东现在同意转让股份，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

为什么？大家认为追求清晰的产权，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就是我王石的理念吗？

记得当时在亚布力论坛参与讨论这件事的，有几位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

我跟他们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

什么是个人欲望？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

什么是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就是国情，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例如盐和铁，必须由国家掌握。

那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我的判断：是，所以，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同时又拥有企业，我认为把握不了。

所以我的决定是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

我认为，只有走这条路，万科才能做大做强。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

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

很多人知道，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一次是“君万之争”，一次是“宝万之争”，都是“争”，我在争什么？

争的是，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

很多人说，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

这么说有道理，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例如大股东是国企，一旦发生人事变动，会不会影响到万科？

20年前，在亚布力论坛上我和教授们讨论时，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

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而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足70亿，到跻身为世界500强。

做成大公司的梦想实现了。

15年后，万科又面临选择，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

三年前我从万科退休，疫情爆发后，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用于建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对我来说，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

▲王石率万科员工集体捐赠2亿股万科股票

共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从制度设计上，三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三年过去了，郁亮团队做得非常棒！

当然，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

要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郁亮团队的接班人，能不能按当年路线走下去，而且走得平顺，才敢说成功。

交给时间吧。

致敬有智慧、勇气和担当的特区改革者

我经常说，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主要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不要认为“时代”这个词太远，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就面临一次艰难的考验。

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简单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如果你有外汇额度，就可以用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再用外汇到市场上，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

这样一倒手，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当时叫“倒卖外汇”。

万科不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贸易，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

很多广播电视大学、电教中心，都从我们这里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再用外汇换人民币，这是“倒卖外汇”吗？

政策有不确定性，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如果被定性为“倒卖外汇”意味着什么？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而且还是一批人。

幸运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不同意抓人。

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通俗话说我遇到了“贵人”，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

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面临高风险的时候，改革者站出来了。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见都没见过。

再举一个例子，1987年政府发红头文件，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万科当然想改造，但上级强烈反对。

反对理由很简单：说我平时就像个“孙悟空”，100%控股都管不住，再搞股份化，不就跳出如来佛手心了吗？所以坚决不同意。

我简直是走投无路。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用今天的话这叫“越级上访”。

当时的书记是李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办公室很小，李灏书记穿了一件毛背心，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

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小王啊，你还是年轻啊，办什么事啊，不能着急，你做的事非常好，但急不得啊！”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什么叫急不得？我快被人“掐死”了，能不急吗？

书记不紧不慢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让我打个电话，让秘书交代一下，帮你解决了，但政府运作不是这样的，我下面管的是局部委，再下面才是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面才到你那，我要是越过这么多层级打电话，政府系统就乱套了。”

说完让我先出去，感觉像被轰出去一样。

过了20分钟，秘书出来了，我清楚记得秘书姓唐，唐秘书告诉我，书记交代他，遇到什么改革难题都可以找他，但不要来市委，你可以找个餐厅、茶馆，总之是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人看见。

我很高兴，第一，知道有困难找谁了，第二，有点像“地下党”啊！

后来我知道，书记支持股份制改革，但他的方法不是直接干涉，而是让我把各方约来一起谈，在沟通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影响，既能减少阻力，也能凝聚共识。

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既要推动和落实改革，又要避免发生震荡干扰改革，同时保护了年轻的创业者“小王”。

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媒体让我谈体会，我说：领导支持

。20年之后你再问我，依旧还是这句话。

可能有人认为我平时总说制度，怎么突然把“人治”放这么高的位置？

首先，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万科走到今天，按传统说法，就是有“贵人”相助；

第二，人治和法治是宏观概念，进入到微观领域，往往会因为某个领导，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越往历史深处观察，越会发现优秀的改革者有多可贵！

对这批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的改革者，我是相当敬佩的。

企业家接受过挫折、吞下过委屈

刚刚讲到和经济学家的对话，是因为之前我发生了一次意外：滑雪时摔了个大跟头。

倒地之后右手下意识着地，接着就是巨痛，但我太“贪玩”，接着滑！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20分钟就出场，实在可惜。

接着滑了多久？三个小时！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疼得直冒冷汗，脸色煞白。

医生过来用手一摸，就摸出骨头渣了，说你大拇指脱臼，这里没法处理，事后我知道有一个部位，发生粉碎性骨折。

当时医生给我打止疼针，建议我尽快到附近医院进行治疗，毕竟雪场的条件太简陋。

但基于野外生存知识，我知道脱臼之后要迅速复位，而且越快越好。于是我跟医生说：“虽然疼，但你得先给我复位。”

医生就下手了，我“嗷”地大叫一声，跪在地上。脱臼的大拇指算是复位了，但没有石膏，就找了一个勺子当夹板。

所以，在教授面前演讲的时候，我手上还带着一个勺子，那个张牙舞爪的场面一定很劲爆。

做完演讲我回到哈尔滨，找了家医院打上石膏，立马又往长春赶，因为万科要进长春，已经约好了见市长。

问题又来了：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跟残兵败将一样见市长，太给公司丢脸了。

于是我跟助手说，给我找把剪子，把绳子剪了，石膏也不要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

所以，我和市长握手时，伸出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回到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20年来亚布力的老面孔、新面孔，哪个不是这么拼过来的？只有比我更拼！

拼搏，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改革开放从开始到现在，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前仆后继，没有这么多人为事业、为发展，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勇气，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

而既然选择当创业者、企业家，大浪潮中，个人就难免要经历各种挑战、委屈，甚至坎坷。

例如张文中先生，事后证明他遭受了无妄之灾，后来被平反，担任亚布力论坛下一任轮值主席。

我还很怀念刘晓光先生，他是亚布力创会理事之一，我非常敬佩的一位企业家，以环保公益为理念，组织并成立了阿拉善SEE。他带领着我们一帮企业家去沙漠种树。

晓光没有牢狱之灾，但受到一些牵连，事后证明他也是无辜的，但谁能体会那种要进去、不进去、不进去、要进去，不止一次反反复复在牢狱门口徘徊的煎熬？谁能体会那种对人身心的折磨？

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很难过，很多心境我也经历过。

这些年我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就找机会去监狱，看望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我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

但尽管有各种不平顺、不如意，人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给了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既然走上舞台，作为企业家只能要求自己：把握好底线，即使发生不幸，心底也是坦然的。

祝福企业家有安心的氛围

当然，我们感谢改革开放时代，不等于不对时代提出要求。

我想说的是，能给企业家营造安心氛围的社会，一定是更有未来的社会。

接下来想谈谈深圳这座城市。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2003年华大基因一战成名，之后归到中科院下属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2007年他们准备离开北京，去往其他城市发展，得知消息后我找到了汪建老师，告诉他可以来深圳。

汪建老师两眼一抹黑，因为他在深圳也没有熟识的人脉！

我告诉他，我跟书记、市长也不熟，而这恰恰是来深圳的原因。

在深圳，不需要和领导熟，只要你有本事、有创新、产品好，书记、市长会主动找你、支持你。

汪老师信了。

13年后，华大在新冠疫情期间，又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本身在深圳发展得也非常好。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里的企业家会安心。

我强烈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对企业家出现的一些问题、言词、创新，能长远、宽容地看待，尤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

当然，如果触犯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看过一个标语，大意是“谁和企业家过不去，我就和你过不去”，这就走到极端了，不需要神化企业家，企业家首先要做守法公民，其次要有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

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万事皆是序幕”

改革开放超过40年了，40年前，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和富裕，几乎是仰视的；40年后，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欧美平视了。

从仰视到平视，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个转变？我认为：

●  首先，说明我们比以前更自信，自信的背后是国运转变，这个转变弥足珍贵！

●  其次，西方现在种族主义回潮，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很多矛盾和问题比以前更尖锐，但客观地说，我们和他们依然有很大差距，还是该以谦逊的态度学习先进的东西。

●  最后，就算我们将来更强大，也没必要去俯视别人，今天更没有必要。

“自省”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是我们文化很宝贵的品质。

最后我想说，面对未来，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风云变幻和不确定，我相信，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个阶层，一定能互相勉励、互相温暖、互相包容。

我也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信心、有愿望跟着国家一起向前打拼！

我更相信，我们古老的文明，一定能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非常精彩，我用来做结尾：万事皆是序幕。

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不同意

Q

自律精神是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王石：我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理论的，没有系统地思考过企业家标准的问题。

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自律”其实是个选择问题，那“天”指什么？是上帝、宇宙还是大自然？

去年我出了本书叫《我的改变：个人现代化40年》，讲的是个人的改变，那“我”是谁？有两个“我”。

一个是无意识的“我”，所谓“本我”，是你无法选择的。

一个是有意识的“我”，所谓“自我”，是你能够选择的。

更具体来说，不管愿意不愿意，人都要吃饭、睡觉；不管喜欢不喜欢，性别都无法选择；不管怕不怕，人注定要死亡。这些都属于“本我”，就是“天”。

虽然“本我”无法改变，但你愿意龟息大法，还是运动健身，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是“自我”，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生命状态。

通俗说，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Q

有梦想但社会环境不允许怎么办？

王石：创业要有远大理想，是没错的，而理想和现实，往往会很遥远，那不妨先确定一个次目标，做一件和理想有点远，但一定能成功的事。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你成功了，就会得到鼓励，接着可以再确立一个跟理想更近的次目标，再成功，就再确定一个。

我看到很多所谓的“大成功”，都是积胜为大胜的结果。

这个意义上，我不大认同“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说法，我认同的是，连续不断地积累小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Q

先创业还是先打工？

王石：我建议还是先打好一份工。以前有人会跟我要求，能不能直接向我汇报。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领导太蠢。

当然，他在表达对我的欣赏，只是不欣赏我的部下。而问题是，你把我的部下都否定了，也等于把我也否定了，何况所谓的“蠢”，只是他的个人判断。

我就告诉他，想当领导得先学会被领导，退一步说，就算领导真的很蠢，你在他的领导下还能做得出色，你就一定会非常出色。

回到“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语境下，“天”就是领导，能由你说了算吗？是他说了算，这样的条件下，用什么态度工作，还把事情做成，有你的选择和空间。

所以，过好“被领导”的阶段再去创业，成功概率可能大很多。

作者：深石

来源：本文源自11月19日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回归未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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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梦璇

排版：陈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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