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中｜一件持续了20年的影像作品《我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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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年前的一个影像作品《我会死的》，持续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位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被拍摄者，十几种语言，十几个不同国家/城市的展览……它还在持续发酵，最近又有了新动作。5月25日《我会死的》受邀参与Tatjana Gürbaca执导、作曲家Aribert Reimann的歌剧新作《The Invisible》，剧作在德国布伦瑞克最古老的剧院Staatstheater Braunschweig上演。演出现场，观众在剧院门厅和舞台背景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无论何种语言、信仰或国籍的人们讲述同一句真理：“我会死的”。

《我会死的》受邀参与由Tatjana Gürbaca执导、作曲家Aribert Reimann的歌剧新作《The Invisible》，视频为首演现场，德国布伦瑞克大剧院，当地时间2019年5月25日

为此，我们和艺术家杨振中进行对话，试图来梳理有关这件作品，漫长的发展与变迁。似乎，它能够成为个案，作为20年间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小的缩影。

时间有如沙漏，记忆如此盛大，那么生命呢？艺术呢？

“我会死的”录像截图，2000年-2005年

艺术家杨振中专访

杨振中=Y

墙报=Q

Q：还记得做这件作品的初衷吗？被拍摄者有多少人？大多数人面对镜头是怎样的表情和态度？还能记得那些脸吗？第一次展映这件作品的情况是？

Y：一开始的初衷很简单，我让不同的人对着摄像机镜头说“我会死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经常会忘了这件事儿，忘了我们活在世上其实是很短暂的事实。从1999年到2000年开始拍中文版，第一次展出是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一个外围展，叫“有效期”，那是我和徐震、杨福东一起弄的三人联展。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本身也处于转型期，也是中国的官方美术馆刚刚开始关注当代艺术。而且在同一时间周边突然冒出来很多各种形式的，各种不同的人组织的外围展，其中有些展览后来变得非常著名。我们三个人也因为那次展览之后开始被关注。至于“我会死的”这件作品也是在那之后，经常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邀请继续拍摄各种语言的版本，慢慢成为一个延续了20年的特别项目。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拍了说各种语言各种年龄段的人差不多有六、七百。加上后来网上征集自拍的四，五百人，确实一共有上千人了。

其实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每个人都会自动进入一种表演状态。每个人的表演都各不相同，有的严肃认真，有的嬉皮笑脸，有的甚至搞笑怪异。我并不想要让这个片子变得很严肃，反而更喜欢严肃主题下，比较轻松的那种矛盾状态。

2000年上海“有效期”展览现场

Q：这件作品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持续创作最长时间的一件作品？为什么会持续做它？

Y：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持续时间最长的作品，断断续续的不知不觉就20年了。因为每次我只给被拍摄者这句台词，怎样表演这句台词是由对方来决定的。每个人突然被摆在摄像机镜头面前，会逼出怎样的不同表现，始终是很值得期待的。

Q：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拍摄，以及不同场次的展映（其中不乏参加过如威尼斯双年展等重量级大展），其在呈现方式上有过哪些变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Y：这20年跑了很多国家，比利时、德国、韩国、日本、美国、墨西哥、黎巴嫩、意大利、俄罗斯...，基本上都是在街头或者各种不同的场合，直接找陌生人合作。也有一些人会不愿意，但还是大部分人会同意。

这句台词是可以快速地让对方理解，并且就算他不愿意合作，有些人甚至还会来跟你讨论。这一点上，我倒是没明显地感觉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会有很大的区别。而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状态，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同的反应。

展览方式有很多种，像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上那样10个投影屏分别展示各种语言。这是一种方式。也有时候把所有的语言混合打乱在一个单屏幕上播放的，单屏播放的版本时长都已经超过两个小时。

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军械库现场

Q：拍摄手法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着变化，比如征集过网友自拍等。可以讲讲这种不同方式，对作品最终呈现的内容产生了什么影响？

Y：这个片子拍摄的时候我全部都是用手持摄像，不稳定的画面是为了强调摄像机的存在，明确被拍摄者是在摄像机面前表演而非真正的自然状态。我甚至认为摄像机这种东西的发明也是跟死亡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死亡是必然的，所以才会有需要去记录活着的证据。

2016年的时候，我开始和CC基金会和两眼抹黑艺术机构合作，在网络征集网友自拍说“我会死的”的影像。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这种方式成为可能，智能手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拍摄录像，并且随时随地发布到网络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在更早以前摄像机像是一种权力，只掌握在电视台或者专业人员的手里，慢慢地家用摄像机的发明和普及，才让这种权力下放到更多人的手里。而现在任何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都能迅速掌握用手机玩自拍，并且可以立刻发布到各种网络自媒体上去。摄影和摄像的门槛越来越低，这是给当代影像艺术家带来了难题呢？还是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这个自拍征集的项目，让我收集到更丰富的网友自发的创意，并且影像内容渗透到更多私密空间和随机的生活状态中。

2016年在上海021艺术博览会上，网络征集发起活动现场

Q：每一次展览，有过和观众交流的机会吗？不同时间段（毕竟二十年，实在是很大的跨度）不同的展览，观众的反映主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Y：展览中和观众交流当然也有很多，大部分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和怎么做？这个比较容易回答。比较好玩的是有些观众会问我：你有没有做后续调查？你知不知道你拍的这些人还活着吗？如果他们已经去世，你会不会有心理负担？这些问题挺搞笑让我很难回答，因为我怎么可能一个一个再去做调查回访，去问这些被拍摄者：“你现在是还活着还是死了？”。但是我会告诉他，我并没有心理负担。因为我很清楚，我手里的摄像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不可能影响这些人自然的生死。

2002年德国汉诺威展览现场 

Q：非常希望了解在不同年代，每次“重新”做这件作品时，你的心态变化是怎样的？是不是每次都感觉是新的作品？或者说是重新面对了一次这个生命哲学的问题？中间的“契机”（比如说受邀而重新创作）与这件作品或这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是？

Y：我实际上每次都是顺势而为，有人提供机会我就去试试看。这么多年过去，也经历了更多周围亲人、老师和朋友的生老病死，心态上反而更放松了。作品也会和生活本身一样，保持开放的状态也许很多事情会自然发生。

而且我并没有天天在做这件事，还有很多其它作品都在同时进行，只是这个项目时间跨度比较大，好像一直是在进行中。

Q：“我会死的”确实是一个终极问题，而我们人类是不是大多信仰 “好死不如赖活”，即使不同的宗教也并不真正解决如何面对死亡。作品呈现的面孔和表情，是否带有极大的荒诞？或者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Y：确实我们还没有学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本来就解决不了。各种宗教也都有各自的办法阶段性的帮助人们面对死亡的课题，生物技术、医学发展和人工智能会不会真的有一天解决生死了呢？永生是有可能的吗？如果能够永生，是不是很可悲很邪恶呢？那样的话，活着的乐趣和意义还存在吗？有时候你看着录像中这些人表情轻松地说出这句“我会死的”，反而感觉他们是很自豪的样子。

2008年丹麦哥本哈根当代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Q：同样，面对当代艺术的时代变迁，是否也有同质的反应和现象？正是因为时代不同，当代艺术的语境也在翻天覆地发生着变化，做为一名影像艺术家，一件作品能够持续二十年，不断“更新迭代”持续进行，你是怎么做到的？

Y：要说起当代艺术的语境，二十多年看到各种人物起起落落，也看到各种人物在这个圈子里进进出出，说到底也都是和活着的欲望有关。这个当代艺术的圈子从80，90年代的革命幻觉慢慢也在变成一个名利场。好的艺术家其实是一直在革自己的命。但是谁也没有权力去评判别人，毕竟谁也没有能够做到无欲无求。

Q：刚刚得到消息，《我会死的》受邀参与由Tatjana Gürbaca执导、作曲家Aribert Reimann的歌剧新作《The Invisible》，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作品形式又有哪些新的创意？

Y：《The Invisible》是根据比利时法语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的三篇剧本改编的，他是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主题主要都是关于死亡和生命意义什么的。

公演现场

导演Tatjana Gürbaca的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歌剧，更多是实验性的那种方式。恰巧她在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看到过我的作品，所以十二年后当她要执导梅特林克这部剧的时候，想到要用“我会死的”的录像和这个剧结合。然后他们就在网上到处找，居然通过email联系到了我。

这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和歌剧合作的经历，所以就欣然接受了。

剧院休息室多屏录像装置

这回首先他们会在剧院的休息厅里用多频录像装置的形式展出“我会死的”这个录像，然后在歌剧开场前的舞台大背景上播放这个录像片段，让入场的观众慢慢进入主题，在歌剧结束的时候也是用录像收尾。另外我也在这里尝试了新版本的拍摄，让每个参演的歌手自定旋律，对着我的摄像机唱出“我会死的”，这个新的版本也会在歌剧院的入口大厅里播放。

歌手演唱“我会死的”录像部分截帧

德国布伦瑞克大剧院外景

Q：回到命题的原点，你对于“我会死的”，在做作品的二十年后的今天，对于这个命题的新解是？更多负重还是释然？

Y：谈不上负重还是释然，但是如何面对死亡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日常必修课。

杨振中，1968年生于浙江杭州，现工作生活于上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他与徐震等艺术家们独立策划了十多场极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当代艺术展，不仅大大活跃了上海的新媒体艺术氛围，自身的艺术也由此迈向国际艺术舞台。杨振中创作的核心主题，一方面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强化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矛盾与错乱，另一方面则是对空间的感知以及在政治和心理层面的空间利用。现从事录像、摄影、装置、互动等新媒体艺术创作与展览策划。

重要个展包括：《不在此时》，OCT当代艺术中心，上海（2013）；《不要动》，香格纳北京（2011）；《杨振中》，IKON美术馆，伯明翰，英国（2006）；《轻而易举》，比翼艺术中心，上海（2002）。重要群展包括：《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美国（2017）；《我们光明的未来：控制论幻想》，白南准艺术中心，韩国（2017）；《消费：1.618 沙龙》，巴黎东京宫，法国（2009）；《全球化城市》，泰特美术馆，英国（2007）等。其作品不仅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光州双年展、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里昂双年展、等国际大展，亦被纽约MoMA、英国IKON美术馆、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瑞银集团等重要公私艺术机构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