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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旷日持久的叙利亚战争令中东局势再次陷入混乱。欧洲原本希望借助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掀起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化浪潮，结合军事手段以及政治制裁，推动当地政权更迭，建立符合西方民主模式的新政府，但是中东北非地区强权政府倒台后并未建立欧美设想的“民主政府”，反而产生了一批丧失基本治理职能的“失败国家”。

不同宗教派系之间的冲突，政府与反对派军事对抗，国际力量的干预与角逐以及“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圣战”组织轮番在叙利亚展开角逐，叙利亚境内实现停火遥遥无期。

难民危机的影响

2016年2月，美、俄促成的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后战火仍在持续，德国多番政治斡旋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德国跟随西方盟友进行对叙利亚恐怖组织的空袭行动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西方在叙利亚已经穷尽了军事以及政治和经济制裁手段，却并未有效解决叙利亚危机，国家失序以及圣战组织的势力扩张迫使越来越多的叙利亚平民逃离家园。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约有1200万叙利亚人民背井离乡，其中700万人被迫迁往叙利亚其他城市，500万人逃往国外。

约旦、黎巴嫩与土耳其等邻国接收共约430万叙利亚难民，欧洲也逐渐成为“战争难民”的理想避难之地。自2011年起，共有超过100万中东与北非难民进入欧洲，仅2015年欧洲就迎来了70万难民。

德国实施较为开放的难民政策，成为欧洲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是出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历史反思、经济实力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因素的综合考虑的结果。人道主义因素在德国“文明力量”的外交定位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纳粹迫害的大量德国民众流亡海外，历史反思促使德国政界与民众对于难民较之其他欧洲国家更为宽容。2015年9月，据德国电视二台“政治晴雨表”调查显示，67%的德国民众赞同接纳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入境；德国经济学家还曾指出配合有效的移民融入政策，难民将弥补由于德国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短缺，推动德国经济增长。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高峰期发出“我们能搞定”这样的政治表态其实也是迎合民意的表现。 然而，欧洲各国对于接纳难民的分歧较大，德国在难民危机中陷入孤立。

德国接纳难民之举并未得到东欧与南欧地区的欧洲伙伴的支持，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纷纷关闭边界，匈牙利、斯洛伐克等欧盟成员国拒绝分担难民配额，保证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以及难民首次入境国负责登记的《都柏林公约》均面临严重挑战。

法国也因为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事件对于接收穆斯林难民半心半意，欧洲团结一致的口号陷入尴尬境地，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离心力令德国越来越感受到“单枪匹马”的难以承受之重。 国内层面，联邦政府陷入执政困境，德国社会面临着极右翼崛起的威胁。

2015年在德注册的叙利亚难民多达43万人，入境德国难民人数多达110万人，2016年1—6月德国每月的难民申请人数介于5万—7万之间，加之来自巴尔干地区的“经济难民”，德国对于难民的承载能力以及民众中曾经流行的“欢迎文化”很快便到达临界值。

德国各联邦州抱怨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就默克尔难民政策争吵不断，特别是基民盟（CDU）的姐妹党——巴伐利亚的基社盟（CSU）不断要求设置接收难民的上限，基社盟党主席泽霍夫公开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默克尔的执政根基受到挑战。

德国民众也普遍感受到负担过重，对于恐怖袭击的恐惧以及现行难民政策的不满与日俱增。特别是在2016年1月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以及2016年7月中下旬在德国维尔斯堡、慕尼黑、罗伊特灵根、安斯巴赫根接连发生的四起“独狼式”恐怖袭击后，德国民众对于穆斯林难民的暴力倾向、恐怖主义威胁的恐惧以及难民接受德国主流文化的能力与意愿愈发质疑。

据德国电视一台民调显示，2016年8月65%的民众对于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示不满，当月支持其2017年再次当选总理的民众只有46%，默克尔的民众支持率由2015年4月的75%下降到2016年8月的47%，76%的德国人对于德国本土遭受恐怖袭击感到担忧。

德国国内反对难民的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AfD）借机大做文章。2014年年底，民粹主义政党——“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Pegida）在德累斯顿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2015年极右翼分子甚至针对难民营制造了180次纵火事件。

2016年，选择党在巴符州、莱法州、萨安州以及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中的支持率均上浮10%以上，成为各州的第二或第三大政党。即使在以多元文化著称的柏林，选择党也以14%的选票进入州议会，主流政党如联盟党和社民党则陷入执政泥潭，支持率均有下降。

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尽管维持住第一大党的地位，但选择党却拿到超过13%的选票，跃升为全德国的第三大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

虽然德国主流政党仍然具有民众基础，并且一致抵制与选择党进行组阁谈判，但是极右翼力量在德国的支持率飙升展露出危险的政治信号，这不仅是对德国战后所进行的历史反思、多元文化以及文明力量传统的挑战，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内政压力。

恐怖袭击的影响

恐怖袭击对于德国本土以及欧洲的威胁、难民危机的挑战及其所带来的内政压力促使德国开始反思近年来跟随欧盟以及美国等盟友执行的叙利亚政策。叙利亚战乱不平，愈来愈多的叙利亚平民沦为难民，逃往邻国或者借助蛇头组织进入欧洲。

在叙利亚成为“失败国家”的同时，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却形成具有财政、税收机制的“国家化”形态，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扩张表明德国及欧盟的叙利亚政策已然失败。

巴黎恐怖袭击以及德国境内“独狼式”的恐袭更是给德国敲响了警钟，成为德国叙利亚政策转折的催化剂。德国认为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源在于稳定叙利亚局势。德国曾经跟随欧盟与美国，将推倒巴沙尔政府、建立民主与多元的新政府视为叙利亚政策的首要目标，德国联邦政府也曾对“叙利亚之友”与“叙利亚全国联盟”等反对派组织抱有很大希望。

但事实证明，德国无法找到具有“民主合法性”并且有“治理能力”的叙利亚反对派合作伙伴。因此，德国的叙利亚政策在内政压力以及盟友立场转变的双重条件下发生变化，2015年年底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默克尔旋即到访巴黎表达支持法国的决心，承诺支援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而2016年7月，德国接连发生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了所谓的“九点计划”。德国叙利亚政策的外交目标设定由推翻巴沙尔政权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以稳定叙利亚局势。

为此，德国认为与伊朗、巴沙尔政府以及俄罗斯进行政治谈判是必要策略。在方式和手段上，德国则由恪守政治斡旋、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以及经济制裁等非军事手段转变为支持美国和法国在叙利亚开展的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

德国主要为法国提供军事辅助支持，但其军事贡献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德国学界与政界对于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争论得很厉害。位于柏林的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学者奥利维亚·塔明哥认为空袭并未有效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

“伊斯兰国”隐藏在平民之中并且擅长利用游击战略躲避空袭，这对于空袭的目标侦察以及情报信息的要求非常高，加之叙利亚反对派缺乏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进行地面配合，这大大削弱了西方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性。

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德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手段有所改变，但是其叙利亚政策依然具有连续性。

首先，德国一直主张采取政治对话解决叙利亚危机，只是其致力于促成叙政府与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的政治斡旋始终未达到理想效果，这与美、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针锋相对、美国为叙利亚反对派（其中有些甚至可归于恐怖组织范畴）输送武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的介入以及“伊斯兰国”的扩张息息相关。

德国对于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有效性同样心存质疑，认为空袭缺乏明确的任务目标，德国所提供的军事辅助支持更多只是为了展示联盟的团结而已。其实，德国早已意识到美国与欧盟在中东的强制性干预政策将会扰乱中东局势，欧洲最终将受牵连并承担后果。

在2014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统、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在探讨欧洲的安全形势时就达成一定共识，即类似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地的争端很有可能造成整个区域的动荡。德国认为，没有稳定和安全，这些地区就不会出现社会经济成功发展，而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才是实现区域持久和平的重要保障。

因此，德国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和发展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倡各方共同合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从根源上解决难民危机就需要中东与北非的局势稳定。这也是最初德国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反对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以及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原因。

其次，德国的叙利亚政策受制于土耳其。德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自由斗士”，从2014年起对其进行军事培训并且提供武器装备，将其视为对抗“伊斯兰国”的有效力量。基民盟党团主席考德尔甚至建议德国扶持库尔德民主联盟（PYD），向其运输武器与武装培训，成为在叙利亚对抗“伊斯兰国”的有生力量。

但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将库尔德武装组织视为国家分裂势力，认定库尔德民主联盟是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的分支。土耳其军队于2016年8月24日进入叙利亚，埃尔多安表示此举不仅要打击“伊斯兰国”，同时也要打击库尔德民主联盟。

因此，若无土耳其支持，德国扶持库尔德武装组织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将受到较大阻力，同时也将加剧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与土耳其的纷争。而土耳其又是帮助欧洲遏制难民潮的关键国家，难民危机中欧洲受制于土耳其。

但是2016年《欧土协议》防止非法难民入境欧盟的实际效果一直备受争议。特别是在土耳其军事政变失败后，总统埃尔多安对于欧盟的不信任感上升。最后，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德国不再将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作为首要目标，而是希望缓解叙利亚各方冲突。

德国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2014年曾认定叙利亚未来不会有巴沙尔政府，而2016年叙利亚日内瓦会议后，他承认短期内叙利亚的未来需要有巴沙尔政权。但德国认为可以和巴沙尔政府进行谈判，却无法与之结为联盟，共同对抗“伊斯兰国”，这说明德国不得不顾及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

参考文献：

吴江.《平衡的艺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研究(1998-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110页

黄萌萌.《德国开放性难民政策的成因与挑战》.《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第63页

田德文.《欧洲难民危机的国际政治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