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归葬庐山纪实——《我心依然》第四部连载

 

八、陈寅恪归葬庐山纪实

李国强

今年是陈寅恪先生离世50周年、归葬庐山的第16个年头，人们对先

生的思念无尽，先生墓前鲜花常年不断，清明时节尤多。

先生1969年10月7日殒于文革凄风苦雨中，2003年6月16日，即先生120岁冥诞之日葬于庐山植物园。一条归葬路走了整整34年，让人感叹唏嘘。

为先生落葬呼吁

我涉入这件事，是在主持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社联工作的时候。1994年春，省社联正在筹备召开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同省诗词学会秘书长胡迎建接待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氏后裔陈伯虞，了解到陈家想把庐山陈三立故居松门别墅改建成纪念馆，修复南昌西山陈宝箴坟墓，将陈寅恪骨灰安葬在陈宝箴墓侧，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在我看来，这三件事，合情合理，件件是好事，件件应该办。

我还获悉，先生生前遗愿是葬于杭州西湖杨梅岭先君陈三立墓侧。文革结束后，先生家人先奔杭州，陈情有关部门，但因“风景区不能建墓”而被拒绝。前后10余年，西湖断桥难渡，这才有欲葬南昌西山之议。

这年春夏，江西兴起赣文化研究热潮。8月17日，我向时任省长的吴官正汇报赣文化研究事宜，在汇报结束时谈及陈伯虞教授的三点想法，吴官正略加思索后说，你写个报告给我。第二天，我主持起草省社联《关于修复陈宝箴陵墓、陈三立庐山故居的报告》，并递呈省政府。报告说：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家三代，为著名爱国者，在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海内外均有重大影响。省内一批学者曾联名于去年报告省文物局，建议在西山修复陈宝箴陵墓，在陈三立故居设陈列室，以增加江西旅游文化景点。今年9月，省社联将会同省诗词学会、省政协学习文史委等单位共同举办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这有利于增强江西对境外赣胞的凝聚力，对促进江西对外开放，繁荣学术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好处。此数项内容，得到陈氏后裔的大力支持，并希望能将陈寅恪骨灰从广州迁葬于西山。特别是台湾淡江大学陈伯虞教授，已３次赴赣，慨允负担修复墓地费用，承担庐山松门别墅中３户迁出的部分费用，现二处均蒙省文物局、庐山文物处同意作文物保护单位。但新建县文化局提出墓地要陈氏后裔以一亩50万元购买，松门别墅的住户迁出问题，庐山管理局至今未下决心。特恳盼省长百忙中过问，敦促地方政府从全省大局出发，采取得力措施，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4天后，吴官正在报告上批示：“请张才会文化厅、社联、南昌、庐山等单位负责同志协商解决好。我想新建不会提这个要求吧？庐山老姚很有思想，说清楚了问题也就好办了。”

吴官正批得很艺术。“张才”即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张才，“老姚”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姚洪瑞。朱张才拿着“尚方宝剑”，积极联系协调，有一次还约我同上庐山催办。然而，道理是说清楚了，事情却一件也不好办。建陈三立纪念馆要报批，据说上面控制很严；迁出松门别墅内的居民要钱，当时已经协调到省文物局、九江市政府和庐山三家分担，但资金一家都不得到位；南昌西山陈宝箴墓，当年兴修水库时被夷为菜地，现墓主后人不追究，还主动出资修复，当地非但不支持，反而提出墓地要买，让人匪夷所思。

这年9月，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会后代表们到庐山参观松门别墅。与会代表中，除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外，有不少先生家人，特别是先生之女陈流求、陈美延和侄女陈小从，在得知吴官正批示后，很是感动，一时传为美谈。据此，陈氏家人提出，既然落葬杭州西湖和南昌西山都不成，就改葬庐山。陈流求说：“这不仅是家属的愿望，也可以为中华优秀文化方面留下一点纪念。”

为此，先生家人正式向江西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并通过全国政协、西南联大校友会等单位多方呼吁。期间，陈流求1995年11月3日致信西南联大校友会转也是校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及其夫人彭佩云，请求在繁忙工作中与江西省有关方面联系，促成尽快落实。这封信，很快就转到江西，12月5日，已是省委书记的吴官正再次作出批示：“请张才同志同文化厅、九江、庐山等领导商量，必要时请示懋衡和圣佑同志。”省长舒圣佑9日批示：“请张才同志按吴书记批示办。”这之后，朱张才继续联系，先生家属也多方努力。吴官正调离江西后，省委书记舒惠国、孟建柱，省长黄智权等先后都批示和过问过此事。2001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和陈流求联名致信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请他出面斡旋。翌年4月17日，毛致用为落实此事，亲率黄永玉和陈流求专程到南昌、庐山。这期间，文化、统战、民政等部门也都涉入。然而，直到这年11月，仍旧不见动静。

为先生墓定址庐山植物园

这时，我已调任省科技厅厅长。11月3日，是一个星期日，我和几个朋友到庐山植物园休憩。当我同植物园主任郑翔聊及先生骨灰安葬之事，说仅我向省里反映到现在就有8年了，几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再批示，但就是不得落实时，郑翔说：“就葬在植物园。”我一听，是个好主意。我们当即商定：庐山植物园归中国科学院和江西省政府领导，是省科技厅的直属单位，不属庐山风景名胜区管辖。况且已有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三老”葬墓，再添一老又何妨？为免生枝节，我们只做不说。至于费用问题，先生家人已表示自理，就以陈家为主，植物园经费也困难，就多出力，少出钱。我还叮嘱，要尊重先生家人意见，抓紧墓园设计和选址，争取明年清明完成。郑翔后来查了一下，定在先生诞辰日举行墓碑揭幕仪式。我还告诉郑翔，省诗词学会胡迎建与陈家有联系，可请他征求先生家人的意见。胡迎建获知此事后，连夜征询先生家人意见。反馈意见很快传来：先生在成都的长女陈流求、在香港的次女陈小彭、在广州的三女陈美延，一致赞成将父亲骨灰葬在庐山植物园。她们觉得，父母骨灰安葬植物园内，当属叶落归根，庶可告慰亡灵矣。

接下来的事情，顺风顺水。郑翔带着庐山植物园卫斌等几个人，一面与先生家人保持联系、沟通，一面精心设计建墓方案、选址。经反复研究比较，墓址选在“三老”墓右侧的山坡上，此处坐北朝南，阳光充足，地势干燥。墓碑就地取材，由大小砾石组成，一改旧习，不起坟茔，不设碑额，新颖、简朴、庄重。

在设计和审定墓碑设计方案时，对要不要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碑，我内心是有过思量的。当时，从全国来说，对先生的评价已经柳暗花明，但对这10个字仍较敏感。没有这块字碑，我们压力不大。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先生精气神之所在，是先生“一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象征。立这块字碑，就是立先生形象，立科学旗帜；不立，必留遗憾。所以，宁可冒点风险，也要把黄永玉书丹的字碑立好。

也许是因为敏感吧，我在上庐山参加先生墓碑揭墓仪式前向领导请假时，领导劝我“不要去”。这当然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我心存感激，但没有犹豫，还是上山了。

为先生安息地取名“景寅山”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庐山植物园发出举行先生墓碑揭幕仪式的邀请函后，先生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如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校友会等单位纷纷发来贺信，高度评价先生，并对先生安葬庐山给予充分肯定。省领导陈癸尊、王林森和九江市、庐山及修水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陈氏后裔、新闻记者数十人参加了墓碑揭幕仪式。

我在致词中，引用郁达夫《怀鲁迅》文章中的一段话：“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我心目中，先生和鲁迅一样，也是民族精英，学人之魂。置身先生墓前，想到先生一生，早年求学为学漂泊半个世纪，解放后又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煎熬20年，身后竟34年骨无所归，今天终于入土为安，不禁悲喜俱来，动情地讲了三点意思：一要精心保护墓园，让先生安息，让先生家人满意，让海内外一切拥护、爱戴、崇仰先生的人放心；二要热情宣传先生；三要认真学习先生，尤其是要学习、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是矫情之作，也非应景之辞，实为我的内心自白。我是学历史的，学生时代就崇仰先生，这也是我从省社科院到科技厅多年来呼吁、策划并支持植物园最终办妥这件事的一个历史小结。

仪式结束后，在下景寅山的路上，一位省领导对我说，你到底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这件事做得好，只有你这样为学的人，才会想到这件事，才能做成这件事。我心想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所说的， “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吧。

天人感应。郑翔告诉我，在安葬过程中，春雨绵绵，施工时断时续，但4月30日，奇怪的事出现了，当他捧着先生骨灰盒入墓穴安放时，雨止天晴，墓地上空出现一道绚丽的日晕，令在场者惊喜万分。植物园人用摄像机记录了这天随人愿祥瑞而壮美的瞬间。

在整个安葬过程中，先生三位女儿表现出的闺秀懿范和文化修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4年来，她们为安放先父骨灰不遗余力，多方奔走，令人感动。她们始终坚持费用自理，3人凑3万元，交给植物园。植物园不取分文，精打细算，能省则省，该贴即贴，剩余近万元要退，三姊妹怎么也不肯收。按理，为了表示酬谢，办一桌酒，请植物园领导和经办人也就可以了，但她们硬是包下牯岭街一家特色酒店，用余款宴请植物园全体职工。植物园人也始终如一，把先生墓园当作文物单位保护，人人都是义务保安员、保洁员和宣传员。先生泉下有知，定当含笑。

安葬先生这件事，植物园和江西媒体并未作过多宣传，但却迅速传开。墓园照片在众多网络、平面媒体和书籍中不断出现，海内外来先生墓前的拜谒者、旅游者络绎不绝。著名作家、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辉还专程到庐山植物园，采访郑翔和我，并撰文介绍。这时，郑翔已经是庐山管理局主要领导了，他说在庐山工作多年，这件事做得最有意义。郑翔和我一样，一向仰望先生，钟情庐山，能有幸为先生安葬庐山尽点心力，感到由衷的高兴。

安葬后，我想，应该为先生安息的山坡取个名字。庐山花径公园内，唐代诗人白居易咏桃花的地方有座景白亭，亭旁立有陈三立撰写的《花径景白亭记》石碑，我小时候时常在那里玩耍，受此启发，就取名为“景寅山”，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之情。郑翔特请他的老师、书法家杨农生书丹，刻石立碑，成为一景。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景寅山并不高大，但因有先生而声名远播。碑上先生生前揭示、身后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人心中永远的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座圣山，凭吊先生，沐浴光亮，纯静心灵。

李国强： 江西庐山人。197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江西省文史馆馆员，研究员。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社科院院长、省社联主席、省科技厅厅长。出版过《毛泽东与庐山》《邵式平传》《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科技史》《井冈山斗争与领导方略》等学术专著和《官学之间》《跃上葱茏》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