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何如此旷达？
苏轼的家世算比较好的。父亲苏洵年少时是个任侠放纵的花花公子，快三十岁了才发奋读书；母亲程氏知书达理，给了苏轼兄弟非常好的启蒙教育，按司马光的话说：
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加上程氏信佛，养成了苏轼良善温暖的性格：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是时乌与鹊，巢鷇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异鹊》）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无论在文坛还是在政坛上，都没吃过什么大亏：二十出头，就以才华名动京师，为官之后，朝廷上很多高官都很欣赏他。
之前我整理了苏轼被贬黄州之前所担任的官职，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王安石主政之前，苏轼是政坛的绩优股，即便虚职较多，却也是一路走高的。
我认为这个时候的苏轼，有一点意气风发，他身上有青年才俊的那种年轻气盛。以至于他频繁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成为了反对变法的急先锋。
苏轼从《议学校贡举状》，到《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一直写到《拟进士对御试策》，苏轼不断地上书，终于致使新党忍无可忍，决定构陷苏轼。
当然，第一次构陷苏轼失败了，因为新党找了半天没找到证据：
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但这次构陷，却促成了苏轼的第一次心态转折。一个勇往直前的青年才俊，或许是对政治失望了。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政治是这么的肮脏，原来大家在朝廷里就是成天栽赃陷害。
于是苏轼自请外放，去了杭州。
此刻的苏轼，虽然远离了肮脏的政治手段，但他难道死心吗？苏轼没有死心，苏轼像一个受了气，选择离家出走的小媳妇。
在外放杭州之后，他又去了密州，去了徐州，去了湖州。按照惯例，调遣官员，官员需要给皇帝上一封《谢上表》，我们今天来读苏轼的这几篇《谢上表》：
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密州谢上表》）
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徐州谢上表》）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湖州谢上表》）苏轼在干嘛？苏轼在絮絮叨叨地发牢骚：哎呀我迂腐啊，哎呀我不懂拉帮结派啊，哎呀我不识时务啊……
这个时候的苏轼，他洒脱吗？他不洒脱。如果没有因为《湖州谢上表》而发生“乌台诗案”，苏轼一辈子可能就陷入这个发牢骚的漩涡了。
古往今来，很多诗人、文人、政治家，都是这样，受到了政敌的打击，就一辈子陷在自己的“失望”和“不得志”之中无法解脱。
而苏轼的不幸和幸运，都在于这场乌台诗案。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给了苏轼和其他失意书生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苏轼发生了第二次心态转折。
所以题主的问题：为什么苏轼被贬后变得旷达。
我猜题主的潜台词是：为什么被贬的文人那么多，唯独苏轼能这么旷达？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苏轼第一次“失意”，自请外放之后，他也很难受，苏轼也一直不得解脱。真正让苏轼得到解放的，不是单纯的“政治失意”而已。苏轼在死里逃生之后，在黄州感受到了前半生从没有感受过的生活艰难。这些艰难岁月，激发了苏轼在父母的影响下，自小养成的纯良与乐观。
苏轼初到黄州的时候，很不开心。这在苏轼的《与章子厚书》中有所表态：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这封信，应当说写得很凄苦。
苏轼在信中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自己养活过自己，不太懂生计，从前花钱大手大脚。我怕过几年就该吃不饱穿不暖了。”
是啊。正如我一开始说的，苏轼的家境是很好的，此前虽然“自请外放”，但好歹也是地方知州，待遇不会很差。而到了黄州，在黄州的苦日子是苏轼从来没经历过的，更别提苏轼一直担心的弟弟苏辙，也因为苏轼的问题遭到贬官。
苏家两兄弟都遭到贬谪，这对大户人家来说，就意味着“家道中落”了。于是在黄州的日子，就是苏轼的“变形记”：一个小少爷，一个意气风发的官员，来到了多雨潮湿的黄州，过得布衣蔬食，甚至要担心将来一家人将来都吃不饱、穿不暖。
但苏轼很快就看开了。
苏轼其人有一点“苦中作乐”的精神。他在给秦观的一封信中，回忆初到黄州的艰苦生活，说：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答秦太虚书》）这封信虽然也在说“穷苦”的忧虑，但苏轼说他有一个“妙计”：把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梁上。苏轼还说，这个妙计他是向贾耘老（苏轼和秦观的一位好友）学来的。
这封信也写在被贬黄州不久之后，可苏轼却能穷开心，拿穷苦来开玩笑。且同在这封信中，苏轼还说：
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苏轼：我估摸着我现在攒的这个钱够花一年多了，够了够了，我没有啥事可担忧的了。
我举出这两封信是什么意思呢？
少爷时期的苏轼、老爷时期的苏轼，他在担心什么？他在担心朝堂的变故，他在担心政敌对同僚的迫害，他在担心新政会使国家陷入困局。所以他要上书，要发言，他背负着“责任感”的包袱。
可到了黄州，苏轼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苏轼第一次发现，原来赚钱、生计，是一件这么需要在意的事。
因此，“美食博主”苏轼开始研究起黄州有什么便宜又好吃的：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辰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日所酝蜜酒也。（《真一酒》）虽然苏轼在黄州时，常常礼佛、诵经，自谓：
惟佛经以遣日。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但馋虫上来，也不忘戏言佛门不吃肉，实在太可惜：
已熟之肉，无复活埋。投在东坡无碍羹釜中，有何不可。（《禅戏颂》）有时，他会有一些比较温馨的期许，也不忘说说吃：
但犹有少望，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还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与王元直》）我们看到苏轼在黄州留下最著名的词之一《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首词的洒脱超然，就是写于苏轼酒足饭饱之后的。
苏轼后来在黄州玩得自在了，成天吃吃喝喝、拜访隐士友人、收集玩物、听取民歌民乐……，他甚至多次萌生了退隐之意，并在黄州沙湖置办田地，打算就此养老：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予将买田其间。（《游沙湖》）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神子·乃作斜川诗》）正是此刻，正是苏轼于黄州的琐碎生活之中，他开始领悟到“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人生境界。
一个人倘若能切实领悟到“人生如梦”“人生如朝露”这一层，他还会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所以，我们倘若要谈苏轼往后人生中“宠辱不惊”的豁达，必然离不开谈谈黄州对苏轼的“改造”。苏轼从黄州开始，自号“东坡居士”；而苏轼也正是在黄州，真正放下了他的人生包袱，追求起了属于他天性自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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