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拟出任湖北省副省长，谭启龙给中央写信：我建议还是一步到位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出车站，向着南方开去。

应该说邓小平此次南巡，并没有同沿途各省市打招呼，只是在途经武昌时，邓小平突然决定，要下车走走，因为是临时停靠，邓小平连车站也没有出，只是在站台上走了走。

本来按照邓小平的意思，是不惊动各省市的地方负责人的，但因为有话要说，于是乎在武昌站停留的消息很快散布了出去，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立即赶到了火车站

据关广富回忆：

“我们就这样来回走了四趟，期间停了六次。”

这是一次高度浓缩且精炼的谈话，邓小平谈了不少的问题。

前后一共聊了也不到20分钟，邓小平起身告辞，临别时同关广富、郭树言握手，并强调：

“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离开以后，湖北省委迅速将他的讲话整理后，汇报了中央，经中央领导批示后，下发了重要文件《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其中要求：

“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关广富传奇的一生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关广富出生于1931年，经历过战争年代，1947年参加工作，后来也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受到过冲击，一直到1972年8月才恢复工作，出任湖北省财办业务处处长，几个月后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

这一职务，在当时被认为是安排“养老”。

在计划经济时代，银行通常发挥的作用很小。

关广富的前任，就是一位在延安时期就从事财经工作的老同志。

当时的关广富也不过才40岁出头而已，他很有干劲，而且也不认为银行的工作不重要，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任职期间，关广富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

在市场经济潮流涌动之下，银行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关广富也利用他在金融上的才干，将一个省的分行工作搞的风生水起。

关广富优异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上级的注意。

1983年，关广富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一年一度的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偶然同身边的秘书陈浩武聊起：

“我可能要出任湖北省副省长了。”

陈浩武也大感意外，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就在到北京之前，湖北省委专门找他谈话，大概的意思是看重他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想调他到省里出任主管财贸的副省长。

本来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可接下来的发展让关广富也没有想到。

当时，人民银行总行听说湖北省委即将任命关广富为副省长的消息后，立马召开了党组会议，并打了报告，要求调关广富到北京来，出任人民银行总行的副行长，因为当时总行的一名副行长刚退休，急需要补充一名副行长。

时任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的吕培俭是从财政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调到总行的，他曾赴湖北调研，对关广富的能力很是赞赏，一见湖北省委要从他们单位挖人，吕培俭立马就做出决定，召开党组会议，把关广富重新拉回来，并且直接找到了当时分管经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

姚依林听了吕培俭的话以后，并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只是表示原则上同意，并告诉吕培俭：

“去和湖北省委商量后决定。”

尽管吕培俭的动作并不慢，但这件事要看两个条件，一方面是湖北省委的意见，另外一方面则是关广富的意见。

在基层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20年，之前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如今已经年过五旬，却突然来了两个提拔命令，让关广富一时之间有些踌躇。

一次吃过晚饭，关广富在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并忍不住对秘书感慨：

“这么多年，组织上都没有考虑他提拔的问题，这下可好，一下来了两个。”

陈浩武当然不可能了解组织上的决定，只是略感好奇，后来他才听老领导说了以后才了解，原来是湖北省委和人民银行总行都在抢着要他。

“那你是什么打算？”

“我倒是无所谓。”关广富摇了摇头：

“关键是我家老余不想到北京，说是气候不好。”

“老余”是关广富的夫人。

事情到了这一步，本来已经再无悬念，可事情的变故恰恰也就出在这个时候。

吕培俭当时同湖北省委商量后，湖北省委都已经同意让关广富到总行任职，吕培俭兴高采烈的去找姚依林复命，然而姚依林的一句话让他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你来晚了一步，关广富已经被中央确定为湖北省委书记。”

吕培俭一下子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儿，不是说湖北省副省长么，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湖北省委书记。

有意思的是，当时还在北京开会的关广富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当时他正在京丰宾馆开会。

一天中午午休时，陈浩武突然接到了来自湖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有一个重要工作请你帮助，你一定要买到一张今天晚上七点钟从北京到武昌的37次火车票，一定要把关广富行长送上火车，让他明天早上务必到达武汉。”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电话那头的人说话虽然很客气，但语气中却隐隐有不容置疑的意思。

陈浩武虽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也知道组织上的命令，于是立马通过人民银行总行，购买了当天晚上7点到武汉的火车，并亲自把关广富送上了火车。

送走关广富以后，陈浩武还又接到了来自湖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那头急迫的询问：

“上车了没有。”

陈浩武告诉了他情况以后，电话那头显然松了口气，并连声说了：

“谢谢你，太好了，太好了！”

关广富回武汉后，人民银行湖北分行重新派了一位副行长来北京参加会议。

有意思的是，临上火车之前，关广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简单嘱咐了秘书陈浩武几句，并小声对他说：

“小陈，借我10块钱。”

陈浩武对关广富的工作生活习惯很熟悉，知道这位老领导出门从来不带现金，什么事情都是由他一手安排。

等到几天之后，关广富重新回到北京，他已经不是湖北分行的行长了，也更加不是湖北省副省长，而是直接出任了湖北省委副书记，他之所以再次来到北京，是因为中央领导人要找他谈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就要从中央推行领导干部年轻化说起。

从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一大批原来富有经验的老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上，因为在过去十年中，他们蹉跎了青春岁月，如今一个个都已皓首苍髯，显然邓小平也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并不利于国家发展，考虑到新老要交替，因此中央后来决定设立中顾委，循序渐进的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

按照中央的意图，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年轻化要分两步走，第一把手先由一个年龄稍大的老同志过度，配一些年轻的干部逐步接班。

所以实际上也就能明白，关广富为何是出任湖北省副省长。

当时，中央已经任命王全国为湖北省委书记，王全国是湖北人，1919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调湖北之前，王全国一直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分管广东的经济工作，也是他在会议上，提议中央给广东让权放利，给予广东必要的自主权发展经济。

这样富有经验的老同志，自然是合适的人选。

尽管中央尚未下达任命，但王全国当时已经赶到了湖北，并且任命了常委、副书记，还在省委礼堂给省直机关干部做了讲话。

关键时候，是一位老同志的出现，直接改变了中央的决定。

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给中央写了封信，信中指出：

“建议中央在推行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上，不要采取两步走，而是要一步到位。”

更重要的是，谭启龙在信中提到，自己愿意以身作则，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让中央选拔更年轻的干部出任省委书记。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收到这封信以后，心里既是高兴，又是感动。

中央之所以要在推行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上采取两步走，也是考虑到老同志的情绪，毕竟这些老同志大多数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而且拥有丰富的经验，如果一下子全部离开一线岗位，难免心里上不适应，应该说在推行干部年轻化问题上，最大的阻碍其实出在老干部身上。

可谭启龙的表态，也让中央明白，这些老干部在关键时刻，仍然能以国家大事计，主动离开一线岗位，这份精神也让人动容。

于是，中央改变了先前的决定，还没有宣布新班子的省份，一律暂停，重新考虑人选。

湖北省当时是属于确定了人选但是还没有宣布的省份，出于慎重考虑，中央把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韩宁夫叫来北京，商讨新班子的人选问题。

尽管王全国是一名富有经验的老领导干部，但韩宁夫在新领导班子人选上，却投了关广富一票：

“关广富出生于1931年，当时只有52岁，属于年富力强；他有湖北大学函授的学历文凭，也可以算作大学生，属于有知识；他在人民银行工作，属于懂经济，是专业干部。”

既然基本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中央也毫不迟疑，立马拍板决定，关广富出任湖北省委书记，而已经到湖北的王全国则调任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

中央拍板决定以后，立马下达了任命，湖北省委也迅速出动，将还在北京的关广富拉回武汉，被省委的干部接到了会议室参会。

一直到时隔多年后，关广富依然对当时的印象很深刻：

“当我听到“关广富同志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时，我的脑袋“叭”的一下炸了！”

关广富从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直接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干部任用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至于后来流传到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于湖北地方上海出现了不少谣言，认为关广富是老革命家关向应的儿子。

显然，这件事是无稽之谈。

不过就连关广富也没有想到，自己在湖北省委书记任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创造了湖北省委书记任期最长记录。不仅如此，从1993年5月，关广富还兼任了湖北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关广富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大力发展湖北省的经济，并有不菲的业绩，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

2002年6月，关广富从领导岗位上退休。

退休后的关广富致力于书画事业，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关广富就学习了国画创作，研究了各种绘画创作理论，一直到后来退休后，关广富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绘画上，并有不俗的成就。

2016年4月，身患重病的关广富去世，享年85岁。临终之前，关广富曾留下遗言，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关广富同志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关心群众。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