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行：平台经济加剧不平等？来自垄断、就业、社会福利等多角度的分析

 

【编者按】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也与平台经济的治理密切相关。过去20年以来，受益于优厚的税制和宽松的监管环境，欧美国家一些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崛起。以成本加成的增幅来衡量，其垄断程度不断强化，这也助推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学者研究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几乎与经济中的一切矛盾，例如赤字、债务、违约、低生育率、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价值观混乱等相关联。近年来，监管政策出现了转向，欧美多国除了纷纷实施税制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外，还启动了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与严监管。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力行在《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荣》中表示，整体而言，平台经济的崛起，既可能通过增加就业与收入机会改善社会的整体收入分配状况，又可能通过改变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扩大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而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负面影响。以下摘自该书第四章第三节。

平台经济发展，为弱势群体就业赋能

一些研究认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包括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平台经济通过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灵活就业的机会，提高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从而能够降低不平等。比如在当前的中国，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创造和带动作用就比较明显。平台经济催生的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加上零工经济就业者灵活就业的特征，使得劳动者多元就业成为可能，为许多低收入人群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获取收入的途径。

与此同时，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流程和运营规则，降低了相关职业对所需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和工作门槛，为弱势群体就业赋能。例如，阿里巴巴的“云客服”，通过互联网技术远程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打破了传统客服行业对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定，而且云客服这一工作的技能可以通过简单的在线培训轻易获取，极大地降低了这一工作对于前期人力资本投入的要求（参见《阿里巴巴全生态灵活就业与就业质量研究报告》，2021）。虽然这一岗位并非为某一特定群体打造，但却凭借其拥有的独特优势吸引了大量有身体缺陷或行动障碍的人从事这一职业。近几年兴起的直播平台，为许多农民提供了足不出户获取收入的机会，这也为农村的脱贫工作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村播”是与乡村内容相关的直播形式的简称，淘宝直播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共有6万多名农民成为农村主播（参见《淘宝直播就业测算与新就业形态研究报告》，2020），帮助当地销售土特产品，不仅提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而且推动了农产品供应链的升级。

此外，平台经济的发展还通过为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提供更为便利、实惠的商品与服务，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这也是收入分配方面不容忽视的变化。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改造了许多传统的产品或服务业态，让其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给消费者，同时还催生了许多新的产品或服务业态，极大地拓展了消费的边界。例如，传统出租车行业使用巡游接客的方式来实现供需匹配，效率比较低，打车难成为长期困扰城市居民的问题。网约车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打车服务的效率与服务水平，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普通消费者的福利。又如，外卖平台的出现则改变了传统的餐饮消费习惯，催生了新的外卖服务业态，使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享受餐饮产品。这些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的改变，可以直接起到改善消费者福利水平的作用，尤其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

平台经济发展诱发收入分配恶化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平台经济对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负面的，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不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首先，不少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基于全球56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进步将导致大多数国家中的劳动力收入份额出现下滑。而与之相对的是，资本报酬在经济收入中的占比持续升高，更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所有者手中，最终加剧了资本所有者和一般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由于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大部分互联网细分行业在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后，会形成一两家平台占主导的市场格局，从而出现垄断。如果垄断者利用垄断地位持续获取超额回报，会对整体社会福利造成损害。例如，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许多平台在早期会利用资金优势为供需双方提供高额补贴，以获取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等市场地位稳固后，平台则会逐步取消相关补贴，具体表现为网约车或外卖费用大幅上涨、骑手和司机分成下降、平台商户面临的营销费用提升等，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平台经济的担忧。

再次，正如前文所述，平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二分法框架下的劳动关系或民事关系，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未成形，此时平台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很有可能诱发收入分配恶化。更进一步，平台通常是包括算法在内的各项规则的制定者，而平台劳动者只是各项规则的遵从者，难以与平台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因此在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最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客观上增大了行业、城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行业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在所有行业中平均工资最高，达到161352元，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90501元的1.78倍，相关行业的高速发展在客观上会拉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城乡与地区差距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集中于北上广深杭等少数城市。

平台经济崛起，将带来就业问题上的阵痛

新工作替代旧工作使部分劳动者失业

平台经济发展可以看作一种具有很强破坏性的创新活动，必然会导致较大的结构调整成本。平台的崛起，冲击了一些传统产业，导致了部分就业机会的消失。例如，在网约车平台兴起的早期，传统出租车司机因利益受损，曾一度进行激烈反抗，并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因为担忧社会稳定而延迟向网约车发放牌照。

传统就业机会的消失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全球性的结构性变革，无疑会带来短期的阵痛。在此过程中，低技能、弱势群体的利益往往受损。由于这种工作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高效率对低效率的一种替代，劳动者和企业也会做出调整，适应变革。例如，随着网约车的发展，平台精确匹配提高效率的优势显露无遗，传统的巡游出租车司机大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了这种变革，各地的管制方式也在不断调整，传统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之间的冲突大大弱化。对政府而言，好的管制应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变革，而非阻碍创新。

面对结构性转型的阵痛，应当着眼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即一方面鼓励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让发展的红利惠及受损群体。为此，应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支持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冲击的群体维持生活水平，实现工作转型。如果这些人不能平稳地转到新的就业岗位，或者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甚至阻碍平台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全球化政策出现逆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冲击的部分工人与企业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这些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要素的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的份额出现明显下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并非其中的例外。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则包括长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全球化、税制结构等因素。例如，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劳动收入份额会呈现U形变化趋势；从经济波动规律来看，经济下行期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这两点都可以同时解释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金融危机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另外，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所代表的是一种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主要提升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带来了高技能劳动力技能溢价的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不平等。总之，很难将这种全球性的劳动收入下降的长期趋势与短期内的平台经济、大型科技企业的崛起建立直接因果关系。与其说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不如说两者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平台获得垄断地位，社会福利被损害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不正当竞争，并可能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非平台经济所独有，是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领域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

算法助力垄断

互联网平台高度依赖以效率优先为主要准则的算法，所谓“算法霸权”“算法辖制”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零工劳动者虽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长度方面有较大灵活性，但在工作任务、报酬福利等方面对平台有较强的从属性。平台经济的崛起使许多创业者成了“平台依赖型创业者”，失去了传统创业活动的自主性。互联网平台的算法设计，本质上是为了平衡商家、消费者、零工等各方，以及平台自身的利益。以外卖平台为例，在发展早期，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算法会倾向于消费者的利益，而往往不利于商家和骑手。骑手在平台算法规则的引导下越跑越快，事故风险上升。所谓“困在算法里的骑手”等说法，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由于很难通过法律法规对算法进行事前详细规定，有必要采纳多元治理的思路克服所谓的“算法霸权”问题。贾开指出，在算法管理方面要提升透明度和规则制定的包容性，吸收来自劳动过程中的反馈，适时调整算法。此外，应当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发挥行业协会、工会的作用，鼓励当事方定期协商。

行业、城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扩大

不可否认，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客观上增大了行业、城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但这是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是规模经济、集聚效应发挥作用的结果。

总之，社会关注的与收入分配相关的诸多问题其实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问题。现实中，平台经济由于处于技术发展的前沿，且连接了消费者、商家、劳动者等多方，因此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如果因此而限制平台的发展，会挫伤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做大蛋糕”，因而也就无法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