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刘震云、毕飞宇们的返乡笔记

“我对故乡曾经很不爱，现在有点爱。”

撰文 | 王霜霜 林杨攀

编辑 | 沈佳音

运营 | 屈昕雨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每到年关，买上一张回家的票，走出站台的那一刻，年味扑面而来。

然而，这两年由于疫情，很多在外工作的人只能就地过年。城市里不能放烟火，只留下多半人返乡后的冷清。

即便贴了春联、包了饺子，放着同样的春晚音乐，年味也和故乡的年大相径庭。只能打开家庭群看亲戚们的团聚，隔着朋友圈看旧友们的热闹。

这些年少时想要抛在身后的熟悉，都在回头看的时候变成了让人魂牵梦萦的美好。这好像是远游者特有的一种“乡愁”，在作家笔下尤甚。

阿来 /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腊月二十八时，莫言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了一篇旧文回忆他小时候的年味，有除夕夜在家里的堂屋墙上挂家堂轴子，父亲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祭祀神灵，一家人坐在暖烘烘的炕上吃饺子……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旧时的年和如今的年，自是不同。但不管时代怎么变，似乎根植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年味，是故乡的人、故乡的年。

曾经想要远远逃离

莫言21岁当兵，坐上汽车，以为可以远离故乡。几个小时后，听说“到了”，他感到很失望。而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他会因为笔下高密的红高粱家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莫言便很少接受采访了，听到导演张同道要为他拍一部纪录片，很抗拒。但张同道没放弃。“不管他同不同意”，张同道先去山东高密抢拍了莫言老家的高粱，拍了莫言的老父亲。

不久，莫言告诉张同道“我要回趟高密，你跟着我回去”。张同道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文学的故乡》。总导演张同道出生于1965年，中文系博士毕业后，却去做了纪录片。他自称“文学的逃兵”，但文学梦却从没泯灭。他一直想为文学拍一部纪录片，但始终没想清楚怎么拍。

《文学的故乡》海报

前几年，张同道想到了拍“土地”。

“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

采访中，张同道大段地背起鲁迅的《故乡》。他一直想搞清楚鲁迅笔下的卫庄、鲁镇，在生活中是什么样，鲁迅又是如何把江南水乡的生活场景变成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文学风景的？

于是，张同道带着团队，跟着莫言、刘震云、毕飞宇、迟子建、贾平凹、阿来六位作家，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从黄河到长江，从山峰起伏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高密，回到他们的故乡，寻找文学发生的现场。

文学的故乡

纪录片取名为文学的故乡，而不是文学家的故乡。张同道说，他选拍摄对象的标准不仅要出生于乡村，还要把自己的故乡艺术转化成了“文学的故乡”。“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嘉绒藏族村庄、迟子建的冰雪东北、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几个人都写了自己的故乡，而且把它们变成了文学风景。”

航拍镜头下，高密是一马平川的平原，黄色的土地一片荒芜。莫言讲起自己小学辍学后放羊割草的经历。夏天，青纱帐起来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地，田园里一个人也没有。

童年的莫言牵着几头羊、背着草筐去割草。孤独、恐惧，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想。当他拿起笔开始写作时，童年时期的这些经验，都在他脑海里复活了。

“土里不仅长庄稼，也长人，”张同道解释说，“你看莫言的这片土地，生长出茂腔、山东快书和西河大鼓，还曾经有过一个小说家蒲松龄。莫言的小说里也有很多装神弄鬼的地方，因为装神弄鬼就是民间故事的基本主题。”

莫言

张同道认为莫言的文字风格常常是一泻千里、来无影去无踪的，这都是民间艺术特有的魅力。“像莫言和贾平凹都是吸收了土地精灵的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寻根文学’是由知青作家兴起的，但是真正的乡土作家一写，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而毕飞宇小时候生活在水乡，到处充盈着水汽，湿漉漉的。“他是个推敲派的作家，语言很精细，让人想到汪曾祺，把小说写得就像诗一样，都是提过纯的，好像他们河里流的都是蒸馏水，这是北方作家很难有的。”张同道说。

《刘震云》中，张同道吃了刘震云家的一颗柿子，刘震云的妈妈用河南话开玩笑说“先尝后买才知道好歹哩”。“他尝了尝，甜，吃罢了他又不买，你说这事儿咋弄？”刘震云逗母亲。“拉倒。”刘震云的母亲手一摆，说。

导演都出镜了，这段本不应该剪进去，但张同道还是把它放进去了。“农民不识字，但是她的语言就是这么幽默，刘震云的文字也到处流淌着这种智慧。”

刘震云

“莫言创造的故乡盛开在感官里，刘震云的故乡是在话里。”纪录片中，评论家李敬泽说。

跟刘震云回到老家，摄制组就跟着他在村里闲逛，总是能收获惊喜。他们遇到当地最大的养鸡专业户老步。摄制组以为他是要跟刘震云合影。没想到，老步谈起前两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前头都埋了伏笔呀，开头说吃饺子，最后又回到吃饺子。”

“就是这些日常对话的幽默，特别自然，你设计也设计不出来。”范高培说。他也是河南人，小时候就生活在这些对话里，但从不觉得它有什么。这次跟刘震云回去后，他开始意识到在日常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很深的系统逻辑，而这套系统就代表着一个地方的世界观。

遇见书中人

张同道坚持让参与拍摄的作家一定要回到故乡。“回到故乡，才能回到那一片他最熟悉的，甚至影响了他的情感和性格的土地。”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毕飞宇的拒绝。

“我没有乡愁，没有故乡，甚至没有姓氏，我天生是个小说家。”《毕飞宇》的开头，毕飞宇自己用旁白说了这样一句话。

毕飞宇

毕飞宇的父亲是领养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他们一家便生活在漂泊之中。“生活是破碎的，一切都是临时和敷衍的。”他曾在书里写。

张同道让他回到出生地杨家庄，他在那里住了五年，但毕飞宇不愿意。“这么一个有型的人，不想让人看到他动情的一面。”张同道开玩笑说。

摄制组找了一个发展比较缓慢、基本保持了当时氛围的村庄。到了之后，毕飞宇转了一圈，最终还是决定去真正的杨家庄。

“虽然村庄的大致面貌跟他当年出生的村庄没有多大区别，但这里的人，他一家也不认识，码头都没玩过，他没感觉，不能假装是他的村庄。”张同道说，“作家的真诚就是这样，当他看到这样一个假的场景时，他自己也受不了。”

影片中，镜头是慌乱的，三十年没回来，毕飞宇四处寻找，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刘鹏飞拿着摄像机一直跟着他，突然，毕飞宇“啪”一拍脑门，一转身，一捂脸。刘鹏飞把毕飞宇放在画面的边上，做了一点留白。

毕飞宇一点点抽泣，背影不断地抖动，他的肩膀很宽，就像一座古希腊雕塑。刘鹏飞尽量控制机器的浮动，“那段时间，在我的世界里，连呼吸都快停止了”。这个镜头长达1分40秒，直到毕飞宇转过身来，刘鹏飞才把镜头切到一个写着 “杨家小学”的牌子上，这是毕飞宇小时候的住处。

跟着作家回到故乡，刘鹏飞看到了不少“书中人”。在一家修理店，他们看到了刘震云《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在贾平凹老家看到《高兴》里的刘高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毕飞宇笔下的哑巴。“哑巴是我的邻居，哑巴就住在厨房里，和鸡、兔住在一起，他的床和我的床只隔了几十厘米。”毕飞宇在书里写。

贾平凹

毕飞宇和哑巴相认了，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无声地交流着。哑巴的嘴一直动着，却说不出话，毕飞宇转身去了房间，刘鹏飞知道毕飞宇哭了，但他没有跟进去，而是一直把镜头对着一直“吧吧吧……”说话的哑巴。

范高培在一旁背着录音机，刘鹏飞听到范高培啜泣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高速摄影拍摄的泪花砸到录音机上又崩开的画面。

回不去，放不下

《文学的故乡》拍摄的时间很有讲究：摄制组曾在冬、夏、秋三次去阿来的故乡；去了莫言家乡六次，拍了高密的四季；特意选择了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去拍毕飞宇的家乡；贾平凹的老家在陕西商洛，他们选择秋天去拍摄，因为那时，漫山遍野的苹果、柿子都熟透了。只有这样，才能在画面上凸显每个作家故乡地理特征的不同。

张同道让莫言重走了《红高粱》里的石桥，让他回到了当年写《丰乳肥臀》的小屋，看了胶河。但这条在作家笔下像马头一样奔腾的河流，三十年前已经干枯了。每个作家的故乡都在发生变化。

迟子建的北极村现在已经成了旅游点。为了还原她书中描写的安静的生活场景，摄制组必须很早起来拍摄。很多文学现场已经无法再到达了。

迟子建

张同道让每一个作家都回到故乡。在纪录片中，几乎每个作家都谈到自己曾背离家乡的经历，不过，故乡依然成为他们写作时的养料。

片子中，迟子建说：“世界还是这么大，它还是一个北极村。”阿来说：“我对故乡曾经很不爱，现在有点爱。”

张同道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故乡，而且一直在那儿，“文学故乡就是精神故乡、美学故乡，就是心里的一片田园”。

年轻时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故乡的莫言，在离开故乡多年后，对故乡年节的回忆也温馨起来了。

有读者问莫言，故乡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故乡“就像一个人生来带着一块胎记一样，是无法剥离的。当然胎记现在也是可以处理的，但故乡这种心里的印记是永远难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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