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行：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职业与新挑战

题记：2023年3月28日晚，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1期在承泽园及线上同步举行。本期活动由北大国发院和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办，特邀北大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李力行，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张俊妮等多位学者共同研讨数字经济的新征程。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李力行的主旨演讲整理。

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将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并列看待，将其视为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和消费中得到广泛应用，数据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这个时代下，我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新趋势？这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数字经济下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一些特点；

2. 关于就业岗位、工作任务和技能在数字经济下的变革的理论思考；

3. 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

从关键词看数字化时代的新职业

关于数据经济时代的就业与职业发展，我先列出一些常见的关键词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关键词是“灵活就业”。据统计，中国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约为2亿人，非常庞大。

第二个关键词是“新就业形态”。这也是近年来非常重要的词汇，涵盖了一些不太常见的经济就业形态，即五年或十年前我们可能不会接触到但现在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中的就业形态。典型的例子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据统计，我国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有几百万人，每天都在工作的外卖骑手大约有200万人，如果算上偶尔通过送外卖获得收入的人，还要再多好几倍。此外，还有上百万的快递员等其他非新型就业形态的灵活就业者。

第三个关键词是“零工就业”。既包括前面讲过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型零工就业，也包括传统意义下的零工，例如在工地打零工、在农闲时节从事零工等。工作形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展现了一定的就业灵活性。

第四个关键词是“斜杠青年”。年轻人现今面临着多元化的就业环境，因此他们可能会从事多份职业，或者在主要职业外兼职其他工作，这体现了多元就业、兼职就业的特点。所以“斜杠青年”也是一个常见词汇。

第五个关键词是“数字游民”，指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工作，从而可以实现随处定居，例如可以选择到房价便宜的鹤岗或者气候安逸的大理生活。这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以上这五个关键词都与数字经济时代密切相关，因为许多就业特征都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数字技术之前，这些就业特征不曾有，或者不曾达到今日之规模。

第六个关键词是“人工智能”。这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特别是ChatGPT的出现，许多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尽管自动化和机器人替代就业已经被讨论多年，但是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可能是最近才开始感受到压力，因为ChatGPT作为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它可以直接处理并加工知识，这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就业，而这一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

数字经济带动了多少就业？综合考虑数字经济的各种特点和形态，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从各大平台公司发布的就业报告、社会价值报告或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测算结果。这些结果包括数字经济直接提供的岗位和间接带动的就业，但是间接带动就业的概念比较模糊，统计上也存在一些边界问题，因此，数字经济带动了多少就业？这个问题不好确定。

接下来，我们探讨数字经济时代涌现的新职业。

数字经济的兴起催生了许多新兴职业，特别是在电商、直播和生活服务领域。对于电商类，这里就不再赘述。近年来，直播类行业备受瞩目，涌现了一批为直播带货提供支持的上链师、买手、化妆师、摄影师等新职业。生活服务类则提供了许多情绪价值的服务，例如为人们绘制梦境，为手机或宠物举行庄严的告别仪式等，也涌现出了许多新职业。

这些新职业体现了几个特点：

1. 服务专业化，很多小众领域的职业只有在数字经济时代才有可能涌现出来，只有在数字经济平台上才具有这样的就业机会；

2. 多元化，分工越细就会涌现出越多的新职业，这与服务专业化相匹配；

3. 从业者年轻化；

4. “就业即创业”，因为从业者并没有明确的雇主，许多人是为自己工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就业即创业”的状态。

从2019年到2021年，人社部共发布了4批共54个新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包括1636个职业，其中净增168个新职业，并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这显示出新职业的发展趋势。发布新职业大典的作用在于将这些职业纳入国家的统计标准，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配套标准。例如，被纳入的新职业需要规定职业的目标任务、评级、培训和考核标准，以及哪些人有资格参与考核。同时，也需要将这些新职业纳入中职和高职教育体系中，制定相关教材并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大典发布的这些新职业仍然无法涵盖所有新兴职业。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数字经济下的新职业具有普惠性的就业机会，例如村播和残疾人云客服。村播利用直播带货为偏远农村地区销售产品，残疾人云客服则为残疾人提供不出门就可以参与数字经济并获得收入的机会。这些普惠性的就业机会在数字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新职业的一个重要特点。

去年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平台合作发布了《2022年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我们利用智联招聘的数据回顾了2018年至2022年四年间职位数量的变化趋势。以下是几个主要内容：

1. 互联网提供的工作机会大幅上升，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占比达到了30%以上。

2. 零工经济、线上娱乐、线上消费、自由职业和互联网技术是五大数字化和新兴职位，且这五大类新兴职位贡献的招聘职位数占所有职位的比重正在稳步上升，由2018年初的不到10%上升到2022年7月的接近14%。

3. 新兴职业涌现，工作内容更加多元。通过关键词文本分析的方式，我们进一步从职位招聘广告的具体描述文本中识别了数字化和新兴工作的发展趋势，包括互联网技术类、娱乐类、生活服务类和经营管理及其他。其中互联网技术类包括“元宇宙”“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关键词，娱乐类包括“剧本杀”“直播”“电子竞技”等关键词；生活服务类包括“造梦师”“整理收纳”“网约配送”等关键词。

数字经济下，雇佣关系正发生转变。这些新职业、新就业的雇佣关系非常多元。除了传统的固定单位就业以外，还包括个体创业、雇工创业、依赖平台从事零工、自由职业、兼职、共享用工、劳务派遣等。

那么，多元的雇佣关系是否意味着稳定的劳动关系正在瓦解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传统上，我们非常强调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要伴随着劳动关系的稳定。劳动关系的稳定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也是发展经济学中描述的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经济的过程。然而，目前看来，这种单向转换的趋势未必存在。

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和新职业，仔细观察会发现其雇佣关系并未朝着稳定劳动关系的方向发展。以外卖骑手为例，四分之一的骑手曾经是创业者，而80%以上的骑手有3份以上的雇佣经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职业规划是未来创业或做小生意。这意味着做骑手只是中间过渡阶段，他们不是一辈子要做骑手，他们自己也没有这种期待。这个统计数据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骑手的心目中，没有对稳定劳动关系的期待。因此，零工成为了就业的“缓冲器”或“蓄水池”，特别是经济形势不好时可以通过打零工获得收入。这与我之后要讨论的公共服务挑战有关。

理论思考：底层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生态

上图最左边写的是底层技术变革，通过上下两条线连接着需求侧和供给侧。其中上面的线是需求侧，指企业生产方对劳动者的需求，通过生产组织的变化，导致岗位需求的变化；下面的线是供给侧，通过劳动者技能的变化导致劳动供给变化。这些变化通过需求和供给的交互作用，影响到就业和职业发展的新趋势。这些新趋势包括前面提到的新兴职业的产生、雇佣关系的转变以及下文要论及的公共政策挑战，以及人与机器的互补替代关系。

底层因素不止于技术，是指影响各种要素生产效率的基础因素。数字经济的进步直接带来了机器、自动化技术甚至人工智能等高效的生产要素。在生产效率方面，机器、土地、资产、数据等各种要素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此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是重要的底层因素。规模经济指企业规模越大，其生产效率越高，可能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范围经济则指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后，可以将成功经验迁移到其他领域，如中国的平台经济中常见的将电子商务平台的流量引入打车业务等。

数字技术的进步与范围经济密不可分。在A领域引发的流量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引入B行业，创造商机。

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也是经济学中的底层因素，它们与数字技术直接相关。这些因素会导致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如企业组织使用人力还是机器，小作坊还是大企业，一体化还是外包，科层制还是扁平化架构。

在数字经济时代，需求侧的工作岗位被分解为工作任务。因此，劳动需求不再需要完整的岗位，而是需要完成一项项给定的任务，比如编程和销售是其中的任务之一。每项任务可能不需要完整的员工提供，而是通过外包的方式实现。因此，我们的劳动需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岗位需求变为任务需求。

回到供给侧问题。在过去，劳动力供应是以人为单位，一个人可能有多种技能，能够胜任不同的工作。然而，现在劳动力供应的方式可能是以一项特定技能为单位，例如编程技能或沟通技巧。因此，我们可以将劳动技能分为专业技能和通用性技能。专业技能是特定行业所需的技能，例如冶金行业的专业知识，而编程技能则是通用性技能，可以应用于不同的行业。此外，还有软技能和经验技能等不同类型的技能。一些职业，如医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他一些需要体力的职业，体力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减。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供应的可能是一项一项的技能，而公司的需求则是一项一项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就业供需关系可能会被技能和任务的供需关系所取代，这将对我们整个就业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仅讨论了劳动力市场。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商品和服务市场的需求端可能也发生了变化。

例如，某公司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是游戏，因为有人需要玩游戏。未来，人们的需求可能会改变，他们可能会玩其他类型的游戏，比如元宇宙。又例如，学者生产的产品是论文，但是未来读者可能不再阅读论文，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论文中的原创思想和发现，例如通过ChatGPT等工具来加工和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因此，生产和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讨论生产和服务需求的长期影响时，整个生产组织可能会进行重构。我们所熟悉的公司和大学等组织，尤其是知识生产和需求方面，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工作任务正在发生变革，这一点一直以来都被广泛讨论。四五年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已经发布了两份相关报告，但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冲击。最近ChatGPT的出现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变革的存在。在这四五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未来可能会出现生产组织重构等更重大的变革。不过，这一点还需进一步观察。

公共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底因因素的变化带来经济生态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同步带来公共治理问题，需要新的政策，也包括原有的政策面临调整的需求。

在公共政策层面，我们可能面临的挑战如下：

第一，需要探讨高质量就业和普惠就业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平衡关系，此消彼长。如果我们追求高质量就业，希望薪资高、福利好、稳定性强等，这通常就无法普及到更多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普惠就业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职业的发展趋势也往往朝着普惠就业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强行将其导向高质量就业，可能会出现矛盾。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促就业的政策当前非常重要。疫情这几年对于就业问题，政府的抓手主要在于市场主体，给市场主体减税降费。然而，许多人的就业形式是灵活就业，他们没有雇主，也没有注册为市场主体，致使现有的就业促进政策可能无法覆盖这些人，例如零工。因此，这是我们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如何促进就业？我国主要采用基于市场主体而非全民最低薪酬的福利体系。各高校都有解决就业的任务，但目前要求的是毕业生要有单位签署三方合同的就业才算就业。许多人选择自主创业并获得收入，是否也应该被统计为就业？这将对我们的统计和政策导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随着就业形势的灵活化，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固定的就业单位，这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一定的挑战。传统的社保制度是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一定费用，那么对于没有固定就业单位的人来说，缴费的激励就成问题，如何为他们提供社保成为难题。此外，原本基于单位的职业培训和公共服务也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灵活就业的新形势，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最后，在当今技能变革迅速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问题，以及职业教育政策如何更好地惠及更多人，同时确保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