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网上爆红，相关咨政报告数十次获中央及省部级批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人远离故土，进入城市生活。

久居都市的人们，由于工作、学习繁忙，可能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能回到家乡所在的乡村、小镇或小城市，再次感受家乡的一草一木、风俗民情。而也许正因为曾经离开，因为有了距离，“返乡”的视角，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旁观者”的味道，跳出家乡看家乡。近两三年，每当有博士生或者学者的返乡笔记在网上爆红，都引发了人们对故乡、对农村的关切和讨论。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研究治理中心主任贺雪峰及其团队，早在2013年，便开始以“返乡笔记”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吸引更多的人“看见”真实的故乡。

被称为“华中乡土学派”代表人物的贺雪峰，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研究治理中心主任，他领导的学术团队，从2013年开始写作返乡笔记，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

说起“返乡笔记”，缘起于贺雪峰在大学组织的读书会。

2012年，身为高校教师的贺雪峰在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研究生读书会，主要组织同学们研习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参加读书会的基本要求是：每天待在图书馆十个小时读书，体系化阅读，读经典。

“参加读书会的同学，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经典阅读，一般都会有学术自信和学术兴趣，觉得自己不读博士不当大学老师不做研究，就太可惜了。”“既然读书会同学最终都会以学术为业，他们要做中国研究，那为何不利用寒假返乡过春节的机会观察自己的家乡呢？”一般人返乡过年也就是和家人团聚、吃吃喝喝，对自己家乡的一切熟视无睹，浪费了作为一个未来学者的宝贵机遇。布置一个回乡观察的任务，至少可以让同学们的寒假过得不那么消极。

把读经典和接地气相结合的“灵光一现”，让贺雪峰有点兴奋。

2013年正月初四，贺雪峰立即给所有在家乡休假的读书会同学发短信，布置写回乡记的任务。同学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立即动起手来。“这一年收到了60多篇返乡笔记。”贺雪峰说。

刚开始贺雪峰对学生们“返乡笔记”的写作并没有特殊要求，仅仅是要求仔细观察。一位同学在2013年的“返乡笔记”中写道：“在农村，没有什么比打麻将更流行了。只要有战场，老中青三代齐上阵，麻将声声，挑灯夜战，依然不亦乐乎。春节期间，麻将桌是最繁忙的。在农村，麻将似乎成了招待客人的不二法宝。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不让客人玩麻将，就是没有招待好客人。所以农村家里只要有客人，就会有声声麻将响起来。是什么原因让麻将如此流行？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人人都想从打麻将中获取一些额外收入？”2014年，又一位同学写道：“家乡的面貌因为新农村建设而焕然一新，我们家门口有一片开阔的篮球场，还记得发地震的时候大家就往外跑，聚在篮球场那个区域，再前面就是祠堂，所以我们家门口一般比较热闹，那一幕幕的热闹场面都尽显眼底。”

仔细观察的好处，是生动。但如果记录只是生动，只是描述，没有比较、分析和思考，并不能反映家乡的变化和趋势。

一边实践，一边改进，学生们的“返乡笔记”变成了“连续观察”。“中国农村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变当中，我们的同学一方面在全国不同地区调研，获得截面数据，一方面持续观察自己家乡，形成连续观察，两厢结合起来，就会有更好地对现状的把握。”

桂华的老家在湖北大别山区，他如今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研究治理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也是最早参与返乡笔记的写作者之一。连续几年，他一直在关注农村空心化问题。七年前，桂华注意到，老家所在的村里就有不少人去县城或者乡镇买房子。而今年，桂华猛然发现，村里40多户，只有7户在家过年。“老百姓平时在村里的时间更多，过年反而进城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桂华说，农民是有乡愁的，以前在外面打工，都要回家过年。而现在，过年的一些仪式性的东西淡化了。“现在大家觉得这些仪式是累赘，在城里图个清静，我们把它叫做‘躲年’”。“年味儿”越来越淡，让桂华担忧乡村年俗的流失。此外，第一代农民工很多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如今，他们的年纪接近六十岁，子女都在城里，打不动工的时候去哪儿生活？空心化的乡村如何安放他们的晚年？看着乡亲们的生活变化，桂华开始思考更深入的问题。

贺雪峰介绍，他的团队返乡笔记持续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婚姻家庭、人情酒席、城市买房、天价彩礼等等。“我们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几乎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因此可以做很多很有趣的比较。”连续多年的观察，每个同学对自己家乡的了解都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从现象层面、情感情绪情怀层面转向分析层面的讨论。这正是他所期望的结果。

翻看学生们的返乡笔记，贺雪峰有心情暗淡的时候，这七年里，很多农村萧条的一面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他也看到很多令他这个乡土学派研究者欣慰的现象：“2013年，农村垃圾遍地是几乎所有回乡记作者的最基本印象。到了今年，随着农村环境整治，几乎所有返乡笔记作者都表示，村庄白色垃圾消失了，村庄环境条件大幅度改善。”“每年春节，往往也是农村办人情酒席的高峰时期。农民办无事酒，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一年收入的接近一半用于人情往来和铺张浪费上。农民自己也很不满，却也没有办法逃离。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大力倡导移风易俗，通过各种办法引导农民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抵制，在一些地区确实起到了作用。”贺雪峰还看到，随着国家财政大力度投入农村，农村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让农村的生活更加便利；互联网进了乡村，开阔人们视野的同时，也重塑了农民的家庭生活秩序，重塑了农村社会的公共秩序……

原本只是书斋里的努力，贺雪峰没想到“返乡笔记”会在网络走红。在他印象中，返乡笔记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15年，那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写了《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引发了社会热议。随后的2017年，青年学者黄灯所著《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度网络爆红。

但贺雪峰觉得并不意外。“这两位作者我很熟悉，他们也都写湖北农村的事。我觉得写得很好，引发了社会对农村问题的关切。”贺雪峰说，当前农村正在经历巨变，无论是农村内部还是整个社会，都有对农村向哪里去的关切，他们的返乡笔记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也就很自然。

贺雪峰和他的学生们的“返乡笔记”虽然没有成为网红文章，但借返乡笔记训练经验观察能力，几年的用工，其中部分笔记选编成《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和《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两本书。“同学写的返乡笔记，每年有几十篇在各大媒体发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贺雪峰说，借助学生们返乡笔记中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和素材，团队围绕土地制度、农村文化建设等主题进行专题研究，写作的咨政报告，数十次获得中央及省部级批示，对实践产生了实际效果。

2013年，贺雪峰收到了60篇“返乡笔记”，而今年春节，大概有200多人参与了写作。“既有刚加入读书会不久的研究生新生，也包括博士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这都让贺雪峰很开心。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至今仍有接近六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进城的两亿多农民工也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关注乡村，建设乡村，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贺雪峰表示，团队一定会长期关注农村，研究农村，“希望我们能成为真正了解农村，了解中国，接地气的专家，为国家‘三农’政策出谋划策，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力量。”

记者观察

细节中都是深情

“快过年了，城里的Tony、David、Lily纷纷回到老家，变成了二宝、狗蛋儿和翠花。”网络上的一句调侃，却是中国城乡差别的一个缩影。一年一度的春节，也是全国人口大迁徙的过程，在这流动的大潮中，都市与乡村的碰撞显得淋漓尽致。

无论进城工作还是求学，当人们重新打量家乡所在的农村或者三四线小城，难免有一些生疏和不适，许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耐人寻味。快速发展的时代，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产生了新的矛盾，每个人都是见证者，返乡笔记里的观察和思考也因此有其价值。

近年来，网上流传的返乡笔记，其中对农村青年婚姻经济压力、亲情疏淡的描写，对传统乡村经济的脆弱、乡风乡俗的凋零的感慨，虽引来褒贬不一的点评，但也更推动人们去更多关注自己走出的家乡。

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离乡、返乡的境遇，更有一份乡愁情结。如今，“返乡笔记”体走红，从学界、媒体到社会，每一位参与者目光所及，都从一个角度记录了当下，成为一个时代发展的注脚。

人们对故乡的“爱之深，责之切”，一律清晰地记录在返乡笔记的每一个细节中。贺雪峰说，阅读这些返乡笔记，可清晰感受到正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看到作者们共有的期待：希望中国农村越来越好，希望我们国家发展越来越好。

（朱婷）

链接：2019年的“返乡笔记”摘录

当农村装了WIFI之后

今年回家，似乎家家户户都装上了WiFi。作为一个离县城四十分钟车程的远郊农村，普遍装上WiFi，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智能手机和WiFi的使用，正在一点点改变农民的生活。

智能手机将一个新世界呈现给个体。一开始是微信群的建立。从小的家庭、到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再到大的家族。建群加好友，语音，视频，成为常规操作。作为移民村，更是如此，原来大家族的联系都因为微信群的建立而变得日益紧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从煲电话粥到煲语音、视频粥。距离较远的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开始相互发图片，发语音，发视频，重新变得“熟悉”。

智能手机和WiFi不仅重塑了农民的家庭生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农村社会的公共秩序。

2018年，笔者所在的村庄发生了一件“大事”，村里要建统一的自来水了。对于我们这个长期没有办法达成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村来说，WiFi和智能手机的使用，使得大部分村民都参与到集体决策中，不管男女老少。只是不同人群参与的方式不同。在村的中老年人依然是集体决策的主导者，但是大部分年轻人成为了围观者，少数中青年替代中老年（没有用手机的）成为了表决意见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集体决策的格局。一些年轻人在群里分享村民自治规则方面的知识，此外，还有年轻人通过制作表格，将每家每户的意见写在表格上。最终，只有一两户没有同意，自来水项目成功落地。现在，村庄中的自来水已经在建。

现代技术，使得村庄社会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公共秩序的生产方式，这是带给农村社会的意外惊喜。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婷）

农民进城过年

这次春节前回了趟老家，冷不防地发现村庄要比以前冷清了许多。听父母亲讲，现在村里很多农民已经不在村里过年，而是去城里过年了。

我的家乡在鄂东南一个宗族性较强的小湾子，湾子不大，但大家都是一个姓氏，彼此沾亲带故，关系也比较融洽。在我记忆中，过年是村庄里最热闹的一个节日。

利用几天时间初步了解了下今年湾子里，不准备在家过年的农民的基本情况。据统计，老家近60余户人家中今年大概有15户人家不准备在家过年。主要有如下几种具体类型：

一些人选择不在村过年是因为年轻的子女更愿意住在城里。如我大哥一家，今年准备在黄石过年。大哥是当地镇上的中学老师，前几年在黄石市买了一套房子。大哥说两个小孩平时在城里生活惯了，过年回来老家条件差住着不习惯，而且城里有更加丰富的餐饮、商场与影院，同时在城里也更方便小孩与同学聚会。

还有几户不大方便赶回村里过年的人家，随子女一起去外地的城市过年去了。如远房的一个堂弟，平时两口子都在深圳打工，今年过年不准备回家过年。原因是觉得车票难买，单位放假时间不长，不想来回折腾。

还有几户人家，两口子常年在外务工，靠着打工积蓄和父母支持，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村里像这种在县城过年的人已经比较多了，许多人住在县城里反而可以更加方便走动拜年。

对农民而言，在城里有套房子，虽然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会进城过年，但至少给了许多农民能够选择“不在村过年”这样一个选项。

当然，许多农民选择不在村过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一个农民日益追求自身个体利益、日益脱离村庄的大背景下，“年味”在逐渐淡去。对于许多农民而言，过年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团圆”，既然在农村已越来越没有年味，那么，进城过年也就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另一选择。

（杭州市委党校副研究员黄鹏进）

小表弟的老板梦

某天下午，我与小表弟闲聊了起来，听他讲述这一年的奋斗故事。表弟刚到而立之年，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一直梦想着当老板。

前年，他开始承包土地种植胡萝卜。他通过贷款、借款的方式筹集了80万元，承包了120亩地。第一年的收入马马虎虎，除去所有的费用，大概剩下了10万元左右。去年，他又扩大了种植面积，承包了150亩地。种地仅占用半年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账目还没有完全结清的情况下，就看到表弟在朋友圈中发出的吃吃喝喝的照片。有段时间，还看到了他在朋友圈中显摆去云南旅游的照片。据他当时说，是化肥供货商为了感谢种植大户，特别组织的答谢活动。种植大户自诩为“地主”，感觉很不错。

后来才知道，组织他们出去旅游的不是化肥供货商，而是苏州某生态公司，该公司从事直销业务。表弟经常开着一辆二手的奥迪，说是朋友的车，别人借给他的。跟他聊深了，他才说，这个车是公司经理想卖给自己车，价格为25万元左右。他与经理张某认识很长时间了，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在贷款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又在商业银行贷款30万元，借给了张某。刚开始，他还不好意思说自己买车花了25万元，只说是10万元。

表弟在为自己当“总”而欣欣自喜时，亲戚朋友们却着了急。因为，他在银行的贷款是一个长辈为他找的关系，并担当了这笔贷款的保人。表弟其他的钱也是从亲戚那里借的，说是卖了胡萝卜就立即还钱。胡萝卜是卖了，但是钱还没有还上。有了钱之后，他不是想着怎么还钱，而是想着怎么买车、怎么当“总”。过了年，他还打算扩大种植规模，计划承包500亩土地，继续种植胡萝卜。他自己信心满满，而家人们却忧心忡忡，怕他会把房子抵押出去，最后弄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有梦想，要实干，更要保持警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奉承、吹嘘之中，不要被别人编织的童话所欺骗。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