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 “三育”持久战猪八戒为何一口吞下人参果？绝不是因为他嘴馋，背后有一个秘密

 

我国人口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介绍，2022年末全国人口数量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

专家认为，在长期生育率低下的现实情况下，人口负增长不可避免，目前全世界超过2/3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时代。同处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人口负增长会带来消费能力下降、劳动力减少等问题，目前我国已经从“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接续推出政策支持，但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人口　总需求应打破制约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60年和1961年外，第一次呈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我国也因此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亿级人口大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教授陈建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规模缩小，首先会影响总需求，特别是我国目前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阶段，人均消费能力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部署覆盖至2035年的原因，在人口规模下降的前提下提高人均消费能力”。

“房地产需求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人口规模缩小和65%逆城市化阈值的双重压力，这也意味着各地方政府，特别是人口负增长省份或者常住人口净流出省份的财政也面临着挑战。”陈建伟补充说。

在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看来，“人口规模的缩减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劳动力的减少，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未来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来适配现有的人口规模和构成”。

在此次公布的数据中，截至2022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我国已经逼近中度老龄化社会。而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量首次跌至1000万人以下，相较于2016年的1786万人近乎腰斩，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至负数，为-0.6%。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意味着我国也许会比预期时间点更早地迈进重度老龄化社会。

洪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银发社会’，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有一些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时银发福祉保障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生育　鼓励政策应进一步优化

不管是人口负增长还是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看来，都和生育率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下的中国，面临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相较死亡主导型负增长，当前人口形势更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大。”

宋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生育率低下受多方因素的影响，15-49岁的育龄人群中是分不同队列的，已经快要退出生育历程的‘70后’一代，是具有较高的生育意愿的，在政策放开后，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贡献了补偿性的生育；‘80后’一代生育也相对比较积极，这与她们集体主义为主的生长环境密不可分；而年轻一代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生育意愿却是最低的，这就会造成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对‘90后’和‘00后’来说，她们成长在一个个体主义盛行的年代，观念和行为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外在的压力也不可忽视，就业、买房等前景存在一定的困难；当然，互联网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网络的信息茧房效应会对个体的婚育观有一定的影响。”宋健进一步表示。

事实上，为了提升生育率，国家也一直在做着政策方面的努力。2013年开始实施“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2021年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

前不久，深圳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的公告》，生育一孩、二孩、三孩都有补贴，按征求意见给出的补贴计算，如生育三个孩子，累计可领取37500元。除深圳外，陕西、山西、云南均已出台鼓励二孩、三孩的补贴政策。政策的“暖风”从内陆地区吹到了沿海城市。

“生育补贴的确可以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一定的效果，但生育率低下有‘不想生、不敢生和不能生’等不同的原因，也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要优化适配已有的政策，分担生育成本，而国家也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宋健指出。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据《浙江日报》此前报道，从2023年起，参加杭州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西湖益联保”的居民，在2023年度实施辅助生育可获得最高3000元的报销，北京、湖南等地也进行了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尝试。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发布之后，有关于#男性比女性多3237万人#的词条也登上了百度热搜榜，有网友质疑生育率的低下和性别失衡具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宋健表示，“这个数据和生育率低下没有直接的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95-102之间都是正常的”。

　　养育　降成本应全面发力

人口负增长叠加少子化和老龄化，在东亚国家成为普遍社会现象，各国加快调整生育、养育和教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发展转变新趋势。日本和韩国均出台生育、养育和教育优惠政策，但是人口变化趋势均没有实现逆转。

“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是养育、教育成本高，这些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情感、机会等，在生活工作压力不减、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的背景下，在激励政策不能完全抵消这些成本的情况下，短期内很难通过综合施策达到理想目标。”中国教科院体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家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根据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数据，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城镇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而从全国31个省市养育成本来看，其中上海的养育成本已经超过了100万元，北京市也已接近100万元。

根据《深圳市0-3岁婴幼儿家庭养育成本调研报告》，2021年深圳市0-3岁婴幼儿总养育成本平均约74612元。从费用构成来看，0-3岁婴幼儿照护设施购置费平均为5716元；每月食品购置费、日用品购置费、玩教具购置费和娱乐性支出平均为2305元、1022元、443元、643元。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每月托育支出平均为2562元；由祖辈、保姆等人照料婴幼儿并需支付相应照料费用的，每月需支付照料费用平均为3321元；此外，部分家庭的0-3岁婴幼儿曾接受过早教服务，每月早教支出平均为2226元。

陈建伟认为，要加快完善相关支持政策，降低家庭养育负担。从理论上看，人口生育数量是家庭经济权衡的结果，抚养新生儿所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以及潜在的工作机会成本，是家庭不愿意多生育的重要原因。这需要全方面加大对人口生育的补贴以及3岁以前婴幼儿的抚育补贴。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到，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各地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其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精准实施购房租房倾斜政策。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

　　教育　供给侧应适配“人口质量红利”

教育成本高也影响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胡润研究院联合青苗教育集团发布《中西合璧，文化融合——2021中国国际教育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对于子女教育规划中，子女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5。另有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

陈建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新出生人口的养育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既然人口总量减少的趋势短期不可逆转，这就需要在人口质量提升方面下功夫，尤其是新出生人口的养育质量要提高，达到新的数量-质量平衡点。

　　“提升教育和培训体系质量，不断提升人口素质。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传统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消失殆尽，迫切需要开发人口质量红利。因此，要不断提升教育和培训体系质量，不断提升人口素质。”陈建伟说。

《意见》也指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继续实施“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着力补齐农村地区和城市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依法落实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优化义务教育结构，确保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校提供和政府购买学位方式提供。继续落实“两免一补”政策，降低学生就学成本。

同时，加强生理卫生等健康教育。针对在校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通过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开设公共选修课程等方式，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加强婚恋观、家庭观正向引导。

此外，2022年起，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增加到7项，分别是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有子女处于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阶段的纳税人，不论子女在境内、外接受教育，不论接受公办、民办教育，都可以按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张晗 袁泽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