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疫情之下美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要么自由，要么死亡。

（正文约37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近日，在疫情愈发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各州都出现了极端右翼势力抗议封城的情况。他们普遍不佩戴口罩，携带着手枪、步枪等工具，走上街头要求“自由”，反对隔离。

关于新冠病毒的病因和治疗的阴谋论则更是比比皆是。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宣称亚裔和犹太人是罪魁祸首，将病毒的传播推给有色人种，并组织了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极端事件。

“左翼”与“右翼”的说法，最早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期间。

当时来自第三阶级（市民和农民）的人坐在左侧，而来自第二阶级（贵族）的人坐在右侧。

后来人们逐渐开始用“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来形容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两者都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本质上没有孰高孰低的区分。

比起西方对“左”或者“右”的区分，中国人好像更喜欢中庸，不偏不倚。孔子的思想核心便是“中庸之为德也”，《老子》中也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表述。

继承了“左翼”与“右翼”的概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许多持不同倾向的政党。

最好的例子便是美国，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双方轮流执政。但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似乎在朝着极右的方向不断迈进。

古代先贤的提示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当任何一件事物走向了极端，往往都是罪恶的开始，任何一支右翼势力也是一样。

高失业率下右翼势力的崛起

近些年，右翼政党势力渐强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然而这并不是个偶然现象，欧洲各国比美国更早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情况更加极端。

比如在2017年法国大选当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26%的选票，与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所获的投票数相当。

无独有偶，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马泰奥·萨罗维尼在2018年的竞选当中获得了民众34%的投票，他是意大利北方联盟党的核心成员，该党派也是欧洲右翼力量的核心。

总的来看，前两年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议会叱咤风云、取得了大量席位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背景——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一路上升。

随着欧盟内部人员流动性的提升和难民的大量涌入，更多的外国人抢占了原本就数量有限的工作岗位，使得本国国民失业。

失业的民众转而怨恨起这些抢占了工作机会的外国人，民族性的、排外的情绪都有所上升，这恰恰给了极右翼政党获得民心的好机会；或者说，失业率的走高可以看做是保守势力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下表就可以看出，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风头最盛的16-17年，几乎与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期同步。

（2016-2020年法国失业率变化图）

（2016-2020年法国失业率变化图）

近期，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失业率直接从之前的3%左右直接蹿升至14%以上，整整翻了几倍。而且这个数字在未来还可能继续走高。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测，美国未来几个月的失业率可能会超过25%。

因此，在这种失业率一路走高的背景下，民众对于国内的情况十分不满，极右翼的保守主义势力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

（2019年5月-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走势图）

美国极端右翼势力的发展历史

与欧洲国家民族主义占上风的极端保守主义不同，美国最早的极右翼分子起源于宗教。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与反文化运动兴起，少数族裔和妇女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力，整个社会日趋平等化和多元化。

但由于背弃了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这种现象也引发了社会上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的宗教极右势力也在这个时候兴起，这一群体被泛称为“新基督教右翼”。

他们反对过于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批判自由堕胎法案、批判同性恋，认为这些现象与《圣经》相违背。

新基督教右翼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美国社会的上风。

他们支持亲生命的政治人物参选，如得到过新基督教右翼支持的里根总统就曾经出台过《堕胎与美国的良心》一书。

他们还针对那些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实施了多起谋杀、爆炸以及封锁诊所的案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面对同性恋合法化的可能性，他们还利用了反对同性婚姻的共和党通过了《捍卫婚姻法》，将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

这种宗教上的极端右翼分子虽然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支持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实际上来说，他们并没有占到任何上风。

在美国，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人一直超过反对堕胎合法化的人，2015年的“奥博尔费尔”案联邦法院最终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最终美国成为了第21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美国一直以来政教分离的传统，决定了宗教上的极端分子没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2017年，随着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上任，美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开始回潮，尤其是带有种族主义情绪的年轻白人男性数量增多。

导致这种现象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美国以“多民族的大熔炉”而著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直以来宽松的移民政策，不同民族的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但是自从“9·11事件”发生之后，一部分民众开始对伊斯兰世界和外来移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认为他们的到来破坏了原有的平静，因此这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倾向于保守主义，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动荡。

其次，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政策主张本就偏右，也就是说更加保守。

右翼势力的回潮与特朗普本身也是密不可分的。

这位共和党总统身上一直带着“保守”、“民粹主义”的标签：他从选举时就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在移民问题上不断收紧政策、遣返拿到美国绿卡的公民，以及在美墨之间修建边境墙的一系列行为，都是他将保守主义的想法付诸实践的体现。

在环境这种“默许”甚至“鼓励”的条件下，美国国内奉行“白人至上”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抬头，成为了极端右翼的主要力量。

2017年夏天，极右翼组织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进行了一次6000多人的集会，随后这场游行演变成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主义事件，造成了数十人死伤的局面。

再加之近期由于疫情的原因，美国失业率剧增，国内各阶层的矛盾加剧。与宗教极右翼分子不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很有可能利用疫情后的这段时间迅速发展起来，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左翼与右翼对中美关系曾产生怎样的影响？

左翼团体与右翼团体在美国的历史上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状态在未来还将持续。

美国的右翼群体内部也分为多个派别，如前文提到的反对一切非欧洲移民的极端右翼、共和党内部只是反对非法移民的精英保守主义者，以及新兴的另类右翼，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反移民的。

美国极右翼的代表人物是曾经在特朗普政府短暂任职的斯蒂芬·班农。

班农在移民、贸易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意气相投，还曾经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的地位。

在美国疫情爆发的关口，班农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当中公开发表了“中国要对疫情负责、并进行赔偿”的言论，这样毫无事实根据的言论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与右翼的实力渐强、入主白宫相比，美国左翼近些年实力渐弱。目前主要由一些知识分子构成，进入21世纪之后有两次大型的左翼活动，分别是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2016年的桑德斯参与竞选。

但是这两次活动影响范围不大，最终也未能让桑德斯成功入主白宫。这与上个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少数群体平权运动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伯尼·桑德斯是近些年美国左翼的代表人物。他的对华态度相对没有那么强硬，在采访中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同时他也提出，美国应该认识到其内部存在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而这才是美国急需改革的地方。

其实，无论右翼团体还是左翼团体，他们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美国国内的方方面面，对外交方面关注度较低。即使有一部分发声，大多集中也在言语的表现上而未落到实际，因此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

比如在相对保守的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曾大幅改善，里根总统还曾经亲自访华，签订《八一七公报》，在美国与台湾关系上做了较大的让步；在相对亲华的民主党执政期间，双边关系也出现过裂痕。

中美关系不取决于总统或者国内团体的左右派之分，而在于实际出台和实施的政策上。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左右翼的波动，是历史上的必然现象。我们不仅要关注各国右翼崛起的历史，面对疫情后可能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要展望未来，基于现状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

受制于建国时立下的三权分立制度，目前美国的两党政治其实没有看上去的那样自由和随心所欲。

总统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时候都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被不同党派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联邦法院、利益集团等，势必要对各方利益进行一个权衡，这也就导致了历任总统都不会有太过于偏激的执政理念。

特朗普虽然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坚持“美国优先”的理论，但其实也是在制度内带着镣铐跳舞，他也不敢偏过那条极右的红线。

因为一旦过界，将会有无数次像夏洛茨维尔那样的极端事件发生，这种破坏国内稳定的现象对于特朗普本人的连选连任也是十分不利的。

如果把时间线拉得更长，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政策一直在左右之间来回轻微摇摆，并没有出现过极左或者极右的情况。

目前来讲，特朗普只是一个路线偏右的总统。因此，从国家和制度层面上来说，我们其实不必过于担心美国会出现欧洲极右翼党执政的情况。

但是疫情过后，美国的极右翼组织势力必定会壮大，随之带来的排外和民族情绪也必然会升高。而这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2020年总统大选，的确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作者：朱婧远，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字编译：王圣博；图片编译：王圣博；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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