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送上审判台的举报者

 ▲2016年4月26日，发酵一年多的“卢森堡泄密”（LuxLeaks）事件的主角安托万·德拉图（中）走上了审判台。（CFP/图）法国似乎是个盛产举报者的国家。从瑞士银行洗钱案，到瑞士泄密（Swiss Leaks）再到卢森堡泄密（LuxLeaks）都归功于法国举报者的努力。他们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但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微信号：nanfangzhoumo

2016年4月底，发酵一年多的“卢森堡泄密”（LuxLeaks）事件的主角走上了审判台。

3位法国籍被告人包括两名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卢森堡分公司的前雇员和一名记者。他们披露的信息显示：普华永道卢森堡分公司通过与税务机关达成特殊的税务裁决（tax ruling），帮助苹果、宜家、亚马逊、百事可乐、迪士尼等三百多家大型跨国公司争取到低至1%的实际税率。

“这对于企业股东来说也许是好消息，对于公众来说可不是。” 法国共产党参议员埃里克·博凯（Eric Bocquet）告诉笔者。要知道，卢森堡的标准企业所得税率是29%（包括地方税）。

吊诡的局面出现了：意在维护公共利益的举报人面临牢狱之灾，而备受指责的卢森堡政府和跨国公司却一直活动在合法范围。

审计员、扫描员和调查记者“我饶有兴致地计算了一下，卢森堡税务机关对每份税务裁决的审批时间不到3分钟，这完全是‘橡皮图章’。”

31岁的安托万·德拉图（Antoine Deltour）家住法国洛林，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卢森堡普华永道公司找了一份审计员的工作。在这个55万人口的袖珍小国，金融服务业占据了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

德拉图是个腼腆的宅男，在公众场合每说一段话都会羞涩而自嘲地笑笑。即便是出庭时，仍然穿着一件套头毛衫和夹克外套，自从他进入公众视野以来，这套学生般的打扮也一直没换过。

德拉图2010年10月从普华永道辞职，离职前从公司内网下载资料时，碰巧找到了公司与卢森堡政府达成的“税务裁决”文件。文件显示，大型跨国公司在这些特殊的安排下，向卢森堡税务机关缴税的实际税率均不到3%。文件涉及的企业之多让德拉图意识到，这种避税手段的应用已经达到“工业规模”。

“我要缴税，支付医院和学校的费用。为什么企业不用？这是个税收公平的问题。”德拉图说，“在危机时刻，大部分欧洲国家税收不足以做到财政平衡，一些国家却用不公平的手段令状况进一步恶化。”

出人意料的是，德拉图毫无障碍地复制了三百多份税务裁决。他不太确定这些裁决是否意义重大，于是尝试联络了一些非政府组织，未果。直到，2011年夏天，德拉图才将资料交给了法国电视2台《现金调查》栏目的记者爱德华·佩林（Edourd Perrin）。

2012年5月，法国电视2台《现金调查》（Cash Investigation）栏目根据这些资料制作的长达2小时纪录片播出，披露了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印度钢铁巨头米塔尔等公司将在法国的经营所得转入卢森堡的“邮箱公司”，通过政府的税务裁决获得超低税率的做法。

尽管这期节目只字未提普华永道公司，但后者还是迅速察觉了信息泄露并报案。同时，这期节目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反馈——该公司的另一名员工拉斐尔·阿雷（Raphal Halet）看到节目后深感震惊，他随后复制了更多的税务裁决文件，分享给佩林。他认为这是在完成一种“公民义务”。

40岁的阿雷是一个负责打印、扫描文档的文员，详细地了解税务裁决出炉的惯例：普华永道每次准备好四五十份裁决草稿送到卢森堡税务机关，3个小时内就全数获准。

“我饶有兴致地计算了一下，卢森堡税务机关对每份税务裁决的审批时间不到3分钟，这完全是‘橡皮图章’。”阿雷在庭审作证时说。

2014年底，卢森堡检方起诉了两名举报者，并将佩林列为嫌疑从犯。

“避税天堂” 近黄昏？法国富人只需轻触鼠标，付上一只香奈儿手袋的价钱雇用一家位于瑞士的公司，就可以在美国特拉华州拥有一家空壳公司，再从一家新西兰的银行办出一张公司信用卡，就此将财富的来龙去脉对法国政府隐形。

2015年初，欧盟议会针对“卢森堡泄密”成立特别调查组，审查曝光的税务裁决。而卢森堡政府则坚称这些税务裁决“完全符合本国、欧盟和国际层面的各项法律”。

“种族隔离和奴隶制曾经还合法呢，最终都废除了。”法国参议员博凯不以为然。

一直以来，卢森堡金融业恪守保密传统，但在巨大的压力下，2013年，卢森堡政府同意与欧盟共享非本国居民的账户信息；“卢森堡泄密”事件发生后，开始与欧盟自动共享税务裁决内容。

“卢森堡泄密”激起的民愤给刚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带来巨大压力。他表示对此负有“政治责任”，不过他同时强调这种做法不止存在于卢森堡，欧盟国家间必须加强财政协调。

欧洲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企业所得税率在30%左右，英国和荷兰则为20%，而爱尔兰仅为12.5%。但实际上，大型跨国企业的最终税率远远低于上述数字。苹果公司2013年接受美国国会质询时公开承认，其在爱尔兰的分公司实际缴税率不到2%。

“你怎么可以想象街角面包店要交33%的税，而大型企业只交这么点儿！”博凯愤怒地说。

一方面，跨国企业往往能利用欧盟各国税法的漏洞设计出复杂的跨国避税结构。另一方面，欧盟各国为了吸引跨国企业投资入驻，不惜许诺额外的税收优惠来加强本国竞争力。

“这种竞争就是一种战争。”税务公平组织顾问、英国税法律师大卫·昆汀（David Quentin）说。

2015年10月21日，欧盟委员会判定荷兰政府与星巴克公司、卢森堡政府与菲亚特公司达成的税务裁决不合法，要求两家企业补缴3000万欧元税款——这是欧盟历史上首次否决成员国给企业的税收补贴。

然而，欧盟内部独善其身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如今，税务竞争的战火早已延烧全世界。发源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帝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金融保密风潮，“避税天堂”在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迅速遍及全球各大洲，并在1990年代达到鼎盛。

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恶性税务竞争——一个日渐严重的全球问题》，“避税天堂”开始成为发达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决议中首次用整整一章节来讨论“避税天堂”问题。尽管许多国家因此签署了共享金融信息的协议，但在罗列避税天堂名单时难以达成一致。

法国电视2台《现金调查》节目记者亲身体验再次表明，法国富人只需轻触鼠标，付上一只香奈儿手袋的价钱雇用一家位于瑞士的公司，就可以在美国特拉华州拥有一家空壳公司，再从一家新西兰的银行办出一张公司信用卡，就此将财富的来龙去脉对法国政府隐形。

谁来保护举报者？卢森堡的法律只对揭发腐败的举报者有所保护，德拉图并不在保护范围内。在这个法律的空白地带和外交的敏感地带，法国政府能给“卢森堡泄密”的被告人们多少支持仍是个疑问。

作为“卢森堡泄密”事件中最早公开身份的举报人，2015年7月，德拉图得到了欧洲议会颁发的“年度欧洲公民奖”。事实上，除了偶尔在欧洲议会作证和参与了研讨会，德拉图甚少公开露面，离开普华永道之后，他在法国南锡找到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希望重回平静生活。

卢森堡的庭审注定将德拉图再次带入风暴中。他被控窃取商业秘密、违反职业保密协议、非法侵入数据库、洗白和泄露商业秘密等5项罪名，数罪并罚可判处最高10年监禁和125万欧元罚款。

“为了我的健康，我尝试不去想它。”庭审前，德拉图曾这样告诉彭博新闻记者。

法国似乎是个盛产举报者的国家。从瑞士银行洗钱案，到瑞士泄密（Swiss Leaks）再到卢森堡泄密（LuxLeaks）都归功于法国举报者的努力。他们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但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8年，瑞银泄密事件的女主角斯蒂凡尼·吉堡（Stéphanie Gibaud）帮法国政府追回了近12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但仍无法避免被开除、求职无门、领失业金勉强度日的命运。同年，踢爆“瑞士泄密”（Swiss Leaks）的汇丰银行前雇员埃尔维·法西亚尼（Hervé Falciani）为了躲避瑞士当局的追捕，接连投奔法国、西班牙政府，在安保之下隐姓埋名生活，直到2012年才回到法国与妻儿团聚。2015年底，他被瑞士法庭判处5年监禁，但法国方面拒绝引渡，原因是法西亚尼并未因泄密获利。

德拉图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第一时间投奔法国政府，因为他知道卢森堡的税务裁决并不违法。而卢森堡的法律只对揭发腐败的举报者有所保护，德拉图并不在保护范围内。在这个法律的空白地带和外交的敏感地带，法国政府能给“卢森堡泄密”的被告人们多少支持仍是个疑问。

法国政界大多数的中右派政客对卢森堡的审判保持了沉默。奥朗德曾公开声明希望保护举报者，但并未就“卢森堡泄密”事件置评。开庭前，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Michel Sapin）才公开表示支持德拉图等举报者，并已责成法国驻卢森堡使馆提供必要帮助。

2016年3月30日，萨潘推出了《透明、反腐和经济现代化》法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设立独立的国家机构，为金融财政领域的举报者提供资金支持和法律保护。

“一切取决于法国民众的政治意愿。”博凯说。在德拉图的家乡洛林，支持安托万协会（Support Antoine）发起保护举报者的请愿和募捐，至此已经为请愿征集到二十多万个签名。

2016年5月11日，“卢森堡泄密”事件的庭审结束，结果将在6月下旬宣判。卢森堡检方最终做出了对两名举报者处以18个月监禁并对3人处以罚款的量刑意见。3名被告都做了无罪辩护，他们的律师表示，一旦判决有罪，他们将上诉欧洲人权法院。到那时，法国关于保护举报者的相关法案也将进入最后审议。可以预见，围绕如何对待举报者，法国乃至欧洲将迎来一场新的辩论和角力。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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