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懿 | 我的返乡笔记之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乡村（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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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返乡笔记之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乡村（文化篇）

来源：香海园随笔

作者：周志懿

作者简介（往上滑阅↑）：周志懿，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总编辑。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行业报协会理事，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硕士生导师，北方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出版著作《大传媒时代》、《寄语点点》，主编《在北大讲传媒》、《在人大讲传媒》、《变局与转型》、《中国传媒创新启示录》等传媒丛书。

（一）

“你四奶奶前两天走了！”父亲昨晚在电话里告诉我。

虽然思想上早有准备，但还是让我感觉有些突然。

四奶奶今年九十多，是我祖父那一辈最后一位老人。由于两儿子在外，她一直客居在女儿家，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四奶奶是一个最温和的人，一辈子很少与邻里吵架。即便家里再穷，有好东西总会给我们分点。

过去几年，我会不时打听四奶奶的消息，只要她老人家健在，我始终觉得自己就还有祖辈在。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但依然能让我享受到一种有祖宗健在的温暖与幸福感。

元旦前一天，我抽空回了一趟老家。正巧听说女儿把四奶奶送回来了，我赶紧过去看望。

老人家依然精神很矍铄，脸上的皮肤虽然布满沟壑，但依然有光彩。

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只好大声说起我父亲的名字。老人家一边擦脸一边不迭地向我道歉，说人老糊涂了，记不住了，让我莫见怪之类。

那天早晨很冷，老人坐在堂屋的炉火旁向我抱怨说，儿子儿媳孙辈们怎么一个也没回来看她，到底还要不要她了，结果遭到了女儿的呵斥，让她体谅晚辈们在外边的不容易。从四奶奶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老人对子孙满堂、儿孙绕膝的渴望。

四奶奶热情地邀请我一起早饭，桌下的炉火正旺，碗里升腾起来的热气遮住了四奶奶的脸，我感受到四奶奶这顿饭吃得很香，于是忍不住拿起手机，偷偷地给四奶奶拍了一张照片。

但没有想到，四奶奶在我心中的印象会在这个场景中定格。

父亲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四奶奶走的经过。

由于老人家最近总念叨儿孙们，四奶奶的女儿似乎有某种预感，便开始给两个弟弟打电话，让他们再忙也要抽时间回家看望一下老人。不久，四奶奶的小儿子——我玉禄叔叔带着两个女儿女婿从江西开车回到了高平峪老家的山冲冲里。这让四奶奶喜出望外。

两个孙女都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对四奶奶有着很深的感情，一回到老家，与奶奶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一大早，两个孙女帮奶奶洗了头、擦了澡，就顺便到邻村去走了一下亲戚，万万没有想到，等她们回家的时候，却发现四奶奶已经安详地离世了。

父亲说，她就是在等着儿孙们回来送终呢。

（二）

探望四奶奶的那天，我顺便到老街边上的老屋里走了一遭，但看到的场景令我心痛不已。

去年七月我回乡休年假时，那几栋老屋里仅有的板屋还好好地矗立在那里，但这回眼前多了一堆巨大的断木残垣。

九十多岁的周书章老人告诉我说，前不久的某一个夜里，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听到一阵巨响，大家赶紧爬起看个究竟，才知道是塌了一栋房子，幸亏屋里久没有住人，幸亏发生在夜里。

这注定是老屋里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老屋里是整个家乡的文脉所在地。几百年前，周家族人的祖先在这里盖起了一栋栋老式的木屋，其中一栋墙上的青砖还清晰地标记有“康熙八年制”的字样。清末至民国初年，这里出了一代代读书人，到一个叫周蓉轩的先生当家时，老屋里开始步入鼎盛时期。蓉轩公做过山长，回乡后先后办过私塾，做过镇长，镇过匪患。由于善因材施教，蓉轩公教过的学生中颇出了一些人物，其中有做过国民党上将的袁朴，还有国民党西南总司令李文，师级以上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有好几个，这在民国时期绝对是了不得的。所以在蓉轩公过世后，那些已经身居要职的国民党要人纷纷对这位偏僻山村的丛桂老人（蓉轩公自号丛桂老人）表示哀悼，蓉轩公的后人至今保留了当年的《哀感录》，上边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当时党政要人对蓉轩公的唁电、祭文、对联、回忆文章等。

蓉轩公的第二个儿子周方，在民国时期比他父亲的名气更大。周方是当时湖南颇有影响的平民教育家，推出了有名的“三化五子四自”教育理论，被称为“平民老总”，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同租在岳麓山下的“沩痴寄庐”，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交流密切，解放后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

现在的岳麓书院，依然挂着周方的照片，有他的事迹介绍。这在家乡人的眼里都是极为了不起的成就。

据说蓉轩公曾在老屋里的神龛上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让祖父无惭，先须立品；下联是：要儿孙有用，还是读书。这副对联不仅影响了蓉轩公的后代，也影响后来整个家乡的无数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屋院落，在家乡人的心里却有着神圣的位置。

近年来，边上的老街与周边的老板屋越来越少，但老屋里院落却一直顽强地矗立着，尽管显得有些冷落与凄凉，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卓尔不群，这与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相吻合。

也为此，这几年我一直在呼吁，要想方设法地保护好这几栋老板屋，将其打造成“周方纪念馆”，至少设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此，周方家族的后人及当地政府的领导都做了不少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进展并不明显。

现在，六栋保留的老板屋已经倒下了一栋，这是一个信号。如果不抓紧对这个极具历史教育意义与文物价值的老院落进行保护与开发，不要说院落本身会抵不过岁月风雨的侵蚀，那些老板屋的主人也会慢慢丧失对老屋的信心，自己会将其毁掉都很难说。

（三）

在家乡，类似老屋里这样遭遇，亟需保护的地方太多了。

在隆回县的罗洪镇，一座极其精美的御赐牌坊被当成了电线杆和猪栏，电线从牌坊任意地架过，而当地老百姓曾将两个石柱间围了起来，竟在里边喂起了猪。一块当地政府立起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当地老百姓连根拔起，理由是把所属的村民小组写错了；

同样位于罗洪镇中罗洪村的邹汉勋故居，一度被誉为中国舆地学的发源地，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至今被几户贫困人家居住，鸡鸭混养其中，柴草随意堆放，院落败坏不堪不说，安全隐患还极大。

就在邹汉勋故居不远处,一栋极具文物价值的、据说是湖南仅有的四座大夫第之一的大宅院，也因为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前不久被一场大火烧之殆尽，仅存的一座门楼依然掩饰不了这座宅院曾经的荣光。

位于新邵县巨口铺镇的文仙观，中国唯一“三皇五封”的道教祖庭，曾与江西龙虎山齐名，如今仅余下三座木式建筑，其中一座还是十多年前捐修的。门前立着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有错字不说，立了也是形同虚设。就在道观边上一米之隔，老百姓依然在我行我素地盖着自己的房子，千年以上的石雕文物依旧被杂乱堆放在建房用的碎石堆里。

在隆回县的岩口镇，一座极其精美的惜字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独自屹立在风中，如一位被弃的老人度过他的风烛残年。

还有不计其数的老板屋、古庵堂、古茶厅、古寺庙……

我曾经断断续续花了总计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陆续走访家乡高坪峪的这些文化遗存，但所到之处，除了少数地方，如隆回县高平镇的茶山大屋与袁氏祠堂保护较好之外，其余皆有些触目惊心，令人痛惜。

曾经有人说，几栋老屋，一些老古董嘛，倒了就倒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花人物财力去保护没有什么意义，不要尽干些无用之事。我竟一时无言以对。

在我看来，这些民间的文化遗存，颇像我的四奶奶，在与不在是不一样的。不在了，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只要有它在，你就多少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特别是，多少能承接到那些先辈们在他们的人生故事当中锻造的优秀品格与精神，能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成为世界唯一没有断代或消失的文明古国，不就是靠这些文化遗存来体现的吗？一定程度上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后来人，它都是精神的出发地。

但是，怎么保护，显然是一个新课题。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数字，经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万件。

与此同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了七批，国家文物局也正在进行第八期遴选。目前，中国已有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以说，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但另一个事实却是，排在这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文化遗存，就基本上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解决保护的问题。

省市县都设有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系统，但相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言，省级及以下的文物保护单位则只能算是捉襟见肘了。

隆回县罗洪镇的邹汉勋故居、新邵县巨口铺镇的文仙观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均形同虚设，不仅没得到保护，反而日益破败。

（四）

以我在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当地民众均是等靠要等观望思想严重，这里边有思想问题，有眼界问题，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思想问题是指，把这些文化遗存当包袱而不是当资源；眼界问题是指，除了等上级指令、拔款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之所以说是无奈，是受限于眼界、资源，就算是把这些文化遗存保护起来了，若不能进行二次开发，真正让这些文化遗存“活起来”，发挥价值，保护照样没有太大的意义。显然，怎样让这些文化遗存“活起来”才是更大的问题。

个人认为，在国家文保条例照顾不到、执行不力的情况下，偏远地区的文化遗存保护必须要跳出地域谈保护，即走出去，引进来。

当下文物保护主要体现国家意志，升格文保单位的级别，争取更大的政府资金支持当然是一条捷径，但另一方面，政府一定要善于对所辖地域的文化遗存统一认定、规划，什么算文化遗存？哪些才值得保护与开发？为什么要保护？每个资源的最大特色是什么？要有标准，然后对认定的资源，主动编制资源手册，纳入保护与开发范围，然后将这些资源推出去，跳出地域，推向全国与全社会。

以罗洪镇的邹汉勋故居为例，我就一直在思考，既然故居系中国舆地学的发源地，可否主动与向中国地图出版社或其它的地图测绘的权威部门或社会力量结对子，将此作为对方的一个基地；

再以巨口铺镇的文仙观为例，目前在政府的监管下，社会力量开发宗教场所已有先例，当地可否以旅游资源的名义向沿海发达地区的社会力量或企业抛出橄榄枝？

而如牌坊、故居与纪念碑之类，则完全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筹资加以保护、修缮和开发。隆回县高平镇石梅村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就是在高平文昌会的发动下，民间自筹资金六十余万元，修建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当地一景。

以上有些想法或许是一厢情愿，在现实的施行中也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困难，这事我们就不去做了。首要还是政府的重视与智慧。偏远地区的文化遗存保护问题，不仅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更需要提高眼界，甚至大开脑洞，不断思考新方法、新对策，只要发心，只要行动起来，我想，上路了，就不怕路远。

何况，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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