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丨黄焕均：点开吴芳吉的“朋友圈”

黄焕均

出版于2015年，由王忠德、刘国铭主编的《吴芳吉全集笺注》内容丰富，资料完备，思想性和学术性俱佳，是历年来研究吴芳吉之集大成者。展阅这本《笺注》，我们仿佛又见到了一百年前那个“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萍踪孤影。读《诗歌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山河破碎身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飘零诗人；读《论文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性冷静、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读《日记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温饱奔波、为生计发愁的一介草民；《书信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亲人，一个肝胆相照的挚友。

吴芳吉是新文化运动的探索者、革新者、诗人、文学评论家。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600多首优秀诗篇，被称为现代诗词改革的先驱和开拓者，其代表作《婉容词》被中国诗歌界称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佳作。名家如梁启超、郭沫若、康有为、欧阳渐对他赞赏有加，于右任评价：“生大文豪天亦难，遇大文豪世不易”，毛泽东赞其“芳吉知春，芝兰其香”，周恩来曾对吴汉骧说：“你父亲的诗很好，我喜欢。”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在人生的旅途中,真正的朋友才可以同甘苦共患难，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朋友的相助就会给人前进的力量。

吴芳吉家境贫寒，一生颠沛流离，受厄于清华，困居于上海，行乞于三峡，逢难于西安，屡屡遭受贫穷与死亡的威胁，但无论哪一时期，都得到了师友的慷慨援手。可以说，若没有师友的资助，其成就不可能如此巨大。

打开《吴芳吉全集笺注》，在诗歌里，在日记中，吴芳吉身边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中有师长，有同学，有学生，有朋友。我们在欣赏吴先生优美诗篇的同时，也仿佛点开了他充满深情厚谊的“朋友圈”。

一、会计龚茂如

吴芳吉十岁时到聚奎读书，父亲因经商失败，已下狱中，他想去重庆看望父亲，却苦于没有路费。学校会计龚茂如与这个孩子非亲非故，但十分同情他的遭遇，拿出十元钱作川资。吴芳吉去狱中看望了父亲，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于是便自己写下状词，到巴县衙门喊冤。知县对这个孩童的勇气大为讶异，在查明了事情的原委后，最终将他父亲释放。对龚茂如，吴芳吉铭记于心，数年后他在《痛定思痛行》一诗中写道：

“穆穆龚君，校之会计，予我十金，不我遐弃。······穆穆龚君，感君天赐。非君拯救，何以卒岁”。

二、业师萧湘

从入读聚奎起，吴芳吉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比如《法兰西革命史》《拿破仑传》等，开始接触到“博爱、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老师们尤其爱讲历史，特别是萧湘，课堂经常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痛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有时讲得声泪俱下，同学们深受感染。

萧湘早年与聚奎学子邓鹤丹一起留学日本弘文师范学院，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一起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参与四川荣县起义失败后，为避清政府追捕，化妆投奔邓鹤丹，在聚奎任国文教师。

一次，在作文课上，十三岁的吴芳吉写就《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萧湘阅毕，赞叹：“······何物神童，文心狡狯乃尔，使我精神为之振荡也，咄咄怪才！”于是积极向堂长推荐，将该文章印发全县，此后吴芳吉被誉为“神童”。同时，萧湘发现吴芳吉“行文有诗意”，鼓励他走文学的道路。

1914年，萧湘被任命为嘉定联合中学（今乐山中学）的校长。当时，吴芳吉被清华学校开除后，辗转半年才回到家，家里一贫如洗生活艰难，惜才的萧湘聘请他到乐山执教英文。

萧湘为培养了吴芳吉这样的优秀人才而骄傲。1918年，萧湘生病不起，他怀念吴芳吉，病逝前五天曾写下《思碧柳》一首：

劫火横烧已上眉，笔花舌剑尚纷驰。

狂涛万派无南北，朽骨千年有是非。

名士望尘先膜拜，老夫余泪向谁挥。

每当感慨悲歌日，一念英才一解怀。

三、长者邓鹤丹

聚奎学校是白沙盐商邓石泉带头创办的，出钱出人最多，邓鹤丹是其六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潜心办学。1917年出任江津中学校长时，聂荣臻便是其学生。邓鹤丹爱惜人才，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清华留美预备班向全国选拔人才时，就是他向当局推荐：“（吴芳吉）除英文之外，其他各科也特别优异。”

他对吴芳吉有知遇之恩，自然有师生之谊。1926年，得知吴芳吉在西安受困，非常关切。一次在校园见到幼小的吴汉骧，想到吴芳吉生死未卜，一向持重的邓鹤丹忍不住黯然泣下。

1931年，邓鹤丹担任江津教育局长时，力邀吴芳吉任江津中学校长。吴芳吉一方面觉得却之不恭，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应该为家乡培育人才，他抱着“使读书种子不绝于乡里”的愿望，毅然回到江津。他在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他大胆践行自己的办学思想，整顿校风，做了很多教学改革，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学校面目一新。其办学影响深远，乃至今日，他设计的琴笔球图案校徽仍在使用。

四、聚奎三杰

在聚奎，吴芳吉还结识了两位终身挚友——邓少琴和张采芹。

吴芳吉和邓少琴在聚奎是同班同学，张采芹则于1917年考入聚奎，三人同为校友，可谓同根而生。

吴芳吉和邓少琴一起读书，一起准备留学，一起在上海饿肚子，回川途中一起差点被杀头（被北洋军怀疑是探子），可谓患难之交，情深谊重。

1922年张采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成都任教。他在成都师范大学执教时，吴芳吉任成都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讲新诗，两校同在旧皇城至公堂内，校友加同乡，自然过从甚密，感情日笃。张采芹了解到很多成都人喜欢读吴芳吉诗词，便将《白屋吴生诗稿》与自己的《采芹画集》一起作为聚奎学校丛刊出版。自此，聚奎人称吴芳吉的诗歌、邓少琴的书法和张采芹的国画为“聚奎三绝”，三人即被称为“聚奎三杰”。

1932年吴芳吉积劳成疾去世，年仅36岁，葬于黑石山。张采芹十分悲痛，在成都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还主持编印了《吴碧柳纪念刊》一册。邓少琴写有《回忆诗人吴碧柳先生》、《白屋诗人与我在奎校之习闻》等文章，晚年，他常常思念亡友，写有《忆老友白屋诗人吴碧柳》：

行遍天涯是我师，惊心板荡少年时；

巴人歌挽三千众，长忆榴花血染枝。

1983年，张采芹以《婉容词》诗句“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的意境作了一幅山水画，邓少琴亲笔题上杜甫诗句“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这幅“聚奎三杰”的联袂之作当是他们一世情缘的绝好见证。

张采芹和邓少琴去世后，按其遗嘱都葬于黑石山九曲池畔。至此，落叶归根，三座坟茔，上下分列，相邻相伴，其情其谊永为世人铭记。

五、“两吴生”

说来话长，吴芳吉和吴宓终身不渝的友谊要追溯到1911年，那时他们考入清华留美预备专科学校，二人志趣相投，被同学们戏称为“两吴生”。1912年吴芳吉声援被美籍教师无理辱骂的同学何鲁和黄秉礼，且拒不悔过，因而被当局勒令开除，之后流宿街头。是吴宓组织同学出资四十元帮助吴芳吉回家。吴宓家境优裕，对生活困苦的吴芳吉表现了最大的关怀，这种帮助不仅出于同学之情，主要的是意在让朋友一心一意读书上进，不受生计困扰。1913年春吴芳吉漂泊半年回到江津后，家里负债累累，穷得揭不开锅，吴宓知道了他的境遇后，发动身边同学好友为他募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吴宓都按时寄款接济，为吴芳吉解决了大难题。

1913年，吴芳吉自北京返四川，途中成诗十首，寄给吴宓，吴宓见他的诗文很有根底，就大力鼓励他专走诗歌创作的道路。得到吴宓复信鼓励后，吴芳吉“遂发愿为诗”，吴宓还寄去大量英文书刊，帮助他精进学业，打开视野。 1919年，吴芳吉陆续写出《婉容词》《两父子》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声名鹊起。吴宓为之兴高采烈，写诗致贺：“此道今时无敌手，中华第一大诗人。”成名后的吴芳吉饮水思源，动情地说：“吾不知诗，家门雨僧兄所教也。雨僧者，吾良友而贤师也”。吴宓留学期间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之后，又向他介绍人文主义。从小接受民主思想和爱国教育的的吴芳吉很自然地接受了人文主义，他笔下的主要题材主要就是关注底层人民生活，关注民族存亡。可以说，民本思想和民族主义形成了吴芳吉诗词文章的底色。

吴宓归国后，他们往来更加密切，还多次帮助吴芳吉四处谋职，为其介绍到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教书，二人手足情深，堪比管鲍之交。

西安围城二百多天，吴芳吉数次挣扎在死亡线上，吴宓不但寄钱接济，还对他家中生活妥帖安排。1927年1月，冯玉祥率部为西安解围时，吴宓的叔父吴仲旂任冯玉祥秘书，由于先前得到吴宓来信告知，吴仲旂随西北国民军攻入西安城后，第一时间就寻找吴芳吉，终于在西北大学找到了奄奄待毙的吴芳吉，一众师生方得解救。旋即，吴宓风尘仆仆赶到西北大学，经此劫难，二人相见时悲喜交加，把手畅谈。

“何处寻碧柳，白沙谒墓来，······人琴知己感，生死鹡鸰哀。”十年后站在友人墓前，吴宓追忆前尘。为纪念友人，1948年吴宓在白沙镇遛马岗推动创办了“白屋文学院”，多次不辞舟车劳顿，自费前往讲学。解放后，吴宓每月都要拿出十元钱汇给吴芳吉长子吴汉骧，甚至专门写信把吴汉骧叫到重庆，为他改善伙食，“打打牙祭”。晚年吴宓，每到逢年过节，桌上总要为亡友摆上碗筷，缅怀悼念，寄托遥远的哀思。

六、情若金兰

吴芳吉的家庭经济一直困难，父亲多年来负债数百元，一直无力偿还，债主们常坐在他家讨要，还蹭喝蹭吃，一家人不堪其扰。特别是吴芳吉1913年自清华回家后，没有收入来源，还因被开除而饱受乡邻奚落，那最是他困顿窘迫的时期。好在有朋友童季龄、黄华、向俊哲、王尧臣、凌其峻、何墨林、潘承圻等先先后后、陆陆续续寄来钱款予以接济，嘉州同学谷醒华（后来任江津县长），曾多次向吴父谎称欠有吴芳吉的债，汇款到吴家。

经过大家的资助，吴家逐渐摆脱困境，特别是在汉口工作的好友吕谷凡，听说吴芳吉家境况后，先后寄来数百元，才把最后的债务偿清了。对此，吴芳吉心怀感激，写下《甘薯曲》一诗：

冻馁不自先，养我父母与妻子。三年未相识，丹心平如砥。

另外，西安围城八月期间，人民饿死渐多，吴芳吉自第五月起就断粮断炊，在城里的好友胡仲侯、石雨琴、穆济波等，都分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他，并请他挨家前往就餐。当然，吴芳吉也常常帮助他人，就在收到吴宓三十元钱后，转手就借给朋友二十五元，在自己钱粮告罄的情况下，还把仅有的一点米送给别人。类似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

翻看《吴芳吉全集笺注》，在那个“旷古未有之大变化”年代，无论是友人间的酬唱赠答，还是师生间的切磋琢磨，一首首饱含深情的诗篇，一封封娓娓道来的信札，或灵感相激，或笔墨互慰，都传递着吴芳吉和他师友们的脉脉温情，也构成了一个让人感动钦羡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