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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洋码头:欠款2亿,员工只剩50人,寻求并购

作者:三青 时间:2023-04-26 阅读数:人阅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Tech星球,作者 | 习睿

在和Tech星球沟通前,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刚刚开完一个半小时的会,当时已是深夜将近十一点。

创业12年,忙碌至深夜对于曾碧波来说是常态。但异于常人的勤劳和坚持,并未能缓解洋码头的困境,就好像一艘大船朝着错误的方向航行,将永远达不到终点。

过去12年,洋码头经历过国内跨境电商最巅峰的时期,公司迅速壮大,员工人数一年翻了一倍还多。但这两年,这家公司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如果不是创始人的公开信以及发声的卖家,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这艘已经快要搁浅的船。

融资过10亿,具备稳定盈利的跨境电商公司从顶峰跌落,洋码头已经没有了稳定的办公场地,有2亿元卖家欠款待还,创始人曾碧波甚至卖房卖车,但资金依旧不够周转。

洋码头诞生于2009年,随后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入了高速扩张的十年,那是创业者的黄金时代,热钱滚烫,消费旺盛。诞生于2010年前的洋码头,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洗礼,这家公司及他的掌舵者并不清楚,当市场向下时,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过去一周,Tech星球就此访谈了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也联系了多位卖家和公司员工,试图回答,洋码头是如何走入了至暗时刻。

曾碧波向Tech星球坦言,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原因,不是过去发展中的持续亏损,而是在资本运作过程中的浮躁心态,以及对资本市场的错误判断。他觉得自己应该赴中国香港或者美国上市,而不是谋求在国内上市,这一策略影响了资金的周转。

欠2亿货款、总部退租、员工只剩50人,公司每月仍盈利

一家公司的办公场地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公司发展状况的注脚之一。

洋码头的总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93号12层,这是上海市北高新创新园区里租金最贵的写字楼。很少有人知道,洋码头在巅峰时期还将13层给租下,但也很快退租。

“之前这栋楼进出都是佩戴着洋码头工牌的年轻人,他们公司是这栋楼里人最多的”,市北高新园区的保安告诉Tech星球。

但现在,这里已经不再属于洋码头。

Tech星球9月15日实地探访时发现,洋码头曾经的总部大门紧闭,只贴着两张告示。一张来自物业,上面写着“因洋码头长期拖欠租金、物业费、水电费,现已提起诉讼,故停止该场所使用”,另一张来自洋码头公司,上面写着“为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我司启动总部办公地址迁移计划,过渡期间,洋码头将采取远程居家办公。”

曾碧波向Tech星球确认了纠纷的存在,他承认公司拖欠了6个月房租。

“我认为市北高新应该给洋码头免租政策的,因为上半年疫情。疫情期间两个月都不办公,没有人在公司,整个栋楼也租不出去,只有洋码头要租。”曾碧波解释道。

危机进一步暴露在公众面前,源于洋码头在公众号发布的公开信。5000字的公开信详细解释了,洋码头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危机,以及希望卖家们能够信任平台,继续经营。

事实上,洋码头平台上的卖家早就意识到了问题。

货款拖欠的现象,从去年年中就已经出现。卖家王星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去年年中开始,洋码头累积欠王星16万货款,至今这笔钱都没有到账。

去年,洋码头向王星解释,因为疫情,再加上公司准备上市,有股权架构调整,所以资金周转困难。此前合作4年所累积的信任,让王星选择理解和等待。

但直到去年年底,王星才发现他并不是个例。信任在这刻被一点点瓦解。

随之而来的是客服越来越敷衍的回复,对接的运营人员相继离职,王星无法再获得洋码头的更多消息。最终,他选择从德国追到上海,希望拿回16万货款。

像王星一样被拖欠货款的卖家有1000名左右。这意味着,洋码头平均欠卖家每人20万。曾碧波向Tech星球透露,截至今年5月,拖欠货款累计达到2亿,还有3000多万元的卖家店铺保证金。

从今年年初开始,失去耐心的卖家们开始不时出现在洋码头总部,并且愈发频繁。对于卖家的欠款情况,曾碧波很清楚,“欠款50万以上的不超过100个,欧洲有两个卖家,确实规模比较大,快600万。”

不仅是卖家,有部分洋码头用户也向Tech星球表示,在洋码头APP里的余额提现超半个月都未到账。有的金额数百元,有的上万。

曾经是入驻企业规模最大的洋码头,如今成为最令园区保安“头疼”的公司。“三天两头就得去12层维护秩序”,保安向Tech星球抱怨,“每次警察都来调解。”

员工规模也在缩减。2020年9月,洋码头创立10周年,公司从巅峰时期的700人骤降到300人。今年年初,这一数字徘徊到100,而现在员工只剩下50人左右。

不只是员工数量。受疫情影响,从今年4月开始,洋码头实行薪资减半政策。即使已经复工三个月,这一政策仍在执行。

创始人曾碧波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但他表示,洋码头对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基层员工不打折,管理层以七折为主,总监级别打对折,“公司目前一半左右是基层员工。”

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跨境电商平台,洋码头迎来了至暗时刻,但曾碧波并不认为洋码头正在倒下。“50个人就已经够维持公司运转了”,曾碧波向Tech星球表示,“我们现在公司还是正常运转的,每个月还是盈利的。”

曾经活跃着七八千卖家的洋码头,现在有还有500多家卖家在继续卖货。打开洋码头APP,直播版块依然有买手在卖奢侈品包。

连续两年盈利5000万,疫情后融资数亿,大举扩张

洋码头是为数不多吃到过疫情红利的互联网公司。

2019年,洋码头首次实现全年盈利。曾碧波表示,洋码头应该是国内首家实现盈利的跨境电商平台。

提及2019至2020那两年,曾碧波还是很兴奋,“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进口是很爽的,因为老百姓出不了国,只能从平台上消费,2020年流量特别大。”

仅仅2年,洋码头的交易额接近70亿,盈利近5000万,“整个跨境进口行业,只有我们一家是赚钱的,其他都在亏钱”,曾碧波毫不掩饰对于自身商业模式的自豪。

在此之前,洋码头四年亏损了近6个亿。

“你说6年烧8个亿,钱多吗?对中国做电商来讲,一点都不多”,曾碧波坦言,“洋码头这么多年把平台烧到利润来,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做的算不错了。”

曾碧波回忆,在2015至2017年是行业竞争最激烈的3年。跟天猫、京东、考拉海购、小红书疯狂竞争的时候,洋码头烧了很多钱,“跟考拉竞争是很残忍的,都是贴钱亏钱卖的。”

而卖家货款混用问题,也就是从行业混战时开始的。

曾碧波坦言,2015年至2018年,平台亏损了不少钱,确实用到了平台卖家的资金。但他并不认为这给今天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平台的模式有个投入期,有变现期。在投入期,品牌、流量、系统、基建、供应链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投入。沉淀之后,2019年进入收割期”,曾碧波向Tech星球解释道,“商业模式是能够把钱给赚回来,能够把卖家的货款归还的。绝大部分电商都是常年亏损,最后赚钱清偿债务,解决历史问题。”

2016年,洋码头通过向卖家收取佣金的形式开始商业化。佣金收取比例也从3%提升至现在的8%-10%。这也是洋码头目前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在曾碧波看来,只要运营稳定,洋码头靠收佣金也能成为一家持续赚钱的电商平台。

“2018年,平台系统就开发完善了,后续不用再投入研发成本。2019年上线的海淘直播带来自然流量,不需要再买流量;公司一年的人力成本在五六千万”,曾碧波计算着公司的成本,“我躺在那赚钱,平台已经进入收割期了。”

2020年,不到一年半时间里,洋码头拿到三笔来自资本市场的融资,每笔金额都超亿元。而在此之前,这家公司已经快3年没有融资了。

连续盈利的洋码头开始积极布局。在洋码头2020年的计划中,新零售项目的发力目标是,3年内在100个城市开1000家线下门店。2021年3月,洋码头全面启动奢品官方直营,从第三方平台成为“供货商”。

业务大举扩张,曾碧波想赚更多的钱。不过,这种想法并没有成为现实。

12年“海淘老兵”,为何走到了悬崖边?

回顾过往12年的创业历程,曾碧波认为,自己做过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在去年选择回国内上市。

“的确是我战略上的失误”,曾碧波坦言,“我们就应该谋求在美国或者中国香港上,把战略继续延续下去。”

连续两年实现盈利5000万,融资数亿。疫情带来的进口红利,让曾碧波觉得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码头哥”,他仿佛看到了带领团队上岸的辉煌场面。

“2020年,我们太顺了,手里有很多现金,就有点浮躁了”,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同行都没有像我们这么扎实,效率这么高,商业模式横扫天下,我们零售贸易多,微博、重庆市政府都来投我。再加上寺库在美股上市,市值表现并不好。”

在2020年9月,面对媒体追问对于上市的看法时,曾碧波还在克制自己的憧憬,“资本市场是锦上添花、水到渠成,急不来。投资人急也没用,上市有他的内在规律。”

但不到半年时间,洋码头还是启动了上市计划,准备冲击创业板。尽管曾碧波早就预见到了上市过程中的潜在成本,但他还是决定奋力一搏。

曾碧波从一开始便想在海外上市,但错过跨境电商黄金时代,只能选择回国上市。这导致其不得不花大代价拆红筹结构,即拆除VIE架构。

从决定拆红筹结构开始,洋码头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最为重要的是,洋码头将资金托管至第三方平台。“当时我们将大量的资金,放第三方托管的支付结算系统里来支撑平台海外卖家的正常结算,所以这一下资金消耗得比较厉害”,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

另外一方面,一家大股东在去年决定退出,也成为洋码头消耗资金的重头。“因为这家股东不愿意在国内持股,也不愿意在国内上市,所以我们退了一个亿。”

曾碧波回忆,拆红筹结构花了大概1.5亿元,再加上退股、还银行贷款等等,为了上市,洋码头前后花了近3亿。但他认为,只要能顺利上市,这一切都在他的承受范围内。

直到2022年的疫情,彻底打乱了曾碧波的计划。

“2020年我们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市场的形势完全不对”,曾碧波分析,“2021年,整个抖音生态崛起,国产品牌开始起来,用户渐渐地不买国际品牌。一年时间,进口不再红火,出口反而很火,再加上海疫情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

2022年的疫情,给洋码头从供应链、物流到消费者需求端,都带来了影响。

在供应链端,洋码头一直采取的国际直邮的物流模式,在海外建设海外仓。疫情期间,国际直邮订单的航班数量大幅下降。曾碧波回忆,之前一周能有超40趟航班把订单配送到国内,现在一周只有2至3趟航班,每周根本没有货能发回国内。

洋码头一直在机场清关,但进口物资要配合防疫,整个订单的履约速度时效特别差,出现大量消费者取消订单。而在用户端,洋码头近30%-40%用户来自上海,但今年上半年,上海用户基本不再海淘。

“现在来看,去年的步子迈得太大了,我们本来在2020年的势头很好,2021年我们可以收割行业,变成抖音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把所有的买手直播输送到抖音去”,曾碧波反思。

“从逻辑上来讲,当时选择上市的判断是有依据的,但现在来看还是不够慎重,对市场风险的判断还是偏幼稚的”,曾碧波坦言。

上市成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还没“上岸”的洋码头,迎来的不是敲钟时的欢呼,而是失去耐心的卖家们。

寻求并购,洋码头向何处“靠岸”?

8月31日,曾碧波召开卖家会议,90分钟时间全盘托出洋码头的现状,并提出希望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解决历史货款问题。

半个月过去,找洋码头商量“债转股”的卖家并不多。“大多是观望为主,卖家也在看我们下一步的动作在哪里,看融资的进展”,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

实际上,对洋码头已经不抱希望的卖家们并不认可这一方案。“我们就想拿回自己的钱”,卖家王星告诉Tech星球,“变成股东了,那其他卖家就是找我来要货款了。”

尽管曾碧波怪自己太相信资本,但眼下,能救洋码头的也只有资本。

并购可能是现在曾碧波认为最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把我们的资产、品牌、业务、资源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体系,然后把债务清仓,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现实一点”,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还是要确保业务得到好好发展,在经营的卖家得到有序的资金结算,以此来获得更好的资本运作的空间,把历史问题解决。”

无论是卖家会议上,还是面对媒体,曾碧波都透露目前有四、五家机构正在对接,包括互联网电商巨头、国企以及传统国际贸易公司。

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洋码头就想归到巨头名下。京东、阿里以及拼多多都是其游说的对象,但巨头都未对洋码头产生兴趣。

在曾碧波看来,海外买手、卖家是洋码头现在谈判的最佳砝码。而长达一年的货款拖欠,几乎已将卖家的信任消耗殆尽。

“如果从一开始洋码头愿意和我们正面沟通,我之后还是会继续在洋码头上卖货的,因为平台确实蛮好的,要不然也不会做那么多年”,王星向Tech星球坦言。

但现在就算能拿到货款,王星未来可能也不会考虑再跟洋码头合作,“这已经不是平台的问题了,是对人失望。”

洋码头上的卖家并非仅在一家平台运营,对于他们而言,失去洋码头是损失部分收入。而对于洋码头而言,卖家是平台最有价值的资源。未来,洋码头还能凝聚多少卖家是个未知数。

“只要给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能还完所有钱 ”,曾碧波对洋码头依然抱有信心,“现在我们的业务在复苏,正在产生利润。上海也复工了,也有资方对我们感兴趣。毕竟洋码头积累了品牌系统、供应链资源,以及3000多万的用户。”

曾碧波估算,去年洋码头估值超40亿,其个人加上团队占股百分之二三十,“哪怕估值现在只有10亿,我们释放15%股份,就能填补上资金窟窿。”

在曾碧波眼里,2亿的货款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数目,眼下的危机也并非无解,作为12年的海淘“老兵”,洋码头只是暂时遇到困难,他坚信,“洋码头不会倒下”。

(备注:文中王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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