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回国15周年的反思，我后悔了嘛？

 

从45岁到60岁，不能说不是人生的重要阶段。

很多人问，是否后悔回国。

当然不后悔。

因为，困难确实有，但也乐在其中。

虽然用了较长时间才获得博士学位，我从助理教授到讲席教授的时间不很长，成为美国学会的学术刊物编委也比较早、比较多，在每个阶段属于生物学里面比较年轻的。

回国前，我参加的活动常常属于年轻的。因为中国历史造成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青黄不接，我回国后立即经常是年龄最大的。

十五年前的重要问题：未来怎么过。

1

核心科学

2007年至2022年，我的工作核心是科学研究，冒险探索。

在美国的23年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按外界标准做到满足外界要求。

回国后，不再理睬外界转而跟随内心对科学的兴趣。

我实验室传统的优势是基于广泛和深刻理解生命科学而较好地判断重要的科学问题，但弱点是技术单一、而且比较弱。

回国后，专门弥补了以前的技术短板，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全面的生命科学实验室，估计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实验室如我实验室一样的技术体系同时拥有从果蝇、老鼠、猴到人的基因分析，从小分子化学分离和分析到蛋白质分离纯化，从电生理到光学成像和操纵。建立这套体系，使我实验室从偏重科学问题而技术单调偏弱，到技术体系完备、技术可以跟上科学研究需求，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只有敢于不“临渊羡鱼”、才会“退而结网”。

对自己要有足够信心和期待，才能相当长期隐忍不发。

现在，我们一个实验室内部就可以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电生理、人类基因组分析、化学分析综合交叉研究重要生物学问题，特别是（但并非百分之百是）重要的神经生物学问题。

一方面是改进技术，另一方面是不怕压力、不怕失败、敢于独立追寻重要问题。

我自己动手能力低，是我实验室传统问题的原因，改变这一弱点非常重要。

我自己动手能力低，同时使我在实验室的绝对时间不需要很长，可以有“课外活动”。即使加上阅读科学文献、教学等有关工作，最多每天需要半天。

正如邓小平先生说，领导人不能过多主意，实验科学课题组的领头人也需要适可而止，避免过度干涉做实验的实验室成员。

所以有大量时间可以用于“课外活动”。

2

重视教学

我早就知道自己喜欢教学。教了十几年后才意识到这可能是母亲家庭的传统。

1994年，我任教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后，大概在两三年之内就与Rafi Kopan和Ross Cagan两位志同道合，开设了研究生选修课（Molecools），曾经有80多人同时选修，成为当时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选课人数最多的选修课。近年还有当年选这门课的美国学生（现在的美国教授）在电子邮件说起。我们选择一些特别有趣的分子，讲述其生物学研究。

我给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开始过分子神经生物学。神经所成立后，我参与其神经生物学教学。可能初期的发育神经生物学是我教的。2000年，我和吴家睿创立后来称为Bio2000的课程，主要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这门课程获得科学院的特等奖。2003年，扩展到北大和清华。我是逐年退出，大概前几年起不知道这门课的情况了。我主持的三年（2000-2002）肯定对科学院上海部分的生命科学研究生有较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全职回国后，调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育体系，鼓励优秀年轻科学家投入教学。例如，生物的挑战班最早五年是我那时建立，后来交给年轻人，他们不仅延续而且事实上做的更好。

PTN、CLS等研究生项目，也是后来的老师做的更好。

我自己一直在一线进行教学工作。

从2008年秋天开始，我给本科生开始《生物学思想与概念》，后改称《生物学概念与途径》。自己编教材，以经典实验为核心，讲解重要生物学概念的提出和建立，讲解重要的生物学研究途径。明年开始，准备同时给研究生。因为实际上，可能对极少数本科生有益，而对大多数研究生有益。

我也参加过一些其他老师主持的课程的教学。最初参加过《发育生物学》、《遗传学》的教学，特别是发育生物学，当时我能教的部分，可能其他人熟悉程度不够。后来主要是神经生物学的本科生课程的一两堂，和有些研究生课程。

北大生命科学师资力量不断充实，现在让我教学的比较少了，而且常常是第一堂的导论。

但我自己的《生物学概念与途径》课程准备教到退休之年/身体不行之时，看哪个先发生。

年复一年，教同一门课，但学生不同，而自己也每次希望比上次有所提高。至少，到2022年，我做到了一门课自己从头到尾教，而不是以前的其他老师教一半。

3

认真管理

一般人，在没有参加管理之前，都很容易认为自己有管理能力。

参与的越多，才意识到管理能力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自己的能力只在科技和高等教育的范围之内。

我的体会：管理需要有能力、也需要有公心。

很多缺乏公心的人做管理，是中国受害的一个原因。但这说明如果有公心的管理者越来越多，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很多能力不够的人做管理，是中国被耽误的一个原因。但这也说明如果有能力的管理者越来越多，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不时有人认为没用上我的管理能力而叹息。殊不知，我看中国有一批非常有管理能力而且有公心的人，他们的能力比我高很多，而没有合适用上。他们还继续写建议，无论是否被采纳，而且他们不能抱怨，更不能像我一样公开写文章。要是他们能写，层次、水平、文字的优美都会高我很多。

全职回国之前，我参与过一些建设。

2007年至2013年，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期间，首先是建立了现代化的教师聘用体系（附一，附四）。我和施一公在两校的生命科学学科建立的体系，都被两校推广。北大是2014年全面推广。这一体系是十几年来北大师资质量保障的关键。这一体系的建立，在北大是经过二十多年，在我之前就开始探索新体系，我来北大后，也有多任校领导和多个其他院系研究所和中心的努力。但我相信，我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实践，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能是承前启后真正证明可以落地、可以成功、可以推广的一环（附三）。

师资体系改革，当然矛盾很多，包括学院内、新老、功劳和苦劳，等等；包括如何处理和安排老院士、新院士。核心是卓越和公平。

北大生命科学学科，在2007年之前，只是中国高校第一，而那是因为中国高校的生命科学研究普遍弱。今天北大的生命科学学科，在很多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下，不仅全国领先，而且在世界上显示快速质量提高。

建立体制后，很多工作可以长期延续。今天北大生命科学的研究质量、学术气氛、学生的学习环境，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进，而这些改进并非都是以经费带来，很多单位经费早就比北大多，它们没有足够改革而显示经费不加改革是难以有很好的效率的。

对于我参与过的其他，如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附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我从来是帮忙不添乱。麻烦的事情，有时要我出面扛，我在两个单位都偶尔扛过。如生理所号称全体学生上街抗议，我立即公开回复请向我开炮，我来专门回答质疑。北生所没钱了，我和一公联系上级。我也曾个人为北生所经费给人下跪借钱。

多个改革单位的年薪，我都帮助坚持要足够高，不能没有吸引力。这一点，因为我所坚持的单位都是改革的先锋，所以它们的年薪恐怕影响了全国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情况，只是很多是间接参照的结果。

前二十年参与各种新建和改革，对于首医的工作有帮助。

4

扎实创业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最近十年终于出现第一次高峰，虽然是小高峰，而且现在已经进入第一个调整期（相对寒冷期），但它预示着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进入的国际正常发展轨道。

前几年，我应邀帮助中国回顾过几次药物产业历史（例如，附五）。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第一个高峰，是多个原因促成。它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也帮助大量中国生物和化学毕业生提供工作场所。现在，不仅北大清华很多老师创业，一些学生也创业。

我的第一个学生创业，我只从旁帮忙，没有任何参与。

第二个学生创业，我帮忙，也参与过短暂的时间。

后来我选择参与了生物技术创新企业。选择可以用上我的特长、不怕年纪大的弱点的方向和项目。

做成一个好的企业，非常不容易。我们大家都在埋头苦干，网页很差、微信公众号没有。

我们相信是靠本事，不是靠嘴巴，所以我们只在必要的时间、必要的场合谈，其他时间和场合不谈。

国家支持科技人员创业。我也给国家申报了全部的参与。

凡是需要转化的，我都通过北京大学，因为我实验室在北大，我作为老师申请转化没有利益冲突。而我是首都医科大学法人和校长，难以避免利益冲突。何况，我在首医并没有实验室。

5

不倦诲人

如果有人批评我是“教师爷”，我不会反驳，因为自己也认为有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贬义。

我希望我弟弟能用其聪明和幽默帮我减少这个问题，好像效果有限。有些喜欢我文章的读者，对我弟弟不习惯，不知道我就是希望能够像我弟弟那样写，只是水平不够。

我批评的原因，与一般人的原因不同：不是因为我对世界悲观，而是起源于我对世界太乐观。

我母亲是我小时候观念形成的关键。她一直教我这个人怎么好、那件事怎么好。

我从小对世界充满乐观，其实现在还是过于乐观。

但一旦看到世界不是我母亲说的，看到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特别生气。

对十几个人生气了、对一十几件事情生气了，我可能就会写下来，公开批评一个人或一件事。

而当然我不仅在很多单位支持了很多年轻人，而且我公开也推崇和表扬了很多人。也是希望起到教育作用。

但一般人容易记住我批评的人和事，不那么记得我推崇和表扬的人和事（特别年轻人，例如2012年的附七）。

事实上，我公开文章中推崇和肯定的人远多于我批评的人。前者如：林可胜、陈克恢、蔡翘、冯德培、张昌绍、张香桐、谢和平、汤飞凡、邹承鲁、邹冈、袁隆平、屠呦呦、余亚纲、顾国明、张亭栋、周其凤、王晓东、施一公、施扬、管坤良、张毅、程亦凡、邵峰、李文辉、杨勇、张岱、张宏等等。

有些人如蒲慕明，肯定其优点和做对的事情，毫不留情批评其缺点和做错的事情。他是我迄今批评过的唯一科学家。

我建议《知识分子》开办的“华人之光”专栏，也曾经介绍一批华人科学家。

通过未来科学奖，我们科学委员会认真工作，推出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有信用、共识程度最高、最公平的自然科学大奖。

通过科学探索奖，我们科学评审委员会严谨工作，推出了中国迄今为止对青年科学家最好的个人支持。

未来科学奖和科学探索奖，影响超出获奖的人们，而在中国科学界带动了追求卓越、追求公平的文化改变。

《知识分子》、《赛先生》两个微信公众号，都是为了文化建设。早期参与很多，现在几乎不参与。而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赛先生》都成为公益组织，公认为我国科学界和高等教育最公平和公正的共享平台。

在美国期间，我的科研之外的活动包括教学、读书（了解科学、了解世界、了解中国）、科普（在中国和美国的中文刊物发表科普文章）、参与对中国科学的咨询和部分工作、把国际学术会议引入亚洲和中国等。

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刊物，是文科学术刊物，其编委中只有很少几位科学家，十几年前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科学家编委。

中国质量最高的国际会议，长期十几年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Gordon会议(附六），提议和发起人是我。落地和坚持的是今年上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叶玉如（Nancy Ip）。

6

喜好历史

我对科学史、美国建国史和中国近代史曾经都比较感兴趣。

后来，干脆做了一些科学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史原创研究者。

我在英文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附八），对“肾上腺素”的发现史正本清源，指出美国药理学家不顾事实，压制旅美日本科学家的首创工作，即使在英国诺奖得主坚决指出日裔科学家的情况下，美国长期错误地沿用错误的名词。其根源是混淆历史。

我与黎润红、张大庆合作用中文发表过几篇文章和几本书，揭示青蒿素发现的科学史。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全世界最全面、最客观的，也是唯一被参与的多方面所共同接受的。

我们还做了张亭栋的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亚型白细胞的历史。

从喜好，到原始研究，有点专业化。

7

为利益会后悔不已 为理想会迎难而上

留在美国，可以继续教学、科研，也可创业。生物医药界，有些华人不回国，但在中国设立企业，为国外提供见缝插针的服务，获得不菲的经济回报。但有理想的人会认为这与几十年前把中国纺织品转口到西方的港澳商人没有本质差别，虽然有个人利益，但不值得追求。真有事业心的人，可以努力在中国创建以后有可能领先世界、造福人类的企业。

以下的对话反映了我对文章题目想法的一部分。

2022年7月10号星期天（美国9号星期六），有位老朋友在微信上晒一群美籍华裔成功人士聚会“登高远眺、品尝美食、美酒和咖啡，一片欢声笑语”。

我留言：“这是我力图避免的：一辈子在美国，主要与华人聚集，自己努力做好职业（也许职业有所追求），安安稳稳，但毕竟是限于个人的生活”。

对方回复：“人各有志。我很高兴大家一起在有美国国旗图案的阳伞下开心聚会”。

我批评了美国的缺点，对方没再回复。

当然有人可以问中国就没有问题吗？中国肯定有中国的问题。

但这是我出生的国家，是我家庭和学业前辈在更艰难时代没有言弃而为之奋斗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一百年后中国很可能超越美国，五十年后朋友的中国母校可能超越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包括她先生任教的斯坦福大学。

重要的是，无论百年、五十年的目标能否实现，我自己都在里面起了当时其他人不能起到的推动作用。

所以，非常值得。

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

1）对中国的长远是否有信心

2）利益第一、还是理想第一

不回国的一般都对中国长远缺乏足够信心。

回国的当然不都是理想第一，但不回国的一定不是理想第一，而甘愿在美国做一个自己利益至上、不用冒险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