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第一届新中国主席选举,毛主席差一票就全票当选,谁没投?
文|张墨
编辑|林画
1949年9月30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这一天有五六百人聚集在这里,这些人中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还有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聚集于此,在于他们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
这次会议是从9月21号开始的,会议已经持续了10天,但是代表们却依然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将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亲眼见证一个冉冉升起的东方大国!
会上确定了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
同月30号,要进行新政府人员的选举,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63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
在选举新政府主席的时候,有576名代表投票,毛主席以575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这个票数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在当时的情况下,到底是谁没有给毛主席投票?一开始有些人认为是毛主席自己,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人是张东荪。
那这个张东荪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没有给毛主席投票?毛主席对他是什么态度?
让我们一一道来:
“末代皇帝”钦点的“末代进士”
张东荪是浙江杭州人,1886年出生。他父亲是正规的三甲出身,做过一任县太爷。但晚清的政治形势太过黑暗,张东荪的父亲为官又清廉,所以也就在这七品任上做到了头。
升官无望的张父,干脆把心思都用到了钻研学问上,其诗词文章都可圈可点。
父亲的兴趣爱好也对儿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都对传统文化研究很深,在父亲的教育下也都形成了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和价值观。
张东荪的兄弟张尔田也算是年少成名,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
张东荪的成就则更高,他考中了清政府最后的几批官派留学生,1904年到了日本。旅日期间,他结识了在日本讲学的梁启超,梁启超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生出一颗救国救世之心。
在这期间,张东荪认为应该进行教育救国,为此还专门创办了一份刊物,但可惜由于资金问题,仅仅创办了两期就停止了。
1911年,张东荪回国,之后就参加了清政府的最后一次“殿试”。
其实早在1905年,清政府就在张之洞的建议下,废除了科举制。但晚清政府对于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还是很重视的,认为重用这些人可以“挽回”一些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
于是,清政府就给一些表现比较出色的“海归”授予“功名”。就在1911年,年仅5岁的宣统皇帝,在太和殿给这些留洋学生组织了一场殿试。因此,这批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末代进士”了。
可张东荪这位刚刚“进士及第”的“翰林”,俸禄还没拿几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他在日本时期就已经心向革命,听说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新政府的消息,张东荪毅然南下,加入了临时政府并任内务部秘书。
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导致南北议和之后,张东荪就退出了政府。几个月的从政经历,让他了解到,自己在政治上做具体工作并不合适。他更适合通过宣传,启发民智监督政府。
从此张东荪开启了他“政治评论家”的生涯,他将“办报议政”作为事业,通过舆论和宣传的方式救国。这样的文人可以说是民国特色了,那个年代有大量的文人走上了“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这条路。
从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张东荪都是最为著名的政论家。他的文章中对于时局的评价,对于政体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尤其是他对西方各种政治体制的分析,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联邦制度都有研究。
就连一些共产主义的先驱,在研究政体的时候,也都参考了张东荪的文章。
充满幻想的“中间派”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时评人”,站在“中间人”的角度去评判政治问题。在这些人的论调中,他们都无比向往民国时期的那种“言论自由”。
但其实事实证明,民国时期的那种“言论自由”,不过还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这些人既要拿着”小资”的情调身份,又不敢于接受激荡的社会变革。他们珍惜自己的羽毛,不敢真的去发动革命群众。
张东荪可以说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他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革中,总会站在一个中间派的立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时,张东荪就写了大量的文章,既批评袁世凯破坏法治,破坏共和。同时又批评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是“乱法之举”。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其中立态度。
1918年开始,他创办了《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这一副刊也成了当年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张东荪也在这期间成了最炙手可热的报业人。
在这期间,陈独秀到了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于对于各种政治体制的了解,张东荪也受邀参加。但当陈独秀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张东荪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张东荪此时与梁启超等人开始信封基尔特社会主义。
这种主义说白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名号进行的改良主义,鼓吹跟上层进行合作,反对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通过议会选举的和平手段改变社会制度,跟马克思主义是相违背的。
这种主义就是典型的中间派,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改良方法是治标不治本。
果不其然,张东荪等人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鼓吹自己的理论,但无论是南方的革命政府还是北方的军阀,都没人搭理他们。
大革命之后,张东荪等人的理论宣告破产。这些游走在政治边缘的“中间派”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时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于是1931年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人发起成立“再生社”,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发行《再生》周刊。以再生社为基础,他们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去。
日本人攻陷北平之后,他和同在燕京大学的10位教授被日本人抓捕。由于张东荪的旅日经历和社会地位,日本人想拉拢他,并许诺的教育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地位。
张东荪不但言辞拒绝,还痛斥日本人!日本人就转而胁迫他均劝诱被捕的共产党员。
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
之后张东荪在陆军监狱中4次试图自杀,鉴于他的社会影响力,日本人又不能真的杀了他,不得已才让他“保释出狱”了。
抗战胜利前夕,民盟成立了。民盟就是以各种民主党派组合而成的,张东荪和张君劢作为国社党领袖,也担任了民盟的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斗争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张东荪等人又一次站到了第三方的位置,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国共内战。
但可惜,这些中间派既没有实力调停,也没有能够让国共双方接受的政治方略。哪怕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们依旧幻想能用和平手段调解双方矛盾。
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没想到却被张东荪拒绝了,蒋介石气的大骂。
1947年3月,张东荪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继续鼓吹中间路线。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赶赴欧洲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则在国内鼓吹和平,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东方的华莱士”。
可惜历史的事实证明,所谓的第三方路线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张东荪的和平主张宣告彻底破产。
万念俱灰的张东荪,在此期间再次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开始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使得他在之后的北平和平解放中,担任了牵线人的位置。
在北平和平谈判的时候,张东荪是傅作义和共产党双方的见证者。这位著名的“抗日教授”获得了双方的信任,最终北平的和平解放,张东荪可谓功不可没。
不能坐在一起的“坏分子”
时间回到1949年9月30日,也就是毛主席的选票被公布的那天。
很多人都认为是毛主席谦虚,没有投自己的票,但毛泽东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
会后这件事还是被追查了,最后发现没有投票的人是民盟秘书长张东荪。
对此,毛泽东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面对毛主席豁达的胸襟,所有人都感到由衷的敬佩。
其实对于张东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毛主席很了解,早在49年年初的时候,张东荪就去西柏坡见过毛主席。
对于这些民主知识分子,毛主席是欢迎的,但对于他们的思想,毛主席当场就进行了批评。
毛主席尖锐的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
这几句话直戳张东荪的内心,他始终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否则极有可能成为美苏两大强国之间的牺牲品。
即便毛主席指出了他思想上的错误,但他依旧没有改正,始终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是错的。
但张东荪也明白,他不可能改变中共的外交方略的。因此他居然诞生了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示好的打算,这种危险的思想也给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张东荪有了成为中美之间“中间人”的打算,因此他多方调查,想要找到途径联系上美国。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叫王志奇。
这个王志奇抗日战争期间曾经资助过他的报纸,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做进出口贸易。但实际上,这个王志奇本身就是美国派来的间谍!
王志奇对他说,自己有联系美国的“路子”,能帮张东荪做这个“中间人”。这让张东荪大喜过望,两个人的联系越加紧密了。
1950年,就在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志奇找到张东荪,对他说美国有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就是计划的第一步。
这一番话吓坏了张东荪,他认为一旦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中国必然会成为炮灰。
因此他赶紧跟王志奇说:“你能不能向美国政府转达,如果战端一起,最好不要进攻中国,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会影响中国政府的!”
为了证明张东荪这些“中间派”的态度,张东荪还拿出一份政协名单来,将可以合作的一些人用笔画出来告诉王志奇。
甚至张东荪还把一些国家情报毫无保留的告诉了王志奇:“他说国家如今的工商税占到30%多,农业税则占到40%多。说明目前的国有企业实力还是很弱,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根本不够。”
张东荪自己可能都没察觉到,他对王志奇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国家机密情报,美国可以根据这些情报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计划。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之后,张东荪也觉得继续与王志奇交往有些不妥,于是他就劝王志奇赶紧离开,自己也想切断与王志奇的关系。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刻他已经落入了公安机关的眼中。
公安机关对张东荪和王志奇实行了抓捕,王志奇毫无顾忌,当场就把罪责都推到了张东荪身上,说所有情报都是张东荪提供的,他也是美国间谍。
张东荪知道以后也极为后悔,他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间谍!只是受到了间接的蒙蔽。
公安机关很快向上进行了回报,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民主党派都十分震惊。
毛主席专门找到民盟主席张澜,对他说:“对这样的坏分子,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1952年12月,民盟中央将张东荪开除盟籍。随后他自己也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对于如何处理张东荪,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哪怕海峡对岸都极为关注,很多的人都认定张东荪这次完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党中央对此事的处理却很低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自此,张东荪“叛国”案尘埃落定,被免除了一切职务的他,只能赋闲在家被“养起来”了。
虽然他名义上挂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名字,但是一个“美国间谍”又哪有资格去上课呢?
无奈的张东荪只能在家里写诗自嘲——书生谋国直堪笑。
参考资料:
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 武志文 文史精华 2013-04-06
张东荪:书生问政的风雨历程 齐玉东 文史春秋 2012-03-10
一个卷入“叛国案”的学者——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风雨人生 黄波 文史天地 2005-01-15
毛泽东眼中的“坏分子” 王凯 文史博览 2010-09-05
19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共——以《再生》为例的分析 王毅 史学月刊 201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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