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将放缓

 

判断：中国是土地财政推动城镇化，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在新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必然迟滞城市化的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化、工业化、土地财政、区域经济、房地产

一、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动力是土地财政

城镇化动力来自非农人口的增长，工业化是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工业人口增长的原因，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大部分国家都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而中国是个特例。

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中央从地方口袋里把钱拿走，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从约20%上升到60%，刺激地方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房地产同理），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镇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

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先于工业化。

当土地财政的水源枯竭时，中国的城镇化必然回归到工业化的需求上来。那么，我国的工业化需求如何？

二、中国工业化启动源自西方经济转型带来的全球化

土地财政带动了城市化，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现在有些地区城投债和美国国债相似，多到只够还利息，一旦利息上浮，政府就面临破产，还好中国现在是利率下行期间。）

在只有少数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政策到位就能招来工业企业进驻，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狼多粥不多，就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

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

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

当时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大批同质）与弹性（个性化灵活）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

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三、新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提质稳量

这种模式持续了20年，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世界格局也变为欧美提供科技，资源国提供原材料，中国进行制造。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快速成长，成为链接原料与科技的枢纽。

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我们无法脱离开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样，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现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来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

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

以前，世界经济秩序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是一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而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中国这样一个副中心，并 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双循环结构。

这20年，欧美低端制造产业向中国转移，同时，中国低端产业也向东南亚转移。“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中国对美国每年有两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

中国虽然拥有品类最全的工业体系，但不能吃掉全球制造的蛋糕，产业升级就是逐步向高端制造延伸，同时转移大部分低端的、初级的工业也会转移出去，而中美脱钩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要想跨过中等发展陷阱，提高国民人均产值，一方面要在国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主要竞争对手是越南、印度等，竞争领域是制造，竞争焦点是低成本。另一方面，就是科技创新，向高端制造和服务发展，竞争对手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竞争领域是科技，竞争焦点是核心技术突破。

这就导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双循环：科技循环+工业循环

工业循环维持与资源国顺畅贸易，协调国内、国际（东南亚）产业链的利益关系，维护好国内、国际（除美国外）的市场。

工业产品需要通过贸易流动摆在最经济的地方，产生最大报酬，我国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出口是保证发展的基本盘。现在，第一贸易国已由美国变成了东南亚，且中东、俄罗斯、南美、非洲等贸易快速发展，刚刚闭幕的广交会，客户群体结构已经验证了此观点。2023年一季度，我国出口5.65万亿元，同比增长8.4%，数据异常亮眼，说明外贸结构重组没有影响我们的发展，至少从“量”上看，这个基本盘，我们稳得住。下面就是看关乎发展安全的“提质”了。

科技循环就是提高产研用的循环效率，协调集中力量科技攻关与大众分散创新的关系，维护科技创新的发展环境。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在产品链的横向上，我们已经领先世界，但在纵向上，单项产品的产业链的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大部分还掌握在欧美手中，对我们形成制约。必须补全产业链，才能安全发展。对于既有的“卡脖子”技术，我们有后发优势，掌握了技术路线，就可以集中力量科技攻关，而对于未知的“未来”技术，或既有技术的新应用，只有通过分散的创新，在各个技术路线上尝试，才能获得突破。

工业循环体系聚集的人最多，对城市化的贡献大，科技循环体系需要交流，对城市化的贡献小。工业在新的循环之下，人力密集型的低端产能向西部和东南亚转移，高端制造对人的需求少。整体看中国城市化会优化发展，而城市化进程将放缓。

四、避免东亚模式，城镇化是国策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先是由物品交易形成镇，再由手工业市场形成城，镇是商业属性，城是工业属性，镇是开放的易于交流，城是封闭的自成壁垒。从历史来看：西方著名的圈地运动，就是将依赖土地的农民，驱赶到城市，从事手工业，进而促自成进城市化进程。中国最早的城邦，也出现了生产陶器、青铜器等手工作坊。古代王朝历来把手工业作为垄断核心技术，放到城里加以保护，商代甚至因矿山资源枯竭而迁都。这个传统一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为钢铁、化工等重工业，而营造新城。

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改革开放后，先松绑的是乡镇，轻工业成为乡镇经济的重心，随着乡镇工业升级，带动了厂房及配套的商住建筑发展，后来，遇到了土地财政+国际制造转入，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化飞速发展起来。这里面充满了市场与政府双手的博弈。

我国是从1985年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发展战略，那个时候，主要面对的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情况下，适时地提出打破城乡人员结构，加快城市化，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城乡关系的现状。

1995年，就由11个国家部委联合组成了城市化课题组，提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发展方式。我们在整个90年代，财政都是非常困难的，资本是极度稀缺的。所以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才能够让这个城市化相对比较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就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方式，但那个大的方向仍然是认同城市化的国家战略。这个课题研究了很多年，到2005年中央明确提出新农村战略——用城镇化来实现中国的城市化。

2001年，美国爆发新经济崩溃的危机，美国大量的资本转移进了中国，到2003年中国成了外商直接投资最高的国家。大量的外资涌进中国，它需要相对比较集中的占有土地，形成工业区，形成产业集群，就需要完整配套的城市体系。

2003年以后，客观上是形成了一波城市化高潮。外资进入中国，大部分集中在沿海，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那这就导致外资拉动型的，或者叫做外需拉动型的。高增长对内就是占有资源，占劳动力资源，占有土地资源等等，带动了城市群的发展。

东亚面临衰退

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个接一个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期间城市化率快速提升，日本和韩国一国GDP和人口的1/3集中在东京和首尔城市圈内，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内卷、低生育、老龄化等社会问题。长久下去必然带来经济衰退，现在，这种东亚衰退病也传到了中国，高层已经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我们的对策是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开展新农村建设，以城镇化发展实现城市化。

五、新趋势

东亚模式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避免东亚的衰退。现实情况是2022年房地产占全国GDP的6.1%，未完成新旧动能转化情况下，支柱地位不变。所以，未来一定是城镇化和城市化两条发展线并行。

城市化发展的重心将转移到少数核心城市，所以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房地产会继续发展，但核心区域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比如：北京西城2年内只有一个楼盘开盘。

城镇化发展主要在三四线城市，单从住房来讲，大都饱和了，入住率很低，一些新城更是沦为“鬼城”，显然是地产开发先于工业建设的旧模式造成的。所以，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是围绕通过发展工业吸纳基础人口，带动服务业发展，形成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创造住房需求。

关于新房需求方面，万科郁亮认为上有天花板（2021年18万亿平米），下有保底线。一方面，国内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40平方米，再加上近几年大规模建设的住房也在陆续交付，在大量的供应下，新房市场无法再回到2021年历史峰值。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不发生突发性变化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内市场仍能保持12万亿平方米左右的需求。

目前，中西部已出现劳动力回流，但东北人口加速流，希望中俄联合开发远东地区，能扭转人口外流的局面。此外东部一线城市出现了外来人口本地化的趋势，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人口流入增速放缓，部分地区出现反向流动。北京普通小学招生数2013-2016年从16.6万降至14.5万，2021年回升至18.6万人，其中2013-2015年非京籍招生比例从45.2%降至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