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后浪」开始做公益时，真的很浪......

 

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文 | Kr Lab

设计 | 火山酱

「在一个只爱自己的年纪，何谈公益呢？」很多人给90后、95后贴上了个性的标签，认为他们更喜欢自我的表达、更关注自己的状态。在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看来，跟「后浪」讲道理是徒劳的，谈公益更甚。但现实情况是，《2017年轻人消费趋势数据报告》显示，全国年轻人年均公益支出为8.2元，比全国人均4.7元的水平高出一倍。自2015年开始，在国内「70、80、90后」的网络捐赠人群中，「90后」人数占比过半。同时，据腾讯《移动社交平台的公益之心——公益人群洞察报告》显示，年轻人做公益的出发点，其中85%是希望能为社会做贡献，73%是同情弱势群体或因联想到身边人的同情心，也有收获成就感、价值感、被依赖感得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动机，占比62%。数据是冰冷的，但公益很暖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参与公益，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公益的第一线总能看到很多90后、95后的身影。

这一次，36氪跟四位公益年轻人深度聊了聊关于「公益」这件事。她们其中的有些人在疫情期间为女性医护人员捐赠了60多万条安全裤，有些人把公益社团做成了社会企业，有些人帮助应届毕业生做线上招聘会，还有一支教就是将近9年的女生。关于「公益」，每个人的参与方式不尽相同，但背后的那颗心却都足够炙热。01

「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女性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为什么你会想到发起这个活动？」，这是＃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结束后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月7日到3月15日，38天的时间里，我们给湖北各大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一共捐赠了60多万条安心裤、32万条一次性内裤、16万片卫生巾，帮到了205家（支）医院和医疗队，8万多名医护人员。决定做的原因很简单。2月6日那天，我刷新闻看到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一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就想到女性医护人员来月经时怎么办？后来我在微博上试探地问了下，发现这个物资缺口很大。于是立马联系了一些卫生巾厂家计划采购，同时准备组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志愿者团队。当时困难还挺多的，首先就因为「我是女生」就受到质疑，但可能从小就是跟男生们一起长大的原因，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哪些事「只有男生能做、女生不能做」。事实没有想的那么简单，比预想的难很多。最难的就是物流，因为封城，加上每天的交通政策都在变，甚至每个街道也都不一样。有好几次，我们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有几辆车上路，物流组只能每天早上8点起来一边联系医院，一边对接仓库车队，问他们在路上的情况。比如湖北有些城市的捐赠物资要经过当地一些部门，有些通行证写着你的车可以到那个地方，但是去当地就是不让进，联系负责的部门，解决问题也很慢。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捐赠现场

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停下来。一条路走不通就再找另外一条路，一定要解决为止。最多的一天，我们送了17家医院，当时的一些官方基金会一两个礼拜才能送一家医院。现在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夸张，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就是这样的。

医护人员正在分配「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捐赠的卫生巾

从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和团队的小伙伴就很「较真」。虽然我们是一个临时成立的民间志愿者团队，但是我们有HR、法务、财务，分成募捐组、对接组、物流组、媒体组等9个组。每个组都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信息组要负责很多的数据，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全部都是财务、会计或者是审计等等。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流程表，详细到每天每个时间段你要具体做什么事情，还有新人上岗培训等等。整个38天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担心我们的项目会不会被叫停、每天的物资账单会不会出问题、公众号和微博会不会被封。直到活动正式结束后，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海报今天再回头看我们做的这件事，最令我们振奋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了女性医务者在战疫一线的价值，正视了月经是女性正常生理现象，不再把它「羞耻化、污名化」。这太难得了。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女性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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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不到放弃的理由，于是就把这件事从公益社团做到了社会企业」从创立一个大学社团，到一个公益组织，再到创立一家社会企业，我坚持了4年。2016年大二暑假，我偶然在医院了解到一个特殊群体——唇腭裂患者。他们由于腭咽闭合不完全，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发音，即使做完手术也很难痊愈。经过田野调查、社会调研我们才知道，中国有超过1亿的言语障碍者，但专业的语训师几乎空白。以西安为例，当时我跑遍西安几乎所有大医院，发现专业语训师只有3个。在跟医生的一次交流中我新奇发现，唇腭裂患者的语音矫正，跟我大学学习的播音专业练声方法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当时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帮到这些患者。当然，这件事不是说说就会做的。为了掌握更多的经验，我带着实践团的同学们在各大医院学习取经，经常把医院的专业书借回到学校学习。之后慢慢开始在医院做起了夏令营。

杜心童大学时期的学生社团

第一期夏令营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底，毕竟是第一次。但到第3天的时候，一个4岁的唇腭裂儿童，终于清晰地喊出了「爸爸」这两个字。他的父亲当场就哭到不行，因为这是孩子出生以来第一次叫他「爸爸」。那一次我清楚感受到，这件事的意义比我们想象得大很多。另一方面也更加坚定，「语音纠正」 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好的。后来，这件事我一直坚持到2018年大四毕业。毕业时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做语音矫正公益还是找工作。当时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一，因为其他工作工资更高就放弃这件事吗？二，目前的公益行动我究竟做得怎么样？」因为我认为，做公益首先要考虑受助人的真正需求，其次是要有专业、专注、可持续以及最基本的共情。客观分析后我觉得，作为一家大学公益社团这几方面我们做得都有一些成绩，而且还有空间。于是，找不到放弃的理由，我选择坚持下来。毕业后，我们成立了公司，并且拿到了天使轮融资。我也从一个大学社团的负责人，成为了公司负责人，最大变化的就是压力比以前大了很多，我需要考虑公司的运营、投资人的想法，还要平衡商业和公益。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半夜哭一顿，然后第二天继续干。开心的事情也很多。从创办学生社团组织到筹资落地语训中心，从招募志愿者到培养语训师，从教研学习到课程研发，从公益帮扶到专业服务。我能感觉到团队越来越专业。因为在语音矫正这件事上，不专业就等于「害了」那些孩子们。

倾音团队正在给儿童做语音矫正

在过去三年里，我们的 voice changer（声音创变者，杜心童团队语训师的简称）足迹已经遍布全国，现在已经有9座城市24所大学超过1000名的语训师，给600多个孩子们提供了语音矫正服务。每一次听到孩子可以「张口说话」，看到家长们兴奋的表情，我们内心就更坚定了一些。过去4年，把公益这件事顺利坚持下来，让我也更加确信一件事，「这世界这么好，你值得为它奋斗」。未来，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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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不能为了做而做，不能为了坚持而坚持。要有质量，有实事」第一次参加公益的时候，我就觉得公益「没那么简单」。大二时，支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而又平常的事。新鲜在于对这件从未做过的事很好奇；平常则是因为看到有很多同学参与过了支教。所以之后我就跟着支教团队去农村教孩子们剪纸、画画。没想到支教一周左右就结束了，走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懵」很「不舍」。当时我就在想，这种「短期公益」真的有帮到孩子们吗？后来一个学长跟我说道，「支教不是每年慌慌张张地热闹一场，这就变成了「乡村旅游」。既然去就要真的琢磨，可以改变些什么。」听完我更加坚定：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就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既然自己还没有能力帮到更多的人，那就先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此后，我的假期基本都放在了实习上，去了天津广播电视台、奥美广告和科锐国际等等。今年考研成绩出来后，加上疫情的原因，找工作变成了「老大难」。因为我的实习经历比较多，很多同学问我能不能内推，在具体沟通中他们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恰好当时我实习的一家公司打算做线上分享，我突然想到，我作为传媒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也认识一些传媒行业的老师，能不能做一个关于「实习就业的线上分享」呢？就是尽可能地为身边的同学们做点事。当晚我开始联系大二大三实习公司带过我的老师，和他们聊到今年的就业情况，也说起很多像我一样的应届生，非常希望他们能给一些关于工作的建议。四大的一位投资并购顾问，和前奥美的高级客户经理很快答应了这次公益性的线上讲座。确定可以分享后，我们列出详细的提纲，包括疫情对经济和不同行业的影响、公司发展、执行层面遇到的问题和阻碍，以及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该怎样去选择行业，该怎样投递简历等等。除了直播内容，关于直播地点、背景，包括两位老师家里的wifi信号，我也会提前确认一遍。4月8日，我们在B站平台进行了第一场直播，大学的老师们前期也帮我做了很多宣传，整体还是比较顺利。直播弹幕里，有很多同学都表示，嘉宾们分享的一些工作经验自己都是第一次听说，笔记本上记了很多，「起码没那么焦虑了」。

梁容与组织的「就业指导线上分享」直播截图

后来我还邀请了东方证券的一位老师和陀螺Torro创始人，一共做了4期直播。在最后一期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在弹幕里问：「能不能直接投简历。」当时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忽略了，就业指导是一方面，真正找到工作才是更实际的。所以现在我正在筹备一场5月份的线上招聘会，邀请企业HR进入直播间，介绍公司、岗位信息等，应届生也可以直接投递简历。在准备这两轮线上活动的过程中，我感觉把「公益」这件事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曾经的「支教」于我而言，暂时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公益不能为了做而做，不能为了坚持而坚持。要有质量，有实事。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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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但这次我看到了理想背后的价值」没想到，这件事我坚持了9年，一直到今天。从2011年到2017年，我每年都会去贵州山区支教，现在那群孩子就像是自己弟弟妹妹一样，我也看着他们一路成长。现在回看这段故事，我觉得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尝试」。2011年，我从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并不想从事法律工作。小时候想去教乡村孩子的念头，正好碰上了无意间发现的支教活动，我决定去试一试。本以为这是一生一次的经历，但因为临走前孩子们的眼泪和哀求，让我意识到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因为日常的相处、家访、做活动，我们成了他们情感上的依赖。成长于单亲家庭的我知道，这份依赖是多么真实、多么难得。第二个阶段是「承诺」。2012年，我成了支教团队中唯一一个又回去的人，然后接着第三年、第四年。这期间我换了两份工作，但是都没放弃支教。2014年的支教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当时一个女孩在我要离开前突然扑到我怀里面大哭，说「你比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他们不管我」。本来以为这个女孩儿只是一个特例，后来问了很多孩子才发现，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随着年龄增长，和父母分开时间变长后，都产生了「父母可能不在乎我」的心理。我们的工作虽然是教育，但从来没有帮助孩子保持和父母情感的健康。我当时的全职工作是深圳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很类似地，我发现很多城市里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家境非常优越，也会有很多和父母关系上的烦恼，而我们没有专业的人和方式去帮助他们。孩子如何和父母形成情感的连接，成了我经常在脑子里想的一件事情。

钟郁含在收集孩子们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陪伴」。2017年，我申请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教育学院学习人类发展与心理。我想把这些年在贵州做的尝试做一下梳理。期间我去了东莞的工厂认识外出工作的父母们，发现被看作「文化程度低、不负责」的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和孩子互动，而是不会、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进行远距离的互动。因为外出分别，很多中国父母所擅长表达爱的方式突然不能做了，对「孩子饮食起居的照顾」突然变成「在电话中的言语交流」，这对于我们这个「说的少做的多」的民族来说，太难了。后来我觉得学业和这件事没办法兼顾，中断了博士的申请，决定全职做这件事，并2019年下半年成立了「一起长大」，带着一个行李箱回到了贵州。这一次，我有了自己的公寓，因为要常驻了。我们在贵州山区了解儿童青少年对外出父母的真实想法，把孩子们想要「如何跟父母进行电话交流」做成视频。在孩子们的分享中，我们才得以慢慢了解他们最需要和父母谈论的事情：孩子们想知道父母在外面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想知道工厂的工作会不会太累太危险，会想让父母教教刚上初中的他们怎么管理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想让父母不再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激励自己。在视频中间我们会穿插讲解，讲解的内容来自最前沿的儿童发展研究，更重要的是，来自贵州的孩子真实的内心需要。

钟郁含在工厂给「外地工作父母们」上课

同时，我们会去到工厂，组织一些外地工作父母们通过讨论、做练习、听我们讲解的方式，来学习怎么和孩子在分离的情况下保持情感连接，减轻「因为外出工作对孩子的负罪感」。同时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和工友们其实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 ，而且还能做得更好。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了300多名父母参与学习。有一次，一位常年在外地打工的父亲，听完课程很激动地跟在场的所有人说，「我今后要做一个自信的父亲。」当时我那个感觉就是太棒了。一位外地工作的父亲，给儿子写下一首《回家》的诗我一直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从小就爱管闲事，比如看到别人摘花我就要去管，看到别人打架也要管。如今做「一起长大」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事情，但我正一点一点看到它的价值，我觉得很值。

从卢梭开始，人类就在探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公益存在，有没有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事情，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但真正的公益是双向的，你为别人做的事情越多，你自己收获的便越多。我们把这些更愿意付出，收获也更多的年轻人称为「55℃青年」。他们要比50℃更热一点，但是没有燃烧到100℃，没有失去理智，所以我们也把他们叫做「温感青年」。他们既非燃烧到沸腾的愤青，也非冷感到零度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既保有着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热情和善良，也具有理性的思考和评判；他们关心生活周边事物，也关心社会话题。他们热爱生活，乐于助人，愿意分享。5月5日，也就是今天，36氪联合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举办「55℃青年节」活动，关注下方三一基金会公众号，即可持续获得更多「55℃青年节」的活动信息。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Sany Foundation，简称三一基金会），是由中国三一集团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三一基金会在国内率先提出「科学公益」的理念，通过赋能使公益充分实现其价值，给世界带来真实的改变，建设充满活力、善意和信任的美好社会。在三一基金会看来，公益除了「志愿性」、「公众性」，更需要「科学性」。公益想做得更加有效，就需要提升科学性实现更好的目的。「科学公益」与单纯「公益」不同的是，公益更多强调的是无私为社会产生价值、注重集体，「科学公益」则更加注重方式。不只是普通的捐钱捐物，而是实际的解决问题，类似「授人以渔」。公益并不是单凭一腔热血，更科学性地参与公益才是我们更加追求的。正如「一起长大」项目发起人钟郁含所说，公益是一件很理想主义的事情，但令我们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后浪」正通过不同方式积极着参与公益。「理想正在逐渐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