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和深圳二次创业的故事
01
1995年12月7日下午，深圳锦绣中华园。欢呼和掌声此起彼伏。
被上万人围在中央的，是一个身高体壮、一身戎装，头戴浅绿色军帽的鹰钩鼻大胡子。他那副长相，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在新闻联播上早就看熟了。
没错，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的传奇领袖。
正像一般人很难想象张学良听过周杰伦的歌一样。卡斯特罗这辈子第一次造访中国，就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城，深圳。
游园的人们想不到，今天自己竟然能跟这位神话般的人物面对面，一边欢呼着一边往前挤。多亏来自北京和本地的好几拨安保人员死命挡着，才没发生踩踏事故。
一个开出租车的20多岁小伙实在挤不进去，兴奋得在外围一上一下原地直蹦。
被人问起感受，他说：
老卡，好样的！敢跟美国人干！
没错，老卡果真是一条硬汉。
在商讨这次访华行程时，他坚持不要中国派飞机，硬是坐了自己那架已经问世近30年的伊尔62专机。此时，它的祖国苏联都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陪同他参观的一位中国部长忍不住称之为：老爷飞机。
此次访华之行，老卡收获颇丰。走了好几个城市，吃了烤鸭登了长城不说，还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古巴欠中国好几亿美元的外债，此时刚好到了还钱的时候。然而古巴经济困难，提出延期归还。中国人大手一挥：没问题！
老卡十分感动，当场说，深圳的发展成就令人非常震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创造像深圳这样的奇迹。
最后表态：
要在古巴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趟访华，中方给了老卡最高的待遇。长者特意从北京赶到深圳，请他吃饭，还陪他参观了一家世界级的工厂。
在流水线参观时，老卡详细询问了企业的管理、生产和销售情况，并为之题词：
这样的工厂和这样高质量的产品，系我前所未见。这里的工人和干部都十分出色
过了两天，老卡满意地坐着他那架老爷飞机回了古巴。
他不知道的是一个真相：
此时此刻，其实深圳人的心里别有一番不好明说的滋味儿。
02
很少有人知道，现代汉语中的人傻钱多这个词，起源就是这个时候的深圳。
那是90年代中期，警察抓住一个小偷，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尚未寄出的信：
我已经到了深圳。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很有钱，男的个个手拿大哥大，女的个个穿金戴银，满街跑的都是靓车。我也找到了工作，我的工作是白天睡觉，晚上上班。随后给你寄钱回去，记住，都是电汇。
这时的深圳，是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它成功了。正像那个小偷形容的一样，这里的人都很有钱。
然而，这个有钱，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和无望的前途。
悄悄地，深圳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低于了全国平均工业增长水平。全市工业投资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十几，而且主要是三来一补企业，也就是给人家做加工、代工。
这种企业虽然能带来税收，但一来科技含量极低，做的都是玩具、箱包、衣服这类。当时，深圳的GDP和财政收入，都只有香港的4%左右。
二来隐患极大。很多投资的商人都是在农村租个房子，一楼二楼放原料，三楼开工四楼办公，五楼就是员工宿舍。这种工厂经常发生火灾事故，窗户上往往还装了防盗护栏，一着火里面的人根本逃不出来。
1993年，一家玩具厂因电线短路起火，烧死80多名女工。
清水河大爆炸后，方圆500米被夷为平地
同一年，深圳清水河畔一家危险品储运公司接连发生几次大爆炸，当场炸死了赶到现场指挥扑救的两位市公安局副局长。直到现在，中国凡是像点样的安全警示教育片，都必须收录这次恶性事故。
深圳因此得了一个外号：
水深火热。
发生事故的都是香港人、台湾人投资的企业，从来没有日本、欧美的企业。因为他们不仅实力弱、容易偷工减料，二来更容易融入这里的社会环境。
拿那次玩具厂火灾来说，消防部门早就发现这家工厂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但香港老板只用三千元港币就搞定了负责验收的人，拿到了消防合格证。
后来，老板判了两年，负责验收的判了十年。
卡斯特罗参观的那家深圳工厂，是一家自行车厂，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出口生产基地。这个外号，其实听多了也不是滋味。
你想想，已经进入中国120多年的自行车，能有多少科技含量？
没办法，深圳没有一所名牌大学，没有一个国家部委下属的研究院所。想搞点有科技含量的东西，确实无从下手。
当时，深圳最大的文化名片之一，是今天许多深圳人都没听说过的：
荔枝节。
还没改革开放的时候，荔枝就是深圳的拳头产品。从1988年开始，深圳开始举办这个节。以品尝荔枝为主，捎带对港澳台搞一些商品展销、工业引进洽谈、科技交流的事儿。
一开始大家觉得不错，后来越来越不对味儿：
再拿土特产品当名片，深圳不就显得更土了吗？
所以，老卡来访问的半年之前，深圳刚开了一个会，主题就是四个字：
二次创业。
03
老卡刚走没多久的1996年初，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家庆从北京直飞深圳，当年年底就签了合作的协议书：
在深圳，建立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院，为深圳培养科技人才、研究科技成果。
清华一直是搞863这类国家高科技工程的，但缺乏变现能力；深圳有钱有工业，但科研教育是弱项。双方一拍即合。
为啥进展这么快，因为深圳这边的市长李子彬本身就是清华毕业的，学的虽然不是无机化学，但也是工程化学专业。
有首歌唱得好，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写这首歌的人后来还当上了隔壁学校的校长。
另外一个原因是：
深圳确实有钱。
搞这个研究院，双方各占50%股权。但拿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
深圳市政府出资5000万，还要在市高新区划出1.6万平方米的建筑用地；清华大学只出资1000万元，其他的投入，美其名曰：
无形资产。
研究院的大楼很快就盖起来了。一次开办公会，清华说要买办公科研设备，还缺1000万。深圳市政府一拍桌子：我们出，马上。
先是清华，然后是北大、哈工大都来了。很快，深圳的科研实力就迅猛上升。
为啥找人效率这么高，因为李市长还有一个身份：东北人。
他是辽宁葫芦岛人，杨利伟的老乡。别说去北京、哈尔滨找人，就是去太空，葫芦岛人都敢闯一闯。
有了科学技术，下一步更关键：帮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找钱。
现在的人可能要问了，高科技企业还需要找钱？
说这话的，都应该去做一做今年上海中学生教辅题里的一道汉译英：
你们太单纯，有时候太天真。
那是90年代，中国人还没听说过风险投资这个词。中小企业想要搞科技类创新，只能去银行贷款，拿自己多少台电脑多少个桌子板凳估价做抵押。
于是，1996年，深圳市政府创建了一个部门，叫科技风险投资体系课题组，想搞中国最早的一个高科技创投基金。
不愧是深圳速度。他们到国务院打审批的时候，被告知说国家现在才开始研究管理办法，所以没法批准。
深圳一拍脑袋，就成立了一个没有基金名义，但专门干同样事情的公司。这就是深圳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深创投。
在1999年8月26日的发布会上，深创投正式宣布成立。
发布会选在深圳最高端的五洲宾馆，这地方是专门接待外国高档来宾的。如果老卡这时还在深圳，肯定也会住这里，少不得还得在发布会上剪个彩。
政府成立的投资公司，投资国企那还不是天经地义。于是，在发布会上，主管的副市长庄心一宣布：
市政府任何领导、任何部门都不能往深创投安排人，不允许指定项目让深创投投资！
结果就在第二天，一个副局长来到庄心一的办公室，说他媳妇儿在一家国企工作，效益不好，想到深创投去。
庄心一说这不好办啊，我昨天刚代表市政府表态，不塞项目不塞人。
接下来这位局长的话，把他气得从椅子上直接蹦起来：
庄市长，那不就是说说而已的嘛？
那个副局长尴尬地走出办公室，庄心一直接用脚把门关上了。咣当一声巨响。
随后，深圳市政府开展了从上到下的反腐行动。不少公务员被处分、解聘乃至依法起诉。
后来，在深圳市为创业板推荐的60家优秀高科技企业里，受过政府创投基金扶持的就有34家。
其中有一家公司，是做生物制药的。曾经一度负债5000多万，连拖欠的水电费和工程款利息都有200万。
就在它濒临倒闭的至暗时刻，深圳市先后给了它1.2亿的贷款担保。瞬间起死回生。
这家公司现在做大了，连中国的新冠疫苗，都跟它叫一个名字。
它叫——科兴。
04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巴甫洛夫。
熬过至暗时刻的企业绝不仅仅是科兴，还包括如今两家深圳乃至中国最大的科技企业。
1999年，是传说中的世纪末危机之年。对任正非来说，尤其如此。
他一手创建的华为，在这一年遭遇了有组织的狙击。整整五个多月没有一张订单了。在如今，这就是让任何一家公司休克甚至死亡的兆头。
因为，就在年初，整整3000封匿名信，邮到了上至国务院，下至深圳市领导的手中。甚至包括华为的每一个客户，都接到了一封。
大体内容是华为拖欠银行贷款好几十个亿，拖欠职工工资好几十个亿，拖欠客户好几十个亿，已经资不抵债，不日破产。
更可气的是，这个诬告者的署名，一看就跟华为有关系：
魏华。
任正非坐不住了，他写信给市长李子彬。很快，李子彬就飞到北京，找到了国务院的一位副总。
当时华为名气跟今天没法比，副总都没怎么听说过它。李子彬先介绍了一下，然后提出要求：
我建议您批示给国家审计署，牵头组织财政部、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共同组成联合审计组，到华为公司进行审计。
有半个月时间就能审计清楚了，然后一公布，华为的问题就解决了。
副总乐了，说：为一家民营企业的困难找我的，你是第一个。
李子彬说：因为我出于公心，毫无私念，问心无愧。
没几天，审计署组织的20人调查组就到了深圳，不到三周发布了一个公告：华为不欠一分钱的贷款、工资和货款。那3000封信纯属诬告。
华为的订单一下子就接不过来了。
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高，大概跟调查组里有一位一直大声疾呼搞市场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有关。亲自找李子彬了解情况的就是他。
——吴敬琏。
后来，这位副总还来到华为视察。说了一句话：
对华为公司要支持，华为公司是民营企业，但也是民族工业。
中国企业改革很多方面，可能要从民营企业取得突破。
另一家陷入绝境的公司就不是市长能管的了。因为它太小。在深圳市每天都自生自灭的千百家公司之中，它实在是排不上号。
这是一家刚创业一年的小公司，一共才五个联合创始人。其中打头的两个人，每月各挣5000块钱，另外三个各挣2500。
他们是做即时网络通信的，开发出一个还挺好用的工具，标志是一只又高又瘦的企鹅。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用户。
可是，这玩意光赚吆喝不赚钱。用户越来越多，流量越来越大，服务器不够用了。全公司的账上只剩一万块钱。
五个人决定自降薪水，打五折。分别从5000降到2500，2500降到1250块。
要知道，那一年，深圳的月平均工资是1726块，坐一次带空调的公交车都得3块钱。
降薪当然是杯水车薪。他们能借的钱都借遍了，还跑到银行贷款，银行说你们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一看只有几台旧服务器，这事直接就黄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消息从天而降：十一过后，深圳要搞一个展销会。
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1999年10月5日-10日，在深圳举行。国务院的朱老板还亲临现场。
它就是过去的深圳荔枝节。
这一年，深圳一拍脑袋：荔枝节不办了，咱办个高科技的！
就在这个交易会上，那家小公司来碰运气了。为了吸引观众，他们还烧制了1000只企鹅外形的陶瓷存钱罐，当礼物派送。
制作的供应商说你们这企鹅太瘦了，站不稳，得加胖一点。然后又给黑背白肚皮的企鹅加了一条红色的围脖，显得好看一些。
结果，领胖企鹅存钱罐的人排起了长队。改成一个卖5块、10块，还是被抢购一空。
大概是个好兆头。就在这次交易会上，他们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各展馆推销，最终引起IDG和盈科数码的重视，拉回了救命的第一笔风险投资220万美元，度过了生死危机。
这届交易会对成交额的估计是10亿美元，结果卖出了60多亿。
如果深圳不办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继续办荔枝节，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腾讯了。
后来，腾讯的LOGO千变万化，企鹅有了各种姿势、各种造型。
但它再也没瘦下去过。
05
直到八十多岁的如今，李子彬在电视节目中谈起当年华为的那次危机，还是一嘴亲切的辽宁西部口音。
每一年，他都要来深圳住几个月。
退休后，他创建了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继续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
2021年，深圳的GDP统计结果出来了：3.07万亿，位居亚洲第四。它前面分别是东京、上海、北京，后面是韩国的首尔。
二次创业20多年后的深圳，再也不是当年只能给人家代工、整天火灾爆炸的城市了。
如今的它，是一座世界级别的科技创新城市，联合国授予的设计之都。
这些进步，是以无数企业的新陈代谢，无数名字的盛衰起伏为代价换来的。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官网的自我介绍上，特别强调要帮助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的小企业腾讯遭遇的那次危机。
那次危机，被马化腾称为腾讯的三次危机之一。
华为不用说，已经跻身全球通信行业的第一阵容，然而又成为美国贸易战的头号制裁对象，如今正在艰难应对。
老卡参观并题词的那家自行车厂，在2012年被法院宣告破产。
这件事，还被最高法院列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破产重整及清算的十大典型案例。
远在万里之外的老卡不知道有没有听说。如果听说，他又会感叹些什么？
听说，现在古巴也要开始改革开放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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