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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名渊源暨中外交流中中国的称谓

不在乎国名的王朝国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名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国名具有排他性，宣示一国之主权。国名也具有形成后的稳定性，代表在国际上该国的国际人格，且不以政权名称的变更而改变。《奥本海国际法》以法国为例说：“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法国虽然取得、丧失和收复它的一部分领土，曾经改变它的朝代，曾经是一个王国、一个共和国、一个帝国，然后又是一个王国，又是一个共和国，又是一个帝国，而现在又是一个共和国，仍然保持了它的同一性，尽管有这些重要变动，法国作为国际人格者的一切国际权利和义务仍然继续不变。”

与这种频繁的变化相比，中国的情况颇为类似，只是法国发生的是政体的变化，中国则是王朝的循环。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历史可以称之为王朝循环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现象，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时期，中国不断发生“易姓革命”，每一个得到中国的政权皆以家族世袭模式君临天下，同时，作为核心治统价值观的天下观也因此抹杀了构建国家名称的必要性。天下观念在本质上是反民族主义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中国，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没有主权意识，因此谈不上为国家取一个名字的需要。

天下观念也可称为“世界主义”，“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在并不错，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上。要真实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则非真达到世界主义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脱节，不接头。”这种世界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自身身份的模糊性。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中国自统一王朝建立之后直至晚清，一直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国家名称”，而只有王朝名称。换言之，传统中国在民族身份认同上出现了问题。迟至晚清，中国学者才幡然醒悟般意识到这个问题。1900年，主张新民说的梁启超论曰：“吾中国有最可怪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 为了唤醒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梁启超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总结为三个特点：“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

梁启超意识到要树立近代国家观念，首先必须从“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的传统天下观中摆脱出来。“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他深刻地批判了那种用天下代替国家的传统思维，指出传统天下观的弊端导致“中国人一方面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另一方面“又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梁启超强烈感受到在这个“自由竞争最烈”的世界，已经容不得这种超脱的思想。这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对国家和国权十分敏感的历史性原因。

晚明 以前“中国”的概念及西方对中国的早期称谓

晚明以前“中国”概念的使用

在讨论古人对自己国家身份的认识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是“我们是谁？”“中国”是我们共同具有的身份，但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代表“这个地区”具有的国别意义上的政治身份。在历史上“中国”有多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