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水灾

 

百有一用斋 08-06 15:58

七点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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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1年，河南洪水中受灾最严重的卫辉市

许多人都相信人定胜天，常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

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在大自然的面前，又显得那样渺小和脆弱。

中国自古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全国各地较大的洪水灾害有1092次，平均约每两年一次。

这里我们做了简单统计和梳理，古代记录以文字为主，近现代记录有图片和视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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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的传说和早期的水灾记载

我国最早的洪水灾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相传那时大水经年不退。《孟子》一书说，尧的时候，“洪水橫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于是出现了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最后禹治水成功，把他的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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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

考古研究证实，龙山文化时期的王城岗遗址，其西城被山洪冲毁，城内冲沟以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东城则被五渡河暴涨的洪水冲毁。地处河南省北部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 属龙山文化末期，也是毁于一场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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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育古代文明发展起来的河流

商代时，出现了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城市水灾。商的都城在黄河附近，自成汤以后，商都曾多次搬迁，据说就是为了躲避黄河洪水。《尚书》还记载说，商的都城耿曾经被河水冲毁，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国语》《竹书纪年》等古籍中也多次记载有商的官吏为治水而献身的事迹，商代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祭祀河神，卜问水灾的文字，说明商代由于城市的出现，人口增加，水灾的破坏性加剧了。

大约自东周以后，《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史书陆续有一些 “大水”的记载，透露出一些早期水灾信息。如公元前711年“秋，大水”；公元前687年“秋，大水，无麦苗”，记载了水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公元前670年和公元前669年，鲁国连续大水，举行大规模击鼓祭祀仪式，祈求上天保佑。与鲁国邻近的宋国和郑国也有水灾，如公元前683年，“秋，宋大水”；《竹书纪年》记载，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宋大水，丹水壅不流”。关于大水，《春秋穀梁传》解释说：“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所以“大水”是非常严重的水灾。以鲁国纪年的《春秋》所记载的水灾反映了东周时期鲁国以及邻近一些诸侯国的情况。另外，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水和洛水同时暴发洪水，冲毁周的都城成周（今洛阳）的西南角并危及王宫安全，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早期水灾的宝贵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以水代兵，人为的水灾也相当频繁。其中著名的有：公元前656年前后，楚国进攻宋国，“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造成大规模水灾；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兵至韩、魏有争议的地区，引黄河水淹长垣附近的一些城镇；公元前281年，赵国又决开黄河，攻打魏国；公元前279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大举攻楚，水灌鄢城，鄢城被毁，据记载，死亡达数十万人；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攻打魏国，引河、沟水淹灌魏都大梁（今开封），大梁城被淹毁，魏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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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大水灾

汉代开始，水灾记载明显增多，灾情描述也较具体。两汉的420多年间，发生较大水灾70余次。其中灾情比较严重的有：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泛滥，汉中（治今陕西安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大水，淹浸4000余户人家，这是最早有定量灾情损失记载的水灾。公元前180年夏，江水和汉水泛滥，汉中、南郡又发大水，冲没6000余户人家，南阳沔水（今汉江下游）暴涨，一万余户人家受灾。公元前161年，关中大雨三十余日，引起蓝田县山洪暴发，冲没900余户人家，同时汉水暴涨，8000余户人家被冲没，淹毙300余人。公元前115年夏，大水灾，“关东饿死者以千数”；公元前30年，三辅地区连降暴雨30余日，19个郡国大水灾，山洪暴发淹毙4000余人，损毁各类房屋83000余所；公元15年，邯郸以北大雨兼大雾，山水暴发，深达数丈，数千人死于洪水，这些都是相当严重的灾难。

东汉建都洛阳，洛阳附近大水的记载较多，近20次。洪水多次冲击城门，其中136年洪水，数千人死亡。106年至109年，连续发生全国性大水灾，106年有37个郡国，315县遭受洪水灾害；公元107年，41个郡国受灾，“死者以千数”， 江、河、淮、济四渎同时涨水，冲毁城市，淹坏庄稼。东汉初全国共分为105个郡国，这几年全国几乎一半地区遭受水灾。与其相关的政治事件有：邓太后专政，阴气太盛；司空周章等谋废立太子，事发被诛；小人专制擅权，妒忌贤者，依公结私等，“故涌水为灾”。

两汉时，黄河决口的次数虽然不多，只有15年决溢记载，但每次决口灾情严重。公元前138年，黄河于平原郡决口，大规模饥荒造成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公元前132年，河决濮阳，泛滥16个郡20余年，根据记载当时受灾范围达一两千里。公元前29年和公元前17年，黄河都发生重大决口，受灾县份有30多个，受灾4万余户。153年，黄河洪水泛滥数千里，数十万户人家受灾。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开始，古人对于水灾的认识与阴阳五行以及政治事件相互联系。董仲舒认为，水属阴，水为纯阴之精，阴阳不调，阴气盛则导致水灾。阴气盛的表现有多方面，主要有妇女干政等。汉初的大水灾，就被认为是吕后临朝称制，国家阴盛阳衰所致。

魏晋南北朝的370年中，有110多次水灾记载，伊水、洛水等地的水灾记载仍然十分频繁。223年，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268年，青、徐、兖、豫4州大水；270年， 河、洛、沁同时并溢，4900余家遭淹浸，死300余人；278年，晋司、冀、兖、豫、荆、扬6州20个郡国大水；281年，山东泰山山洪暴发，淹毙6000余人。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都城的水灾频繁。永和七年（351年）至义熙四年（408年） 的57年间，建康有10次水灾， 其中9次“涛水入石头”，平均不到6年，都城被水淹一次。南朝刘宋时期建康也连续于428年、434年、435年遭受水灾，京城里可以行船，损失可想而知。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战争频繁，作战时以水代兵，造成许多人为的水灾， 许多城市遭受水攻破坏。最著名的为梁天监年间，梁主萧衍进攻北魏的寿阳，在淮河上拦河筑浮山堰，堰高达48米，516年8月，浮山堰溃决，水声如雷，沿淮河两岸10余万人被洪水卷入大海，这是我国古代最严重的溃坝水灾之一。

魏晋以后，人们进一步提出水灾为水不润下的说法。水性润下，这是水的本性，如果失其本性，则水不润下，水涝成灾。简宗庙，废祭祀，不敬鬼神，政令违逆，都会导致水失其性。例如223年洛阳水灾，史书认为，这是因为魏国曹丕即位后，自邺迁洛，造宫室，不起宗庙，废祭祀，上天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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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大水灾

隋朝重新统一全国，但只有短命的37年，它的灭亡是由于天灾加上人祸。开皇十八年（598年），河南八州大水，被认为是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阴气重的报应。隋代后期，在帝国的腹地山东、河南一带发生了几次特大的水災，加剧了隋朝的崩溃。这几次大水灾有：607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民相食，相卖为奴婢”。最严重的是617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由于不能及时赈济，造成“死者日数万人”的悲惨景象。山东起义军李密乘机袭取黎阳粮仓，开仓放赈，军队得以迅速扩大，第二年隋朝即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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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维持了强盛的200多年。这一时期，素称害河的黄河水灾记载较少，但两都所在地关中、河南水灾记载明显较多。其中长安附近严重水灾就有25次，洛阳附近严重水灾也达20多次。在京城长安，大水冲毁城墙和城门，甚至进入皇宫，造成很大破坏。如654年，山水暴涨，涌入玄武门，冲坏万年宫；817年，京城大雨，冲坏房屋2000余家，甚至含元殿的柱子也倒塌了。对农业的破坏也有不少记载，816年，京畿大水，受灾农田达4万余顷。东都洛阳及附近的水灾更为严重，洛水、谷水等河流的洪水暴发极为凶猛且相当频繁，淹没良田，冲毁房屋，多次发生死亡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灾难。其中最严重的为720年，谷水、洛水同时暴发洪水，洪水冲入洛阳城，涌入西上阳宫，宫人淹死十之七八，宫中卫兵溺死千余人，城内兴道坊500余家，一夜之间，全部没于洪水；最悲惨的是，这年夏天发往抗击契丹的援卒万余人，屯兵于谷水旁，夜间山洪暴发，万余士兵全部丧命。又过两年，伊水溢，毁东都洛阳城东南隅。另外，706年，洛水泛涨等，死亡都在千人以上。

全国性的大水灾也屡见不鲜。633年，山东、河南40余州大水，681年，河南、河北大水，10余万家受灾；726年、727年，连续发生全国性大水灾。另外，792年，40余州大水，死2万余人，834年，滁州的清、洛等三县山洪暴发，漂溺13000多户等，都是损失严重的灾难。唐代有明确记载死亡千人以上的大水灾就有近30次，其中不乏死亡在万人以上的特大灾害。

五代时，军阀割据，战争频繁，水灾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饥荒。黄河决口增加，平均三年就有一年发生河患。946年，黄河多处决口，自夏六月至冬十月，每月都有决口发生，漂没秋稼，河南、河北各郡饿死的有数万人。952年，后周大雨，京师（今开封）水深数尺，“坏墙屋不可胜计”；同年成都大水，漂没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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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大水灾

宋代以后，人们摒弃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自《宋史》开始，水灾不再和政治事件关联。

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由于宋的统治中心地处黄河下游，对黄河的灾害及治理极为重视，这一时期，黄河的水灾大大超越了前代，河道变迁十分剧烈。在北宋的167年中，黄河有66年决溢记载， 泛滥的范围包括历史上黄河成灾的大部分地区。一些决溢造成严重水灾，1019年，河决滑州（今河南濮阳），漫溢州城，32个州县受灾；1077年，河决澶州，泛滥横流45郡县，官亭民舍数万间被毁，30万顷农田受灾。1084年，“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大名（今北京）……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982年，水灾遍及今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广西、福建、河北等广大地区，黄河多处决口；第二年又发生全国性大水，黄河大决于滑州，东南注入淮河，谷、洛、伊等河流暴涨，京城官署、民房、军营、寺观等各种房屋毁坏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长江、汉水、易水、滹沱等河皆溢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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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都临安，偏安一隅，黄河入于金境，水灾记载以南方为主，山洪灾害较为突出。浙江、福建、江西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水灾频繁，其中不乏严重灾害。1144年，婺州、信州、衢州、建州大水，浙江兰溪县山洪暴发，洪水淹没城市，死亡达万余人；1181年，严州大水，漂民居19000余家，绍兴府五县大水，83000家遭水淹浸；1188年，淮河、长江同时大水，淮河南岸几百里长地带几乎一片汪洋，庐州（今合肥）城墙被冲塌。祁门县山洪暴发，人畜、房屋、庄稼损失十之六七；第二年，水灾又遍及浙西、湖北、福建、淮东、利西诸道。1191年，福建和四川各有十几个州县大水，福建福州、建宁等地霖雨成灾，四川嘉陵江暴涨，兴州3400余户遭淹浸，城门被冲毁。1193年，江苏、安徽、浙江均发生大水，江西9州37县，同时遭受水灾，北方黄河决口。南宋时，南方的海溢水灾值得重视。如1166年，温州大风海溢，造成严重灾害，溺死2万余人；1195年，台州大风雨，山洪海涛并发，造成“死者蔽川，漂沉旬日”的悲惨景象。

元代地域辽阔，水灾几乎每年都有记载。从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90余年中，44年有决溢记载；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就在15个州县有决溢记载，1326年，河决郑州阳武县，漂没民居16500余家，1366年，黄河北徙，济宁路肥城等地“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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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大水灾

明代时南方经济更加发达，因此，明代虽然中原地区水灾记载仍然很多，但江南的水灾更为严重。

明代各地较突出的水灾例子有：1444年，江都县扬子江遇到罕见的狂风暴雨，居住于沙洲上的数百户居民被洪水湮没，死亡1020人；1472年，江苏扬州、苏州，浙江杭州、宁波、绍兴等地暴雨“……漂毁官民庐舍畜户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人”；1510年，安庆府、宁国府、太平府（今安徽安庆、宣城、芜湖一带）大水，23000余人死难；1603年，山东历城县大雨，“山走石平、水高十丈、渰没人畜及崩陷土地无算”。1608年，苏州、松江等地连续暴雨50余日，苏、松、常、镇诸府皆被淹没，“城市乡村水深数丈，庐室漂没殆尽，数百里无复烟火”“盖二百年未有之灾”。第二年，福建的建宁等四府大水，“丁口损失殆十万”。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是一次大水灾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灾情严重。据记载，河南自六月以来“雨水大作”“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民居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次大洪水，在沁河流域留下了不少碑记和题刻。据考证，这次沁河洪水至少是近500年来最大的洪水。另外，海河、卫河、漳河、滹沱河等河流同时暴涨，海河流域有20余县受灾，衡水、冀州、武强等六七个县被洪水淹没。山东、东北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灾情，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免征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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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河的水灾仍然相当严重，有决溢记载的年份达112年。1408年，河决大名，“坏庐舍二万区，死者千余人”；1437年，开封等地河决三十余处；1576年，河决丰县、沛县等地，致使附近的8个县“田庐漂溺无算”；1604年，河决丰县，“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明代黄河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应数1642年的人为水灾，该年李自成与明军战于开封，李自成与明军先后掘开开封城北黄河大堤，致使汛期河水暴涨后，直冲开封城，溺毙将士及人民达“数十万”，造成空前的大灾难。

明代海溢、海啸的灾害也有不少记载。如1461年，松江府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12500余人；1568年，台州飓风，海潮大涨，天台山诸河流同时暴涨，一起涌入州城，三日溺死3万余人，淹没农田15万亩，破坏房屋5万间；1582年，苏、松六州县潮溢，溺死2万人；1618年潮州海溢，12300余人溺亡等。这些灾难死亡都在万人以上。

到了清代，有关水灾的记载更加丰富，不仅正史中有大量资料，地方志以及其他野史中也有很多具体描述。1668年，海滦河流域，直隶保定等府属五十州县卫，邢台通州等32州县受灾。乾隆以后，永定河决口频繁，1734年、1735年、1737年连续决口，泛滥北京南面固安、良乡一带。1794年，滹沱河、永定河决口，直隶天津20州县遭受水灾。1801年大水，灾情最为严重，波及海滦河流域170个州县，受灾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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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治水图

清代黄河决溢造成的水灾也相当严重，平均约三年就有一年发生决口，康熙初年几乎年年决口，造成严重灾情的如1781年，河决睢宁仪封，漫口20余处，河南十几个县受灾。1761年，黄河支流伊、洛、沁同时暴涨，偃师、巩义等被淹，沁河下游各县也都大水灌城，洪水从沁阳北门冲入“淹毙军民一千三百多人、漂庐舍十五六万间”。当时的怀庆府城“四面巨浸”“淹没军民以万计”，这次水灾河南共有10个州县被淹，17个州县大量房屋倒塌，山东12个州县、安徽4个州县被淹。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是一次空前的浩劫，洪水波及河南、山东、直隶3省、10府40余州县，受灾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洪水泛滥横流达20多年，泛流宽度达200多里，被洪水冲塌或淹浸的县城就有六七个，其中，濮州、范县、齐东等县城不得不迁城以避水患。长江流域，清代发生过1788年、1860年、1870年等几次大洪水，每次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清代，山洪暴发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灾例也不少，如1877年广东连州山洪陡发，淹死万余人；1854年江西广昌大水，广昌城三面坍塌，“淹毙男妇以万计”，房屋、财产损失十之八九，1879年，甘肃文县大水，淹没10800多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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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和近代大水灾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4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洪水灾害严重的又一个时期。如1931年全国性的大水灾，1932年松花江特大洪水，1933年黄河大水灾，1935年长江大水，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1939年海滦河大洪水等，都造成严重损失。

1915年7月，珠江流域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乙卯洪水”不期而至，广州被淹七天七夜，市区三分之二成为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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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州街头上的浮尸。 |供图：FOTOE

1917年7月，华北普降大暴雨，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直隶全省625万人受灾，其中天津和保定两地受灾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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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洪水中的天津市区。 |摄影：Sidney David Gamble

天津全城被淹，市中心水深达1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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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17年，天津，堤坝上的警察。 |摄影：Sidney David Gamble

天津洪水是一场号称170年从未遇到过的浩劫，洪水来临之时正直半夜，有人在睡梦中被淹死，更多的人逃出家门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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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灾民住的窝棚。 |摄影Sidney David Gamble

当时的冯国璋政府采取了赈灾措施，先发20万两白银救济，又向外国银行借款70万两。政府发了救济粮，并在天津几个地方设了粥厂，并以工代赈办了收容机构，也有国内外的社团参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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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天津的难民。 |摄影：Sidney David Gamble

整个直隶省有4600万亩农田被淹，很多农民逃荒进入天津城，海河流域大水灾，直隶涿县也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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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17年，临时急赈事务所给灾民发干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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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监利县上清观灾民收容所

长江流域水患更是经常发生。1926年7月，湖北省监利县遭受洪水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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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汉口街头。 |供图：《<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1931年全国范围的大洪水是20世纪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水灾。

这年夏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及松辽流域连降暴雨，“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

全国16个省受灾，长江和淮河流域尤其严重。武汉三镇被困长达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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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为汉口街道，图右为指挥交通的警捕在邮筒上休息。 |供图：《<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从图片上来看，汉口仿若威尼斯城。全城的交通工具都靠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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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在及腰深的水里买菜卖菜 |供图：《<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1931年9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发表声明称，全国遭受洪灾的总人数为8000万人。

湖北省宣布全省1000万人无家可归，无粮可吃。

汉口人在铁道路基上安家，汉口跑马场被用作难民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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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汉口城里一个送食品的人。 |供图：《<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汉口城内的黄包车仍然接活，在深水中拉客。难民带着家当在汉江堤岸边搭窝棚住。汉口宣布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宵禁，但每天晚上仍有抢劫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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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救助的船只给住在高楼层上的人们送食物。 |供图：视觉中国

南京国民政府组建了救济水灾委员会，宋子文任委员长，筹募赈款。最后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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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飞行员林白和他的妻子应南京政府邀请，驾机巡视了江苏遭受洪灾的地区。他目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们聚集在京杭大运河两边的堤岸上。

这是林白拍摄的京杭大运河两岸受灾地区的情况。据估计，1931年水灾有40-40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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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 |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前面的水灾都可以说是天灾，而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则是不折不扣的人祸了。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和武汉危急。蒋介石下令扒开黄河。守卫黄河的国军先试图挖赵口未成，最终在6月9日扒开了花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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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 |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花园口决堤，黄河改道，给了国民政府一定的喘息时间，然而4个月后，武汉仍然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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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泛区逃难的人们。 |供图：FOTOE

民国《豫省灾况纪实》 如此勾勒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 ，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在后来舆论战中，国民政府指责此事为日本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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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泛区逃难的人们。 |供图：FOTOE

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皖、苏等地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至少89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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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水灾现场拼图

长达400余公里的黄泛区，在1947年花园口堵口合龙之前每年都会发生水灾，并且造成了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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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后的大水灾

1949年建国后，也发生了不少水灾。

至今鲜为人知的是文革期间1975年的驻马店水灾，发生在那年8月，也称“七五·八”大洪水。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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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8日凌晨，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因特大暴雨引发溃坝，南北75公里、东西150公里范围内，很少有人活下来。

水灾发生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不公开报道。直到2003年《炎黄春秋》发表了当年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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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竣工后的板桥水库。 |摄影：王刚法

关于死亡人数，美国人说是24万，中国人自己的书里说是2.6万。

遂平县档案馆记载：“灾后的遂平县腐尸遍野，苍蝇成群，外伤、肠炎、红眼病等发病人数达24万……”。

死亡数字，至今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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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洪水漫过安康的情景。 |摄影：胡武功

“安康水灾”是上世纪八十年安康人的一段惨痛记忆。

汉江是长江上的最大支流，穿陕西安康城而过。

1983年7月上旬，陕南普降大雨、暴雨。7月31日晚，汉水洪峰越过安康城堤，多处城堤相继决口，全城陷入汪洋，近两万人被水围困在高楼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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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31日，安康民警救灾情景。 |摄影：胡武功

安康城89600余人受灾，870人丧生。水毁房屋3万余间。17000余名学生无法上学，经济损失约4.1亿元。

当年的安康县长张子美说，1983年7月31日，“这一天，是我们这一代安康人不堪回首的‘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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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洪峰过后的安康县城。 |摄影：张新民

张子美那天发表了带安康口音的广播讲话：“我是安康县长张子美！大水要来啦！大家丢掉坛坛罐罐，快跑吧！”

此次洪灾，安康地、县包括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长在内的5名官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或撤职处分，包括张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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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1年水灾情景。 |视觉中国/汤德胜

许多人对1991年华东大洪水仍记忆犹新。这年夏天，淮河、长江、洞庭湖等都发生了特大洪水。全国有18个省市区遭受洪涝灾害。

这次水灾，中国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公开向国际社会求援，这是在救灾问题上，中国对外策略的一次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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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8年8月11日，九江险情被控制住后。 |视觉中国/贺延光

离我们最近的是1998年大洪水。

这一年夏天，特大洪水侵袭中国。

珠江、长江、淮河、松花江、嫩江，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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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中午，江西九江市城防大堤决口，九江城区5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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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0日，河南中北部地区突发特大暴雨。其中郑州、新乡、开封、周口、洛阳等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高值，部分地区更是仅一日的降水量就达到了过往一年的降水量。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卫辉、浚县、淇县等，城区和方圆数百里全部被淹没。

截至8月2日12时，全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全省组织紧急避险93.38万人，转移安置最高峰值147.08万人；倒塌房屋30616户、89001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35.6万亩，成灾面积872.3万亩，绝收面积380.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1142.69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