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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与《诗薮》:诗海之中抉隐索微

作者:三青 时间:2023-04-21 阅读数:人阅读

 

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天,独领文坛二十年的大文豪王世贞,在杭州西湖的湖心岛上大宴宾客,一时群贤毕至,江南文士济济一堂。其间宾主除王世贞外,还有著名戏曲家汪道昆(有观点认为,他便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他的弟弟汪道贯,以及抗倭名将戚继光。

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岂料酒酣耳热之际,汪道贯却借酒使性,嫉妒心发作,指着一位胡姓年轻人质问王世贞:“您为什么要将诗统传给他?如果未来他成为诗坛盟主,将置我们于何地?!”面对这一突发状况,仓促间王世贞、汪道昆不知如何作答,而年轻人也没有接话。戚继光见状,赶忙出言解劝。年轻人却似乎一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转而怼起戚继光来。

战国时期,赵国将军廉颇自恃功高,对上卿蔺相如多有不敬,而蔺相如却忍让再三,以致他的门客非常不忿。蔺相如解释说:“我连强大的秦王都不怕,又怎么会害怕廉将军呢?我之所以礼让他,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啊!”廉颇听说后,非常惭愧,于是主动负荆请罪。

年轻人似乎也是在用这样的行动向“酒闹”汪道贯申明,我连位高权重的戚将军的面子都不给,又怎么会害怕你呢?我之所以不与你正面冲突,是为了维护江南文坛的安定团结。不知是否汪道贯意识到了年轻人的良苦用心,这次宴会上的龃龉并未影响二人关系,后来他们反倒成为挚友,留下许多诗文唱和。

只是可怜了戚继光,一代名将,好容易参加次文人雅集,却没想到聚会上的唇枪舌剑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令人心惊。他只好仓皇告辞,尴尬离席……

胡姓年轻人由此出名,更有好事者根据这次事件编了出杂剧,题名曰:胡学究醉闹湖心亭,戚总兵败走万松岭。

这位豪放不羁的年轻人,便是古典诗歌批评史上大名鼎鼎的胡应麟。

《诗薮》(精校本),作者:(明)胡应麟,点校:王国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记号Mark 2022年11月。

胡应麟与《诗薮》

有关胡应麟的生平事迹,王嘉川《胡应麟年谱长编》最为详尽。今拣其要者略述。

嘉靖三十年(1551),当胡应麟出生之时,正是文学复古运动声势正旺的时候,“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狎主文盟,在京城相聚唱和。9岁时,因父亲胡僖中进士为官,胡应麟随父入京开始接触到京城人物。18岁时,胡僖父丧服满入礼部供职,胡应麟再次随父入京,诗名开始传于京中。此时的胡应麟因不少达官贵人愿与他交往,因而愈加自信。父子二人寻书访籍,积累了大量藏书。隆庆六年(1572)胡僖外放,22岁的胡应麟第四次北京生活结束,回到家乡侍奉母亲。在整个青年时期,他主要生活在京城,受到了复古派的巨大影响。

王世贞著《山园杂著》 万历间刻本。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独领文坛二十年,为世所重。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卮言》等。

万历四年(1576)八月,26岁的胡应麟参加浙江乡试中举。此时的他,虽未结识王世贞,但在其纵论“文章学问之途”的策论中,已对王世贞高度评价。王世贞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李攀龙去世后独操文柄二十年。《明史》说王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巧的是,胡应麟的父亲胡僖与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是同年进士,二人交往颇多,胡僖常向王世懋提及胡应麟。就在胡应麟刚刚中举之后,王世懋因赴任江西路过兰溪,胡僖恰好在家,王世懋前来拜访,因此认识了胡应麟。二人言语投合,王世懋对胡应麟非常赞赏,也很认同胡应麟对王世贞“博洽中特擅精核”的评价。王世懋致信王世贞,赞誉胡应麟。

万历五年(1577),胡应麟赴京城会试失利。王世懋劝胡应麟与其兄王世贞联系,胡应麟遂致书寄诗给王世贞,表达愿意结交、希望得到指导之意。从此,胡应麟开始了与王世贞的交往。正是在与王世贞的交往中,胡应麟奠定下自己人生价值的基调。胡应麟与王世贞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王世贞很看重这个年轻人,万历九年(1581)为胡应麟《绿萝馆诗集》作序,除了对其诗作高度评价外,还称“后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对胡应麟颇有衣钵相传之许。

第二年,胡应麟在赴京赶考的途中,专门到太仓拜访王世贞。这是胡应麟第一次直接拜访王世贞,怀着朝圣的心态,以自己的《少室山房诗》请王世贞作序。二人相见甚欢,胡应麟在王家住了三天才离开。王世贞致信胡应麟,盛赞《少室山房诗》“瑰奇雄丽,变幻纵横,真足推倒一世”,堪与何景明、李梦阳、李攀龙相提并论。王世贞的衣钵之许与夸奖,使胡应麟沾沾自喜起来,受到了不少青年才俊的嫉妒。王世贞还曾写信劝吴国伦不要因此而不满。

此次赴京,若能得中进士,加上文坛盟主的衣钵传授,岂不美哉?然而,万历十一年(1583),33岁的胡应麟会试再次落第。三月,胡应麟南返,到达太仓时,重新拜访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仍受到款待。回到家中,胡应麟致信王世懋,对其“绻绻盛心,勖以大业”表示感谢,但说自己窃恐力不从心。考试失利似乎对胡应麟打击不小。王世贞并没有小看胡应麟,这年秋天,众文坛才俊在王家游宴聚会,王世贞作下《末五子篇》,将胡应麟列入复古派“后七子”之后的“末五子”中。在王家的宴会上,胡应麟与汪道贯发生争执,回到家后,胡应麟致信王世贞,表示自己并不会与汪道贯一般见识,他将专心于学问,要写作一部“羽翼《卮言》”的著述,此书可以传诸后世,以成不朽。这是胡应麟第一次提到《诗薮》,也表达了他继承王世贞《艺苑卮言》诗论的心思。

万历十七年(1589),胡应麟在逃过生死劫后致信王世贞,谈到《诗薮》说:“颇窃自信管中之豹,盖生平精力,毕殚此矣。”并再次希望王世贞为《诗薮》作序。但王世贞仅回复说:“得足下《诗薮》,则古今谈艺家尽废矣。”仍没有动手。在此期间,王世贞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及胡应麟,称:“其采可谓博,而持论可谓精。”“元瑞所著《诗薮》,尚疑其进信阳而退历下,缘元瑞从信阳入门,此一瓣香,不得不归之耳。”王世贞也将《诗薮》寄赠给吴国伦,称赞胡应麟。吴国伦看完后,也认为《诗薮》“可谓博采精求,去取严正”。此年年底,胡应麟再次致信王世贞,“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诗薮》又有所增益,即将刊成,催促王世贞写序。然而,胡应麟仍旧没有收到王世贞的序。

万历十八年(1590),胡应麟听闻王世贞病重,急忙到太仓探视。王世贞极力挽留胡应麟,以自己的《弇州续稿》相托,执胡应麟之手说:“知吾言亡若子。”“子为我校而序之,吾即瞑弗憾矣。”胡应麟留在王家陪伴王世贞两个多月才离开,等年底回到家后,得报王世贞已经病逝。胡应麟闭户一月,写下五言排律二百四十韵挽诗哭祭。最终,胡应麟也没有从王世贞那里拿到《诗薮》的序。

王世贞去世后,一代文坛盟主陨落。胡应麟被视为衣钵继承者,越来越受南方文坛的重视。特别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汪道昆卒后,胡应麟名气愈重。光绪《兰溪县志》说他:“称老宿,主诗坛,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然而,胡应麟终究没能考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45岁的胡应麟第四次落第,非常悲愤。首辅赵志皋本已安排胡应麟参与内阁公职的选拔,但生性“高亢”的胡应麟竟托病不去参加。他终究只能是一介布衣。万历三十年(1602),52岁的胡应麟在兰溪病逝。

胡应麟故居。

《诗薮》的内容

有关《诗薮》内容的研究,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最为精到。陈国球指出,洋洋二十万言的《诗薮》,表达方式与胡应麟其他学术著作一样,分条析述;其中有短至十余字一条的,也有长至五百余字一条的,在有弹性的灵活形式下,胡应麟将自己有关诗歌的广博知识,包括诗的历史,各种体制的源流发展和本色,以至自己作诗的主张见解、评论的态度和方法,都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的确,《诗薮》规模很大,远超前代所有独家诗论。

《诗薮》共二十卷,分内编、外编、杂编、续编四部分。内编六卷,分别为:古体上杂言、古体中五言、古体下七言、近体上五言、近体中七言、近体绝句;外编六卷,分别为:周汉、六朝、唐上、唐下、宋、元;杂编六卷,分别为:遗逸上篇章、遗逸中载籍、遗逸下三国、闰余上五代、闰余中南渡、闰余下中州;续编两卷,分别为:国朝上洪永、成弘与国朝下正德、嘉靖。在看似没有关联的条目中,隐含着清晰的文学史意识及对诗学理论的深入思考,呈现出系统性的思维及独到的眼光。

《诗薮》对日本诗坛影响巨大,木下顺庵、荻生徂徕、林东溟等名家皆推奉有加。日本第一部诗史性质的诗话著作《日本诗史》,正是受其启发而诞生的。

其一,《诗薮》探究诗歌发展的因素,构建诗歌发展的历史线索,并考察其变化。

《诗薮》描述出的诗歌发展线索是:从夏开始,到周代达到一个高峰,至秦代而衰落,汉代复回盛世,六朝衰弱,唐代再至极盛,但中晩唐已开始没落,至宋元时极衰,再到明代达到盛世。这是一种波浪式的发展轨迹,故复古并非字面上的含义,复古不一定要推重源头,诗歌也未必随时代逐步退化。评价每个历史时期的诗歌发展时,胡应麟选定的基准是汉诗与唐诗。他把汉代古诗置于不可企及的地位,认为:“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汉之诗也。”(内编卷二)而唐诗则达到极盛:“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沈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外编卷三)

胡应麟认为,与唐人的神情、情致、性情风致相比,宋诗以意、理为主,故而不如唐诗,到元诗稍复缘情,至明代才重新回到正道。所以,明诗不是为复古而复古,而是重新回到诗的基准上。在胡应麟看来,明诗达到了汉诗、唐诗的水准:“明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汉、唐也。”(内编卷一)胡应麟指出,因前代已经诸体皆备,明人在“苞综”“集大成”方面着力,这是明诗的卓越之处。因此他才格外推崇“师匠宜高,捃拾宜博”的王世贞。

其二,以本色辨体是《诗薮》诗学理论的基础。

《诗薮》中特别重视“体”的问题,具有清晰明确的辨体意识。体,既指四言与五言、离骚与乐府、七言与五言、章法句法、绝句对结等体裁方面具体的体制、体式,如“骚体”“绝句正体”等;也指由字词、章法等体制带来的抽象的特征和效果,如“唐体”“玉川拙体”等。胡应麟认为,每一种体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本色。《诗薮》中到处都在提醒初学作诗的人:“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内编卷一)从形式上看,《诗薮》的内编,分六卷讨论古体、近体与绝句,意在详细探究每种诗体的源流与发展,特别从其起源到成熟的阶段抽绎出该体的本色。如七律:“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为流畅,降而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乐天才具泛澜,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李商隐、杜牧之填塞故实,皮日休、陆龟蒙驰骛新奇,又一变也。许浑、刘沧角猎俳偶,时作拗体,又一变也。至吴融、韩渥香奁脂粉,杜荀鹤、李山甫委巷丛谈,否道斯极,唐亦以亡矣。”(内编卷五)

在对七律具体变化的描述中,胡应麟得出七律的本色认知:“七言律,壮伟者易粗豪,和平者易卑弱,深厚者易晦涩,浓丽者易繁芜。寓古雅于精工,发神奇于典则,镕天然于百炼,操独得于千钧,古今名家,罕有兼备此者。”(内编卷五)“余尝谓七言律,如果位菩萨三十二相,百宝璎珞,庄严妙丽,种种天然,而广大神通,在在具足,乃为最上一乘。”(内编卷五)

以本色辨体是胡应麟诗学思想的重点,若不依照诗体的本色规范写作,就会受到他的批评。如“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缯类也。李以绝为律,如‘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绝妙境,而以为律诗,则骈胟枝指类也。”(内编卷六)即便是李、杜这样的大诗人,因不合乎体之本色的要求,照样会受到批评。同样,胡应麟根据“绝句最贵含蓄”的本色特质,批评李白《独坐敬亭山》太过显露,不符绝句本色。总体上看,胡应麟对诗歌的批评,有清晰严密的法则,而非依靠偶然的个人观感,显示出明晰的理论意识。

其三,《诗薮》提供了由法至悟而达到兼具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学诗门径。

《诗薮》有明显的指导初学诗歌者的意图,诗论条目中常提到“初学”“学者”等词,显然是在指导各种学诗途径。如学律诗:“学五言律,毋习王、杨以前,毋窥元、白以后。先取沈、宋、陈、杜、苏、李诸集,朝夕临摹,则风骨高华,句法宏赡,音节雄亮,比偶精严。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风神,畅之以才气,和之以真澹,错之以清新。然后归宿杜陵,究竟绝轨,极深研几,穷神知化,五言律法尽矣。”(内编卷四)“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参之李颀之神,王维之秀,岑参之丽;明则仲默之和畅,于鳞之高华,明卿之沉雄,元美之博大,兼收时出,法尽此矣。”(内编卷五)其中提到“五言律法尽矣”“法尽此矣”,可见胡应麟非常重视法。一提到法,人人往往会对复古派做轻易的批评。殊不知,复古派所讲的法,是从最正宗的作品中抽绎出来的法则,不是随便规定的死板的条条框框,法即代表着正宗。这是同严羽《沧浪诗话》、高棅《唐诗品汇》一脉相承的诗学思维。

如何明白地学到法呢?由法至悟,才算真正理解了作诗之法。胡应麟所说的悟,也是秉承严羽而来:“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第二者不可偏废,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内编卷五)广泛地熟读过去的正宗作品,是悟的先决条件。学习经典作品不在于临摹剽袭,而在于长期浸淫其中,对诗达到透彻的领会,进而学会创作。所以,学诗必须要守法,进而得悟。《诗薮》中提出的各种法,都是胡应麟在对诗歌广泛阅读、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都是为了写出合乎该体本色的优秀诗歌。

《山园杂著》王世贞著 万历间刻本。

《诗薮》的影响

胡应麟既具学问家、历史学家的丰厚知识与历史眼光,又具文学家与批评家的敏锐感受与识见判断,两种超越时人的能力体现在《诗薮》中,就是处处可见的精彩论述。

如“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内编卷一),对各类诗体提出独到见解;“李于鳞云:‘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可谓具眼”(内编卷二),认同李攀龙关于五言古诗的观点并详加论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详其体制,初唐无疑”(内编卷三),发掘出《春江花月夜》的独特价值,引起后人重视;“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内编卷四),提出诗歌的核心要素与基本原理;

“李、杜才气格调,古体歌行,大概相埒。李偏工独,至者绝句;杜穷变极,化者律诗。言体格,则绝句不若律诗之大;论结撰,则律诗倍于绝句之难。然李近体足自名家,杜诸绝殊寡人彀。截长补短,盖亦相当”(内编卷四),对李杜优劣提出分类而论有价值的评断;

“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诋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内编卷五),不同意严羽将体制不纯的崔颢《黄鹤楼》作为唐人七律第一,而树杜甫《登高》为古今七律第一……胡应麟对中国诗歌的见识与判断远远超出一般论诗者的水平,也导致了后人对《诗薮》截然不同的评价。

对《诗薮》的评价,最突出的是两个明显对立的个案。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胡《诗薮》自骚、雅、汉、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体无不程,其人无不骘,其程且骘,亦无弗衷。……即元美亦称其上下千古,周密无漏而刻深,成说诗一家言,此可征矣。吾尝谓近代谈诗,集大成者,无如胡元瑞。”对《诗薮》大加褒扬,赞叹不已,用“集大成者”来赞誉这个诗论家。而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则说:“《诗薮》二十卷,自邃古迄昭代,下上扬扢,大抵奉元美《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卮言》所入则主之,所出则奴之。……何物元瑞,愚贱自专,高下在心,妍媸任目,要其指意,无关品藻,徒用攀附胜流,容悦贵显,斯真词坛之行乞,艺苑之舆台也!”极力贬低《诗薮》,用“何物元瑞”来贬斥胡应麟的人品与学品。学界已有不少论者辨析过钱谦益此论有失公允,兹不赘述。

可以明确的是,明清诗论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胡应麟的影响。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吸收了《诗薮》中很多观点,甚至称:“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胡震亨《唐音癸签》亦采用了不少《诗薮》的观点。到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王琦《李太白集注》,弘历《御选唐宋诗醇》,王奕清、沈辰垣、玄烨《御选历代诗余》,顾嗣立《元诗选》等,都或发挥或引用了《诗薮》中的诗学观点。王渔洋吸收了《诗薮》中多次提到的“神韵”一词,将其发展为自己的诗学理论,影响甚大。可以说,《诗薮》产生后,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潜在地在与《诗薮》对话。特别是在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清代,诗论家们有关诗歌史发展、具体诗人的诗学特征、不同时代诗歌美学特征等认知,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诗薮》的影响。

撰文/李思涯

编辑/朱天元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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