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往事

作者：三青时间：2023-05-09 阅读数：人阅读

黄河北岸的山西平陆今年遇到了春旱，县里常乐镇后村的村干部老裴又一次想起了村里没有灌溉井。他们为了打井求过令政策——1962年至1971年间，令政策随父亲在后村生活了将近10年，从读小学到读初中，直至离开村子到太原工作，再之后在省城步步高升。

和绝大多数时候一样，令政策没有给后村打井提供任何资金上的帮助，他也没有帮助村里修路、修校舍。它不仅对昔日的乡亲如此，据说即使平陆县或运城市的官员到省城找他办事，也得不到他的帮助。

不过，有村民记得，令政策的父亲令狐野，曾在自家窑洞前打了一口井，供村民们取水。这口井和窑洞一样，早已被填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面对一拨一拨来到村庄的记者，后村的村民还是说：“这家人为人正派，出事了我们都还不敢相信。”

高干子弟

1962年，52岁的令狐野带领全家妻儿老小解甲归田。他没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长女生活的平陆县常乐公社洪阳村，而是在常乐公社集镇附近的后村定居下来。当年的令政策已经十岁。

青年时期的令狐野，懂草药，又学过西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令狐野不爱劳作，买了面穿衣镜，经常照镜梳头。边务农边从医的父亲在乡间口碑甚好，看不惯令狐野的新派作风，砸碎了他的镜子。令狐野负气出走，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抗日战争爆发后，令狐野舍妻弃女，携带药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据《陕西省志·卫生志》，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医院搬迁，28岁的令狐野被任命为医务科长，此后一直在中共医疗卫生系统工作。

在延安，令狐野再娶，1949年至1959年左右，妻子为他生下四子一女。令狐野在报纸上选择了五个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为五个儿女取名。

回到后村定居后，令狐野请人修建了一个窑洞。与平陆当地的窑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那是一个典型的延安窑洞，十二个门洞洞洞相通，占地一亩多，花费了一千多元钱，窑洞口挂着很多当地人从没见过的白门帘。村里的孩子都穿着自家纺织的土布，而令狐野的孩子穿着从供销社买的洋布，尽管也缝了补丁。令狐家的孩子用蜂蜜蘸馍，同龄的孩童拿着馍换令狐家孩子的蜂蜜。这些生活细节都表明了令狐野“延安干部”的身份。

令狐野返乡时，是新中国的十三级干部。根据1956年国务院规定的军地级别对应关系，十三级干部即副师级，属于高级干部的基线，每月工资165元。他的妻子原是护士，每月工资也有60元。在常乐，人们稀罕地称返乡的延安干部令狐野“十三级干部”。

身为高干，令狐野在乡里免费行医，夏天农忙时给生产队送人丹、保喉片，为全县培养了几十个赤脚医生，并且提供免费吃住。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饼干、糖块、罐头，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

令狐野的几个孩子也非常友爱，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时不懂事把玩伴的头打破了以外，其余几个和同龄人从不打架、吵架，甚至有的从不高声说话。

令政策和他另外四个兄妹一样，讲着一口陕北话。在村里上学的令政策寡言少语，但口才很好，当着班级的宣传委员；挑灯夜读，学习刻苦，但成绩从来不是第一，总在第五、第六。

和令政策同龄的乡亲杨晋（化名），时隔40多年，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看到的一幕：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坡上，在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北面，令政策和兄妹们站在自家窑洞口，声情并茂地练习演讲，令狐野坐在小板凳上，逐一点评。窑洞顶上，站着好奇的乡邻鼓掌喝彩。

“我常常站在窑顶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演讲，满心的羡慕，觉得他们家的孩子很厉害，是有文化的。”这样的家庭教育让五兄妹长大后，口才颇为出众。

作为延安革命干部的儿子，令政策从小按着父亲的要求下地干活，年少时拾麦粒，年长时锄土。

村里的老支书还记得一件事。克行艰苦朴素的令狐野为了省几个碗，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五个槽，把菜和馍盛在槽里，让令政策和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像喂牲口一样”。事实上本不必如此，令狐野夫妇每月的工资相当于全村劳动力的收入。

“红卫兵”

1966年，令政策刚刚读了一年初中，“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常乐公社，动辄举行万人大会，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聆听斗争指示。“红二代”令政策还被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作为从延安回来的革命干部令狐野，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他在后村免费行医，但会先问病人的“出身成份”，成分不好的人很难进他家门。洪阳村村民马莹（化名）说，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令狐野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窑洞时，对于来帮忙的乡亲，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分别对待。如果是贫农，他就会多给工钱，递烟倒水，如果是富农地主，他就会少给钱，并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有个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较偏执，爱在政治的问题上较真。”马莹说。

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令狐野也会计较别人的出身成份。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因为他是贫农，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钱。

紧接着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级读报的主要内容。1969年，皮肤黝黑、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负责搬石头垒火炉，每月工资38.9元。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工人们没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几个月后，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在药房“拾药”，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在同学何贵（化名）眼中，令政策极为忍耐。他出身好，不乏上门说媒者。在常乐公社医院“拾药”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厂上班的姑娘。何贵说，有一段时间，令政策常常对他倾诉心事，说无法接受姑娘有白头发，可是既不敢违抗父命，也不敢拒绝姑娘。有一次，他服了几片安眠药，睡了整整一天。

后来，这桩婚事终究没成，令政策和当地邮政局的一个女话务员谈了恋爱。

为官生涯

1971年是令政策的仕途起点。

出身延安干部家庭、政治条件优良的令政策时年19岁，被“组织”选中，从常乐公社医院直接调到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开始了33年的为官之路。

2012年，令政策回乡，第一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同学何贵回忆，那一天，身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也能来，在场的人都很意外。“政策很平等，没官架子”。在喝酒叙旧时，60岁的令政策对着同学们感慨，一直不知道当年究竟是谁看中了他档案，“总要找到那个人，好好感谢人家”。

令政策步入仕途的最初20年升迁缓慢。1982年入读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之前，他一直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的一个普通干事，1986年才第一次获得擢升，成为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其后任省委机要局副局长，共有17年在机要部门工作。

机要处主要职能是管理要害部门核心机密文件、密码、密码机的传递，机关要件等的收发。令政策的老朋友说，密码经常更换，机要工作需要非常强的记忆力。1976年左右，运城地震，令政策和一位女机要员被下派到运城支持机要工作。

1997年，令政策进入行政部门，担任省粮食厅副厅长。这是一个运城籍官员居多的部门，令政策的上司就是他的老乡高志信。后者曾在运城违规修建“粮神殿”和粮食职工培训中心，2007年被免职。

令政策一位在官场的多年朋友向财新记者评价，在省委工作23年之久，令政策得到一个副厅级官衔理所当然。

但2000年，48岁的令政策鱼跃龙门，担任省发改委副主任的要职，且很快开始主持工作，四年后转正。2008年离开省发改委“衙门”时，他成为省政协副主席。回顾他的升迁轨迹，他的朋友说，2000年的提拔，应是为后来升上副省级做准备。

在官场上，忍耐的令政策显得才能平平，谨小慎微。在主持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5年时间里，令政策因为害怕提拔错或者得罪人，几乎没有提拔过下属。

上述朋友也回忆说，曾有人希望通过他向令政策送礼，他说，令政策十分谨慎，是不会收礼的。令政策落马的消息传来，令他十分惊愕。

“肥水衙门”

在这位令政策的老朋友看来，令政策如果有经济问题，那么一定是出在2003-2008年他主持“富得流油”的山西省发改委期间。

2003年以后，山西煤改启动。2005年，山西省开始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2007年，山西获批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省发改委是基金使用的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者。

山西省从煤炭交易中得到的钱，从原来的每年十五六亿元（来自于煤炭外运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陡增到每年一百五六十亿元（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其中的一半由省发改委花掉，重点投资“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项目、民生事业等。

在令政策任期内，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投资的项目包括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吕梁肖家洼煤电一体化项目、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项目（晋中南铁路）等。

这其中，被认为非常关键的是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项目。不仅在于它是令政策发改委主任任期内负责的重大项目之一，项目上马使得太钢产能增加了一倍，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不锈钢生产企业，而且也成全了令政策的同乡好友、时任太钢董事长陈川平的重要政绩。工程开工典礼时，山西省四套班子“一把手”悉数到场，令政策宣读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之后不久，陈川平当选为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年多后成为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晋中南铁路是一条大动力煤运铁路，兼顾客运，规划从山西吕梁出发，经河南、山东，在山东日照港出海。令政策是初期的重要参与和规划者，因此与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道甚多。事实上，在令政策任期内，因晋煤外运，他与刘志军及其白手套、掌握着晋煤外运车皮权的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亦常有交集。

令政策在山西能源领域的影响力，通过他一手组建的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可见一斑。令政策为这一基金奔走了三年多，2007年获批设立。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同，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计划构建一个国际性专业化的融资平台，计划融资规模100亿元，融资对象主要为国内企业、投资机构、银行、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主要投向为煤炭工业规模化生产及资源整合项目，煤化工产业和煤层气产业开发项目，煤炭资源多联产项目及与此相关的国企改制、交通物流等项目；投资地域初期以山西为主，但不局限于山西。

但令政策2008年4月离开了山西省发改委，这一个原本极难获批的产业基金最终连管理公司都没真正成立起来。熟悉这一基金的人告诉财新记者，基金“流产”与令政策不能掌管有关。因为该基金是商业项目，官员不能经商，令政策曾辩解说，自己是省政协副主席，并不是实职，但依然无法在关系复杂的山西省获得通过。此后，这块“肥肉”就陷入了省政府持股多少、谁领衔基金管理公司等一系列扯皮之中。

2011年，山西省再一次试图启动能源产业基金，时任山西省煤运公司董事长刘建明出任山西出资平台的董事长，令政策被聘为高级顾问。但时过境迁，煤炭形势下行，省外资金不再看好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没人愿意出钱，遂不了了之。

风暴眼

令政策在2014年6月落马，就像一个弹弓往树林中弹去一颗石头，惊起鸟雀无数。

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运城同乡杜善学几乎在同时落马。同一天，在他们的家乡运城市任市委书记的王茂设也在机场被带走。

杜善学老家是临猗县，与平陆县分别在运城市的西东两侧，两地语言略有不同。接近杜善学的人说，任长治市委书记时，杜善学曾试图接近平陆令狐氏中最具权势的人，以升任副省长，并为此向令狐家远亲赠送一辆越野车。2012年12月，杜善学和令政策曾受邀在山西省演艺中心一起观看了家乡眉户现代戏《守望》。被调查前一周，2014年6月12日，两人还同场出席了省政协举行的水源地保护对口协商会议。

媒体报道称，听闻令政策被调查后，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另一位平陆同乡陈川平脸色大变。陈川平家在平陆县坡底乡，与令政策的老家相隔70公里，但陈川平的姨娘与令政策同村，少年陈川平曾有一两年时间在常乐公社后村的姨娘家生活、上学。当时令政策已经参加工作，两人相差10岁，少年时期并无交往。直到两人同在太原为官，尤其在各自执掌省发改委、太钢集团后，交集增加。熟悉令政策的人说，因有乡谊，令陈私交很好。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2014年8月23日，陈川平也被宣布接受调查。隔日，他们的另一位同乡，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柳遂记也被带走。

2014年9月14日，出生于运城稷山、一直带有乡音的央企明星，2011年曾获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孙兆学，在中国铝业集团总经理任上被调查。此前，他在位于家乡运城河津的中国铝业公司山西铝厂工作了10多年时间，即使是之后在央企任职，孙兆学一直与山西运城籍官员交往甚密。

自2014年2月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开始，山西省一共有七名现职副省级官员及一名调职至中央的省级干部落马，其中三位为运城籍（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一位曾在运城为官（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如果再加上同为副部级央企高管的孙兆学，这个以贫穷著称的农业大市，已经成为十八大后“反腐风暴”中的一个暴风眼。而令政策的落马，因为其在北京的家族背景、在运城的乡党枝蔓和在太原的权钱关系，被认为是这场风暴最醒目的前兆，其影响也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