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类的善和爱，其实也需要“数字化”
1
我记得我曾写过这个故事。
那是2008年5月中旬的一天，汶川地震后不久，我接到刘翔父亲的一个电话：
“你下午有没有空？我想请你陪我去一次红十字会，刘翔委托我想再捐一笔款。”
我向单位请了假，下午和老刘一起赶往位于上海北京西路的红十字会——那里人山人海，都是专门赶来捐款的上海市民。
我一路咨询，挤到了二楼，然后领了一张捐款单，开始填写。
负责收我单子的，是一位戴着老花镜的50多岁的老同志，看得出，他也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钱款写得清楚一点哦！我帮你核对一下，3万元对吗？”
我说不是的，话还没说完，他自己又看了一眼：
“喔唷！30万啊！”
我继续说不是的，我说“零”可能比较多。
老同志这回仔细数了有几个“零”，又看了下捐款人的名字，摘下老花镜，惊诧地说：
“啊！你捐300万元？你是刘翔？”
我点头又摇头：
“钱是没错的，不过我不是刘翔，我是帮他填单子的。”
那次捐款，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大家捐款的热情都很高，但捐一次款，不容易。
2
后来又有件事，再次触动了我。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不记得这件事：2013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离奇死亡，后来警方查明是他的同寝室室友林森浩在饮水机里投毒。
当时我已调任报社新媒体部门，全程参与报道了这件事。一桩命案，两个原本前途无量的研究生，一个被害，一个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我很感慨。黄洋家里不富裕，家人痛失爱子，悲痛万分，当时他的同学就为他在学校发起了一个募捐。
我和黄洋完全不认识，但觉得心里挺难受的，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刻就从家开车赶到了学校，在复旦的“双子楼”前找到了捐款的地方，捐了2000元，记得还代一位同事捐了一笔钱——她离学校太远了，过不来。
在开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黄洋的同学发出这个募捐活动，我是在朋友圈刷复旦校友的状态才知道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中午的午休时间。如果没看到这个信息，或者路途遥远或者没空，这个捐款行为就不存在了。而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是看到复旦校友发的，接受募捐的也是黄洋的同学，我信任他们，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把钱捐了。
这其实涉及到了传统公益事业的几个痛点：
我怎么获得需要捐助的信息？我怎么能便捷地献上我的爱心？以及很关键的一点：我凭什么信任你？
后来几年，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
给边远学校的孩子们送篮球和足球，给大别山里的孩子们采购图书，给内蒙古一个小学的孩子们设立“读书基金”，给湖南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办一个小图书馆……但这些公益信息的来源，都是我信任的朋友或读者，我把东西放心地寄给他们，把钱放心地交给他们。
曾有信任我的读者自发组织了一个“荧光小队”，希望我能带着他们一起做公益，但我也坦白地和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都愿意做公益，也肯花精力做公益，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是微小的，对我们这种用业余时间做公益的人，最难的是要鉴别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将我们的爱心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
当时我也在想：
都已经是互联网的数字时代了，我们做公益，是否还需要这样走传统路线？
3
直到去年，我参与的一次公益活动，让我对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有了全新的认识。
熟悉我的读者应该都知道，那就是通过“腾讯公益”的平台，我设立了一个“汤圆读书会”的基金（我们俩做了一件事，有兴趣一起加入吗？），我们先捐出了25万元，然后承蒙大家的信任，金额一直在不断上升：
我早先知道一些关于“腾讯公益”平台的事，但直到自己亲身参与了，才感受到互联网时代做公益的便捷性——我当初想的那几个痛点，其实都有了解决方案：
打开“腾讯公益”的小程序，各种平台帮你筛选好的你想捐赠的类型、项目（到目前为止，腾讯公益平台上已经有2531个在筹项目了）
，包括你想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捐赠，都给出了便捷的选择，不再需要通过朋友、亲戚或读者去打听到一个靠谱的公益项目了：
受益于“移动支付”的普及，用手指点一点就能捐出你愿意捐的钱款，或多或少皆可，再也不用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填单子，用现金，或是跑到银行、邮局里去进行汇款了：
而最关键的，还是那份信任。
腾讯公益平台首先是值得信任的，它上面的所有公益项目的进展和披露，都应用了区块链技术。这些信息可溯源、可回查、不可随意更改，数据信息全程可追踪，从而保证每个公益项目都在阳光下运行：
在平台上受捐善款的慈善机构，都必须公开账目，他们做了什么，花钱花在哪里，你都可以随时查阅，而腾讯公益平台上累计筹款额大于100万元的在筹项目，100%做到了3个月发布进展和每年发布财务披露——这也能让捐赠人一目了然，让他们根据机构的披露情况来自由选择是否要持续捐赠。
这也是平台提供的一个能力：让捐赠人能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做自主选择。
但是，尽管公益数字化后带来了很大的突破和成绩，却也并非没有难点和问题。
4
202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数字公益：共享治理红利》的文章，其中这样定义“数字公益”：
“数字公益是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等利用信息技术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称，包括募捐、配捐，乃至‘善能量’。”
但如何利用好信息技术？如何推动？如何创新？对于广大公益组织而言，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
比如投入问题，这涉及到公益组织领导者的理念。
不少公益组织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不下定决心将公益数字化，募来的善款将越来越难“花在刀刃上”，这将是一个客观现实。根据腾讯刚刚发布的《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2021》的数据显示：66%的公益组织投入数字化的比重在1%以下。
在这个1%比重中，也包括对数字化人才的投入。当然，公益组织也有“难言之隐”——他们的人员薪酬有相关规定的限制，这也导致他们很难在这个领域招到优秀的人才。满天星公益的负责人梁海光就曾和我说过：
“其实我们这里能提供的薪酬并不高，很多小伙伴都是真的抱着一颗做公益的心，不求回报地来这里工作。”
又比如能力问题，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均衡问题。
腾讯的调查报告显示，85%的公益组织已经实现了互联网平台筹款，88%的公益组织已经开通了社交媒体账号，比如微信公众号等，但很多公益组织在传播和筹款方面往往做得很好，一旦进入到核心环节：需求调研、项目执行、项目评估这些环节，数字化的成分就大大减少，传统操作就占据了主流。
还比如供给不足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公益数字化的基础不牢固。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能满足公益需求的技术和工具，确实还大大不足，这也导致公益组织在不同的环节只能使用一些不同的工具，进而使得公益数据的留存标准不统一，导致公益组织各个业务环节之间连接不畅，甚至导致资方和公益组织的信息不对称。
这些年来，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其实是年年看涨的，以腾讯公益平台为例：
2020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平台上的互动人次达到了破纪录的18.99亿次，5780万人次的爱心网友通过互联网捐出了善款，全平台募资总计有30.44亿元。截至2021年4月，“腾讯公益”网络捐赠平台累计筹款总额超过117亿元，共计为9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了助力。
但是，公益机构的整体数字化能力，还是有不小的上升空间，他们也确实肩负责任和压力：
怎么能不辜负公众的热情与期待？
5
今天是5月20日，也就是网络上流行的“520”。
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举行——我觉得，“做公益”也是另一种境界的“我爱你”。
在今天的峰会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谈到“公益数字化”的理想生态模式时说了一句期待：
“让慈善成为人人参与的公共事业。”
这句话放到十年以前，说句实话，我觉得挺空的：当个口号喊喊可以，真的要去做，很多人其实是有心无力。
但放到今天，我觉得却是一句实在的话——因为数字化的科技。在数字时代，做公益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有效和透明，不断进化的科技在公众、公益组织、公募基金会和需要帮助的群体中架起高效畅通的桥梁，通过数字技术，大家彼此发生了连接，彼此信任，彼此互助，最终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而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公益行业还是要加快数字化的进程。
我一直认为，当今社会，我们其实不缺乏爱心，但缺乏能够让大家的爱心高效、便捷、可信赖直达的渠道和组织，而科技进步带来的数字化公益，会大幅度解决这些痛点，让社会上相信公益，愿意投身公益的人越来越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在今天的峰会上说：
“公益的本质是传递善和爱。”
而腾讯自己提倡的也是“科技向善”，两者必然是有结合点的。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数字科技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但是，再强大的科技，如果没有善和爱，对人类也是无益的。
反过来也是：人类的善和爱，会在数字科技的加持下，进一步迸发出更大的力量。
我很期待公益在数字化时代会有更多的改变，并且，想邀请你们一起见证，一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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