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1972年整风

六团的团级领导老宫，十四级干部原赵光局书记带队，抽调知青组成的整党工作队开进二十五连，解决这里老职工严重的派性问题。支书李指导员受批，连长王张狂，党员和积极分子受到压制。知青已经厌恶了打派仗，一直给予多数受压制的老职工以巨大的同情，却得不到上面支持。

记得我在会上发言，张伟给我审稿，向团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按照部署，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学习宣讲，坚持依靠大多数，认真清理队伍，恢复了党组织活动。干部得到第二次解放，群众的积极性迸发出来。知青发挥了先锋和带动作用，学习踊跃发言，加强劳动生产，主动清整卫生，驻地环境大为改观。共青团组织知青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晚间人拉爬犁、马驾车，喊着号子唱着歌，把粪肥送到菜地里，连老职工和家属也加入进来了，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欢声笑语的感人场面。

运动结束后，李指导员调离二十五连，去了宝泉岭的一个劳改农场。

我们初到河北队的共产党员

高长海:

我们来到连队的第二天，在水井旁碰见了高长海。他问我们：“你们是天津来的？”我们说是的。他说我是河北的，咱们是老乡。

“你哪里人呢？”

“黄骅县的。”当时看他呢，胖胖的，个头不太高挺白净，很老实厚道。然后就问他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没有工作，现在呆着呢。”

“为什么呢？”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重复着。

这个题目挺好，当时挺时髦的一句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他的妻子王秀明在后山放牛时喊了一句口号，是反对毛主席的口号，所以牵扯到高还得检查。其实高本身没有问题.他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后来随着部队解放了东北三省，再后来转业到二龙山农场。当时他应该是干部编制，好像是少尉或中尉。结婚后，把在家里的妻子王秀明接到了河北队。我感觉高是挺好的一个人，从不多说少道的。我们相处来往并不很频繁。只是由于都是河北省这个地域的人，好像这回是乡亲，提起来呢，更亲切一点。在我们离开河北队的时候，他依旧是农工排的老同志，在连队里不偏不倚，在连队的派性斗争过程当中，他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伤害别人，一个很好的同志。到2009年我回访时专门到他家看望二位老人，他们精神矍铄，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

高长海是一个老革命老同志老党员。

王兆福：

到河北队后结识的第一位贫下中农就是王兆福一家。通过“接受再教育”得知，老王是位革命功臣。1948年他在山东老区入伍，跟随解放军打天下，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后随军转业到北大荒。他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老王勤恳老实，平时沉默寡言，埋头干活，除了一支大烟袋时常拿在手里，叼在嘴上，永远也吸不完，再也没有其他嗜好。我初到连队的那个隆冬腊月，北大荒天寒地冻，和他一起劳动，是他亲手教我编篱笆。那时候，他有哮喘病，还是坚持劳动，而且兢兢业业。寒冬腊月刨坑儿编篱笆，一镐刨下去只不过是一个白点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一个坑。老王每天照例完成十几个直径二十厘米、深三十厘米的坑然后用手来编埋篱笆，他就是这样自觉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后来我们离开二龙山了。待我再次回访时，他已经去世十五年了。听说他临终前拉住妻子的手托嘱：五个孩子，三个大的都能独立，将两个小的交给山东老家大伯那儿，你就走道吧。老王舍不得离开，直到妻子告诉他，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们都拉扯大，我不会走的。这时候，老王才长吁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听完这件事，我就感觉他像矗立着一座高山，挺拔着一棵青松。从山东老区走出来又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的人民，何等高大，他们与党与国家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甘愿为之献身、拼搏。他们品德高尚，与党同心同德，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好老师。

赵德毅：

我们来到河北队时，他不在连队，已经被捕入狱。至于罪状其说不一。好像他当过解放军，复员或者退伍后来到河北队的。他的妻子刘凤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罪行是高呼反动口号：打倒某某某。他的儿子受父母影响，也是同样举动被人发现，列为反革命行为。我们到达时，她们母子没有被关押。因为赵德毅的母亲还健在，需要有人照看，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从来没有和他家属接触过。他妻子是个本分的女人，和家属排的女人们在一起，从不多说多聊的，只是默默地劳动。他的儿子那时也小，没有被追究，依然上学读书。

至于赵德毅详细情况，后来没有人说明过。直到1972年初“路线教育运动”在连队开展时，赵德毅问题始终没有在连队平反落实政策，作为时任指导员、连队支部书记一条主要错误，言传河北队存在宗派，山东人和东北人的地方派性，党的领导不力，迟迟没有解决（还不是没解决好），阻碍连队建设发展。这次运动后，赵德毅恢复了党籍，恢复了职工身份，据说补发了原来的欠薪。

不久，赵德毅就调离了河北队。去向何处，至今无人知晓。

赵彦君：

他当时在鹿队后山管理种植人参。一个瘦巴巴的小干老头，猫着腰，小小的眼睛，见人也不抬头看。其实年龄也就三十多岁。据说是在东北土改后期入党的，当然的贫下中农，依靠的主力。可他不善言谈，也没见发挥共产党员的多大作用。我们知青没人联系他们。

宋长青：

一到河北队就听说我们这里有个“胡子”。好奇的我们不停地问：“什么是胡子？”“谁是胡子？”

后来有一天我们去鹿队，看见在饲料房间的大锅旁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地应对着我们打招呼。他个子不高，看起来很健壮，那年看上去得有五十多岁，我们长辈的年纪。

下山后，老职工告诉我们他就是“胡子”宋长青。我们至今也不相信，有这样的“胡子”。

胡子，在东北话里就是土匪。管土匪叫胡子，是东北特有叫法，后来流传于北方地区。旧时的胡子大多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为害一方。所以一讲“胡子”就想起威虎山里的“座山雕”。

他不像，我们深信他也不是。文革期间的群众怀疑不能作为证据。老宋头能说，但是不常说，该说就说。那时只看见他独自一人，劳动、吃饭、睡觉都在山上的鹿队。由于鹿队离连队食堂有二里多路，他有时就不去食堂打饭了，请其他人带上几个馒头，可以吃上几顿。远离连队知青，知青也没有专程拜访他。只是老宋周围的知青和他一起劳动。

1970年初“整党建党”后，老宋首先被恢复了组织活动，实际上证明了他的非“胡子”的身份。

他对二龙山对德都县比较了解。是他告诉我们，1933年才有的德都县。为纪念在解放初期的抗日英雄赵青山副营长，德都镇改名为青山镇。

马希贤：

看到老马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了，他的长相真是太像了。除了眼睛不像土匪那么贼大、凶狠，其他打扮一点都不差。带着一顶狗皮帽子，尖尖的顶，衬着尖小的脸庞。瘦小枯干的身材，咳喘一阵全身都震动。他说，早年自己是从绥化那边过来的，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土改的积极分子。他是这个德都县的元老级人物（我们二龙山农场属于德都县地域，解放前归德都县政府领导）。他的弟弟马希顺在河北队当兽医，都是很老实的人。

马希贤有东北人常见的病——哮喘，刚到河北队见到时，就咳嗽不止，以后很少见他出门。最初我们到达时，还在一起开会活动。他对我们讲历史，他说了“9·18”后，日本开拓团鲸吞土地的事情。那时日本鬼子入侵东北，德都县沦陷。全县人民陷入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伪满统治者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繁重的经济剥削之下。小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其永久性的殖民地，把东北地区建成它侵占全中国和入侵苏联的后方基地，除对中国人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外，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和朝鲜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移民，建立开拓团。小日本从1936年（伪满康德三年）开始在德都县境内（包括二龙山地区）建立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德都境内共建有开拓团二十一个，其中，日本的十九个，朝鲜的两个。

他说，二龙山农场二十六队就有日本开拓团，团长叫黑崎产治郎，1940年2月（康德七年）建立的，当时计划建立三百户，后来实际七十六户，有二百多人。

像二龙山农场场部也有一百多人；一分场场部也有六十多人。二龙山粮库矗立着一座残破的水塔，就是当时日本人使用的。后来在战火中被破坏。

自此我第一次听说了开拓团的事。夏天他不与我们一起劳动，就在连队菜园里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刘汉青：

1956年在友谊农场工作，1957年到二龙山农机校上学，毕业后留场。参加过垦荒，二十三岁入党，1966年来到河北队，当年也就三十出头，是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原来在其他队任职，来这里时间不长，一年到头的鼻涕不断，人们私下称呼他“刘大哈喇子”。他高大的个头，大鼻子大眼加上大嘴巴，像是以色列人种。刘汉青比较严肃、固执，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不抽烟，不喝酒，平时背着一个军用挎包，他是机务驾驶员出身，因此出门就开车。

当时他比较廉洁，否则不会从别队调来。那时党组织停止活动了，革委会是三位一体的行政组织，主任就全都负责了。据说他是文革前入党的年轻党员。由于当时河北队的负责人是走资派被打倒，无人负责，就调他来主持工作。

除了农业农活和一些行政工作，没有看到他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不像个支部书记。

我实在接受不了的是，无论大会小会，开会他讲话时，不断地揩鼻涕，没有修养，也不懂得规矩，完全是农民出身的胎子。

他对我们讲二龙山农场的光荣历史。说解放前的1948年6月28日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关于颁发夏秋季剿匪指示的命令。由德都、北安县大队、公安队为骨干，以龙镇、二龙山等地为清剿部队的出发阵地。

他还说二龙山农场位于德都县境内中南部讷漠尔河中游南岸，场部离德都县城三十三公里处，东邻长水河农场、龙镇农场，南邻凤凰山农场，西邻城关乡，北与讷漠尔邻乡，农场居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

农场原是1949年秋东北军区政治部建立的青干教导一团，1952年部队官兵转业组建为二龙山农场，下设三个分场。1957年增设了四分场。1968年改建为六团，将四个分场改为四个营。

1969年四营组建二十八连，派他任指导员。在他离任的前一天全连大会上，全连几百人集中在大食堂，主持人刚宣布完他的离任，人们不断地起哄，对他很不友好。在他讲话时，不时地打断。究竟啥因由？说不清。后来，他点将带走了一批我们河北队骨干。到秋天，大批北京知青到来，加上陆续调来的各地知青，组建了一个正式连队——养马连队。

刘汉青理所当然是指导员。

李正纯：

到河北队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在食堂打饭时，排队进来一行四人，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他们被双鸭山知青押解着。当时只知道有个大胡子的走资派，具体是谁不清楚。晚上开全连批斗大会，看见一人胸前挂着个纸牌，上面写着李正纯。我这是第一次认识老李。他，肤色黑黑的，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由于住在牛棚，显得蓬头垢面，腰板却挺得直直的。那时感觉老李的态度最好，因为凡是群众问的问题，他都回答。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个口头语“时候哈”。

从老职工的嘴里了解到他的“罪行”：一是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二是文革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是乱搞男女关系。会场上有一名青年女子高喊打倒李某某，嗓门最高，声音最大。旁边的老职工悄悄对我说，这名女子姓张，她的姐姐和李正纯相好。老李在二十六队工作时经常借故在山下过夜，不回山上的家，一来二去张姐怀孕了。老李的老婆找到山下和那位张姐打架，张姐不承认，老李也狡辩。过了一段时间，张姐生了个孩子，嘿，完全是个小李某某。这下老李没的说了（那时没有鉴定DNA的技术，但是凭这孩子长相就足以说明问题），于是背个处分被调到二十五队。说也凑巧，那个张姐的妹妹家原在二十四队，文革开始后，老李靠边站，从二十四队调来一位新支书。这位新支书是张姐的妹夫，在连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弄得新支书妻子（张姐妹妹）很不自在。当然在那种场合就要报复一番了。

李正纯是辽宁人，解放战争中加入东北解放军，作战勇敢，有文化基础，进步很快。东北解放后赴朝作战，从朝鲜战场归来评定军衔时定为中尉副连长，转业到了北大荒。上世五十年代初他就来到二龙山，是个老开发了，一直劳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文革前就是老队长，甭管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共产党还是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加上平时工作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得罪了些人，在文革初期就揪出来。他儿子当时十多岁，很不理解，怨气冲天，在山背后放牛的候，喊出了“打倒某某某”的反动口号，被村里人听到了，回到家也给揪出来了。那孩子小，在队里关了几天就放回家了，可老李却罪加一等。

老李在队里被关押了大约两年，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兵团组建后就解放回家了，由于连队派性作怪，一直没被任用。1972年初兵团进行的路线教育运动中，这笔账算在原指导员（连队支书）头上。当即恢复了老李行政职务，任命为副连长，那时他是行政二十二级的正式国家干部，每月赚六十二元工资，虽然是副连长，但在我们连队也算“高级干部”职级了。

小邢

邢知青，是上海人。1972年夏天，由于不服从班长胡的指挥，怀着复仇心理进行报复，在中午休息时，他用镰刀把午睡中的胡班长砍伤，致使脚踝的一根筋被砍断。小邢当即被送到团部羁押。胡班长在六团没有条件看病，就转到北京，一直到1973年4月我离开二十五连，也没听到胡班长的信息。

小邢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身材不很强壮，但是很聪明。生产劳动，不那么肯出力，有时拖了班里的后腿，当班排长指出他错误和不足时，他还不认错，与班排长吵闹，导致矛盾升级。出现这种蓄意伤害的情况主要责任在小邢。从在团部羁押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小邢除了劳动不努力，行凶砍人，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我们的仓库里贮存着知青的行李箱子，经常有人发现被撬开偷走里面物品，一直没有破案。这次小邢倒是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原来二排的战士总抱怨，他们的牙膏经常丢失，或者比一般人用得费，一直没有结果。小邢招供说，是他把自己使用完的牙膏皮（当时都是用铝皮制造的）的底部用镰刀或剪刀剪掉，露出空牙膏筒，然后把别人的牙膏从前面挤到他的空的牙膏皮里，每次挤个一二公分，然后把自己的牙膏筒从最底部卷起来，别人看不出破绽。再把别人的牙膏放回原处，这样他就不用买牙膏了，而且经常有得使。听说他后来回城后也因为盗窃被关进监狱。

小邢本来应有更灿烂的人生，如果他能很好地把握自己，从1972年犯错后吸取教训，凭他的聪明和年轻，肯定会有好的前途。特别是回到上海，又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做点成绩不成问题。后来听说，小邢家庭无亲人生活孤独，最后在狱中去世。小邢的一生使人深思、发人深省。人生曲折、苦短，把握得好，能在曲折、磨难中修炼、前进；把握不好，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一蹶不振，甚至沉沦。我想起小邢还是怀有同情之心的。

张兴文

张兴文，哈尔滨城里下放的职工。当时大约四十岁，戴一副白边眼镜，中等个头，一副斯文的面孔，却总是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二龙山的冬季，寒冷又漫长。我们几百名知青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下，也只能到户外那个简陋的小厕所大、小解。几百人共用的小厕所，时常从六个蹲坑里“生长”出屎尿冻成的坚硬小冰山来。清理这些小冰山是领导给老张安排的专属工作。十字镐抡圆了刨上去，屎尿冰渣飞溅在老张的身上、脸上，其状十分难耐。可几乎所有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是“右派”。至于老张是不是“右派”？怎么当的“右派”？没人知道。还有人说，他原先是专业干部，后来调到了铁路客运部门当负责人，再后来就在列车上做客运员，最后下放到二龙山农场。之所以一降再降，都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他属于铁路系统的职工，而二龙山农场的前身也是归铁道兵、铁道部领导，所以安排在二龙山农场最偏远的河北队劳动不是非分。曾经有位二龙山的副场长，铁道兵的师级干部，因为犯错误后来也下放安排在二龙山工作。

老张今天不知身处何地，据说已不在人世。但是他在河北队留下的轨迹，大家都能回忆起来。

河北队首位大学生——李玉柱

1968年初冬，我们知青都住在二百米宿舍里。一天傍晚（说是傍晚也就三点左右，那时北大荒白天短），一位年龄比我们稍长的男子来到宿舍里。他个头不算高，身着一身当时流行的黑色的家做棉裤棉袄，头戴一顶羊剪绒的皮帽。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架在鼻子上方的那副眼镜。眼镜片很厚，里面的圈圈很多，说明高度近视，因此几乎看不清此人的眼睛。嘴唇有点厚，说起话来，像嘴里含着东西似的，但绝对是东北味儿。

他扛着一卷行李，从东方红拖拉机上走下来。那行李比起我们知青的要厚重得多。他被安排在东边上铺的南端，靠近窗户。进了屋就十分熟练地打开行李，铺好被褥后，优哉悠哉地躺下休息了。这是一位什么人物？大家都惊奇。既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知识青年，又不像下乡锻炼改造的“黑五类”。到了晚上，从双鸭山的战友那里得知，这是被分配到我们连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李玉柱。后来和他相处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只记得，他被分到畜牧排，那时排长姓杨，他就是畜牧技术员。记得他的理论：有人经常说不知足，其实不知足是对的。如果都满足现状，社会就发展不了了。我听了觉得他的观点很新鲜。他还告诉我们，人类睡觉必须躺下才舒服，才能充分休息。可牲畜却不然，如骡子、马、牛等，它们都是站着睡觉的，睡觉时靠三条腿支撑着全身，另外的那条腿就彻底休息了。

日久才知道他是东北农学院的六六届本科毕业生，学的就是畜牧专业，他家在北安县城居住，所以就近分到二龙山农场。河北队当时养了许多军马，有个鹿队，还有猪圈，奶牛也算半个畜牧连队，正好能发挥他的专业特长。他和我们不在一起劳动，他是做兽医类技术性的活计。看起来比较轻松，不用费力气和心思，但是技术含量是蛮高的。他会给牲畜看病，他给我们讲过牲畜的配种。马配马，还生马；公马配母驴，生出的是骡子叫马骡；公驴配母马，生出的骡子是驴骡。驴和驴交配生下的，自然是驴了。骡子是不会生产的，所以他说个歇后语“骡子屄----摆设”。我们听后大笑。

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第一年拿四十九元实习工资，直至文革结束，十年一分没涨。比我们每月拿三十二元的知青多不少，看得出他很知足。工资高，离家近，又不干重体力活。那时的大学生很稀少，我还知道营部有位丁参谋，佳木斯机电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学习农业机械制造专业。在营部里负责机务工作，也很平易近人。

印象中的大学生和我们一样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可李玉柱不是这样，他懂得非常多，还愿意和我们经常唠嗑。好景不长，李玉柱在连队没待几年就被调走，好像不久就成婚了，渐渐地他就淡忘在我们知青心中。

最小的知识少年

十四岁的张，是北京的最小年龄的“知青”，也是我们连队少数几位少年“知青”，实质上是童工。“文革”中，他父亲在运动中自尽身亡。那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受到迫害和猜疑，没有被人理解，想不开，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少年的他，随学校来到了河北队。没有特殊的照顾，没有娇惯和宠养，少年和大家一样下田地劳动。其实即便是当地的农民子弟，这么小的孩子也是不下大田的。按现在说法还不到做工的年龄，只是在家附近的菜园子或者自留地儿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如果必须到队里干活，也就是放放牛羊，到大甸子打打猪草之类的轻松活儿。可叹知青，有时竟过着农家子弟不如的生活。其实在此之前，双鸭山中也有一些十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刘战友、姚战友等就是。

因此，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的范畴，不止包括十六周岁以上的青年，还有十六周岁以下的少年。现在称为“童工”。“童工”在知青下乡运动中的情况，作用，影响等是怎样的？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小崔，一个很好的人

小崔是二龙山农场老农垦子弟，和我们年龄相差不多。他是黑龙江某农业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家住农场场部。在天津知青到达后，他被分到了河北队工作。小崔的父亲是黑龙江省赫赫有名的八级电焊工，曾经参与过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那时我们管他叫小崔，不单是他年龄相对小，还因为他个头不高，长的很敦实。他待人客客气气，和蔼可亲的。当时他穿一双非常珍贵的翻毛鹿皮鞋，在连队里很惹眼，他也特别在意，特别精心。每逢连队放假时，他都要为那双鞋打上黑鞋油，然后擦得锃光瓦亮。后来慢慢的皮毛褪尽了，失去了原有的棕色，就变成了真正的黑皮靴了。然后他穿上皮靴，背上挎包高高兴兴回家。看见他能够经常不断和家人团聚，我们羡慕极了。有时他回到连队也讲起在团部碰见的自己同学、朋友的喜庆场面，也讲起在家里老妈妈给他改善伙食等等。

小崔是我们刚到时连队的吹号手。我们刚到河北队的那年冬天，每天天还黑着呢他就得起床，然后到室外“滴滴滴答”吹起床号。随后才洗漱。他说清晨吹号时必须要憋住小便，那样对肾脏有好处。那把铜号他保护得可仔细了，经常不断地擦拭，如同他的翻毛鹿皮鞋一样锃光瓦亮的。虽然他生长在农场里，他的思想意识一点也不落伍，与我们知青相处得很和谐、融洽，经常一起谈笑风生。

我们初到连队时，就和小崔一起住在二百米的宿舍里。他是机务排的拖拉机手，同时还开“尤特兹”。那时能开“尤特兹”的人也挺多的，印象中刘汉卿、肖红、唐茂成、李山、郝俭、张健和双市的王实甫等。他们开车去团部和其他营连拉货物，或者去纳莫尔河拉沙子。如果我们的东方红拖拉机或者“尤特兹”有毛病趴窝了，小崔能直接开到修理厂，请老师傅及时修理或保养，不耽误使用。在这方面，连队沾了他不少的光。跟他车去团部我们大家都很放心，他不会落下我们任何一个人，总是要等我们的人都来齐了一起返回河北队。后来我们一排去住三百米大宿舍，加之农工排和机务排没有横向往来，接触少了，他的情况也了解得少了。再后来我们排去支援六师就再也没见到小崔。

印象里，小崔是一位很好的人。

学校韩老师

韩原本是三营的教师，大约在1971年底或1972年初调到我们连队。

韩是天津人，在天津的名牌高中读书，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据说来到兵团六团后，时间不长就安排做小学老师了。因为我们连队的教师仅有一名，而且小学生不断增多，照顾不过来了。还有说原来的男老师教育学生，尤其是对待女孩子不方便。

当时学校在村后山上鹿队旁的一间石砌的房子里，老师就是张，应该有八九个孩子。

韩来到连队时，教室还在山上呢。孩子们放学回村，大约要走两里多路。如果住在村后的住户抄近跨过被山洪冲成的沟壑，可以少走一大圈路。那条沟壑春天从山上流着融化的雪水，能形成小河流，家属们洗衣服就在沟壑旁边。夏天山上的雨水源源不断，下大雨后，哗哗的流水声从老远能听见。由于常年冲刷，有的地段沟壑深达一两米。平时水流小时，人们垫块儿石头三步两步就迈过去了，雨后就得走到山下的小桥过河了。

记得有一次雨后，放学了，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回村。半路上，几个年幼的孩子要横过沟壑进村。那天水大，两个小女孩刚走进沟边就被河水冲了个趔趄，慌忙中没站稳又栽在水里，滚滚的河水把孩子冲出好远。这时，韩马上跳入水中一手一个抓住孩子的手，但湍急的水流马上将她们冲倒。危急时刻，其他师生们一起努力，韩和那俩孩子被救上岸来了。事情发生后好长时间连队都不知道，直到冬天放寒假，老师们集中在团里培训，才被团里出板报表扬，连里这才知道。

老娄头与老方头

我是先认识老方头的。老方头的真实姓名如何称呼，我记不清了。我们刚到连队时，他为我们知青烧开水，那时应该六十多岁了。他个子不高，看上去一米五左右，脸上胡子乱七八糟，脏兮兮的，怀里一年四季揣着个小扁酒瓶子，闲来无事就抿上一口，咂咂嘴，美滋滋的。他守着一个比他还要高还要粗的水锅炉，每天用肩膀挑水，然后用水舀子续水。他说：“你们城里来的孩子娇惯，必须要喝开水，否则你们要拉稀的。这我知道。我们没事儿，井水、沟子水都喝过。”为了保证供应我们一百多知青喝上开水，他每天需要挑三四趟井水，还要自己拉煤放在锅炉旁。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打热水，还没烧开，在等待的时候就和老方头唠起嗑来，才知道他是一位老解放。他在山东老区参加过解放军，打过老蒋，后来没有随军出征，脱离了部队。文革期间不能向造反派说清楚，大家认为他是逃兵，于是被关起来一段时间。他和“小胡子”都是山东日照的老乡，一起来到河北队。刚开始相处不错。上世纪六十年代度荒时，“小胡子”在山东老家的母亲病重，来信叫他回去探望。他开始没去，后来接到电报说母亲病危，让速归，他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打点行李就要上路。这时老方头来了，手里拿着一颗用红布包裹的人参，让他带回家泡酒给他老母亲喝，老方头说这是野山参，可以治病救命。“小胡子”也没客气，救人要紧，就试试呗。老方头叮嘱说吃了之后还要带回来。“小胡子”回到老家就按照老方头的办法，找来白酒泡上喂老母亲。说也奇了，从那天开始，老娘的身体慢慢得到恢复，逐渐有起色。吃了一段时间，老娘竟然好起来而且能够下地干轻微的活儿了。期间老方头写信问候他们，还提到别忘了带回那颗人参。

过了将近两个月“小胡子”就回到河北队。老方头得知“小胡子”回来，就要回了那颗人参，惹得“小胡子”挺不愿意的。“小胡子”回来不久，他老母亲的病再次复发。他没有能力再次回山东，时间不长他老母就病故了。“小胡子”认为老方头见死不救，太不仗义了。假如那颗人参留在山东家里，老娘可能还多活些日子，于是就记恨于老方头。老方头不这样想。“你老娘不行了，我的人参已经治好了她的病，你们应该继续找大夫接着治疗，不能指着这颗人参维持。再说你知道这颗人参的来历吗，那非同小可，那是我付出多大辛苦换来的啊。”

我后来很久才认识老娄头的，那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听战友讲，老娄头是“小胡子”的父亲，可是他全不像儿子那样风风火火，每天背着烟袋慢慢地走来走去。老娄头是知青的师傅，猪号里的大事小情，都是老人家帮助知青打理，也可以说是知青的技术指导。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煮猪食，每天坐在灶台前用叉子往灶眼里添柴火，火光映着老人的布满皱纹的脸，热气吹拂起长长的银白的胡须。每到该煮猪食的时候，知青都会抱来柴火堆在老人的身后，老人慢慢地烧着，并不多说话。一天过去，在清理灶坑的时候，知青会发现煨在炭火里留给他们的几个土豆，东北的大土豆，热热的、软软的、面面的，很香。

闲下来，老娄头嘴里就常叼着旱烟袋。老娄头的旱烟袋长约五十公分，铜烟锅，玉烟嘴，在烟杆的中间吊着黑色烟荷包。无论走到哪里这只旱烟袋一直别在他的后腰上。抽烟时，老人蹲在向阳的屋檐下，右手顺势抽出别在腰间的旱烟袋，左手拇、食、中三根手指努力地撑开紧束的布袋口，右手将烟锅在布袋里狠狠地挖上几下；装好烟丝后，将烟嘴叼在嘴中用牙紧紧地咬住；然后，掏出火镰打了几下，点着烟锅中的烟叶，深深地吸上一口，好像在品味已渐渐远去的岁月留下的苦涩。

老方头喜好喝酒，酒不离身；老娄头喜欢抽烟，烟不离手。他们之间不过话，基本没有往来。可是他们对待知青都有一颗火热的疼爱的心，关心和爱护着知青，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的。

马号里的车老板

河北队的马号有七十多匹马，在团里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养马点。马厩很高很长，里面的布局跟我们宿舍差不多，也是两排，不过待遇要优越一点，没有二层铺。最显眼的设施是两排马槽子和上面拴马的横梁。马在马厩里刨蹄子、摇尾巴、打喷嚏,低着头刷刷地嚼,满屋子都是嚼草的声音，满屋子都是马尿、马粪、青草的混合气味，我不喜欢。

马号的小潘是三十多岁的老职工，一件没面儿的老羊皮袄，左右大襟敞着，里面的羊毛露出来。脑袋上扣顶狗皮帽子，两只帽耳朵翻上去又耷拉下来，脑袋一动就呼扇呼扇的。脚登一双毡疙瘩，两只棉手闷子用一根绳子连着往脖子上一挂,走起路来荡来荡去。一个典型的东北车老板子。小潘的性格不爱说笑，但很彪悍。

我亲眼见过小潘驯马。将那匹不听使唤的马拴在柱子上，他嘴里吆喝着口令，鞭子“呼呼”地在空中飞舞。“啪啪”地炸响声中，马惊悸地转来转去，不得不屈从于他的淫威—--马被调教得服服帖帖。小潘的鞭头贼准也贼狠，他能一鞭打下房檐上的麻雀，鞭梢打在马的身上就是一道血印。

老马希顺也是车老板，比较随和，爱和年轻人唠嗑，常讲一些上山打野物套兔子的轶事。听他讲，刚建队的时候，人们都睡在马架子里，猪号前面那条沟早些年是有水的，常见野鸭子出没，随便出去转悠一圈就能捡回一些野鸭蛋。老马也穿一件没面儿的老羊皮袄，左右大襟敞着。但头戴的是家做的猞猁皮帽子，平整的毛，两帽耳朵贴着脸向左右翘着。膝盖以下打着绑腿。两只棉手闷子总是栓在背后，人显得干练，没事时喜欢背一支土枪到山里转悠。

小潘和老马带出了两个年轻的车老板，一个是韩，一个是曲。

韩是北京知青，大大咧咧的，但粗中有细，干起活来可认真了，而且还多才多艺，是连里文艺宣传队骨干。哈尔滨的曲，沙沙的嗓子，一说话就是大嗓门。一个好驭手不是一天半天磨练出来的，因为一挂车上通常要拴四匹马，从套车、赶车、修车都需要技术。那一丈来长的大抱鞭，要舞得娴熟，抖得有力，才能把马调教得服服帖帖。里套、外套、辕马，每一匹马的个性和体力都要了然于心，才能得心应手。上山、下坡、泥塘、沟洼，都需“审时度势”，才能保一路平安。赶马车是一门指挥艺术。

知青开始跟车，慢慢地他们都能独自赶着马车翻山越岭、拉货送粮了。其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和故事。

绥化福利院的老知青

唐茂成等一批员工是绥化孤儿院长大的孤儿（还有温、小黎、房等）。当年二十多岁，是老职工，“尤特兹”拖拉机驾驶员。

唐茂成人很不错，有东北人的朴实、豪爽，办事干脆利索。也许从孤儿院培养出来的人性格有些古怪精灵，尤其喜欢开玩笑捉弄人，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他的那套待人处事，此后就经常单独或结伴去他家拜访。与唐茂成在一起时天南海北神侃瞎聊无话不说，直聊到小孩子睡觉，蜡烛燃尽才意犹未尽地离开。有时囊中羞涩无钱买烟时，跑去他家坐在炕头上，扯上张纸，从小铁盒中捏出一小撮当地产旱烟叶，熟练地卷起一只老旱烟，对着蜡烛点燃，与老哥对着开始喷云吐雾。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惬意地眯缝着眼看着炕桌上飘忽不定的蜡烛苗，不停地抽着又苦又噎嗓子的旱烟，不时地喝口凉水，沉醉在苦中之乐，那个感觉太棒了。每当冬天来临，白天做完干不尽的农活后，晚上也要拖着疲倦的身体习惯性地拉开柴扉，迈进那充满大酱味的温馨小屋，坐在温暖的炕头上。与唐茂成一家在一起闲聊时，才会深深地感到家的温馨。

我曾在他家吃过野兔炖鸡肉。

云子围棋的主人——小刚

云子围棋是贝壳做的，是小刚爸爸在九江做地区专员时购买的，被小刚带到连队，也使我们大开眼界。云子是云南特产的围棋棋子，它质地细腻温润，色泽柔和，坚而不脆，沉而不滑。黑白云子各有特点：白子温润如玉，柔而不透，微有淡黄或翠绿之色；黑子“仰视若碧玉，俯视若点漆”，漆黑润泽，对光查看则呈半透明状，棋子周边有一种碧绿或宝蓝色光彩。

小刚的这盒围棋在他和别人对弈时，被其他人发现。之前我们只见过琉璃的，所以对这么精致的棋子都钟爱有加，后来小刚把它贡献出来，我们就一直使用云子下棋。到回城时，那云子也就丢得没多少了。围棋是下不了了，只能玩连五子。

几十年后我和吴瞻民还在回忆那盒围棋和那时的对弈。

穿靰鞡草的老宋

鹿队的老宋头冬天穿靰鞡，里面要垫靰鞡草。当时有个顺口溜：北大荒有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靰鞡草不值钱，但很实用。他和马号的老于都是同样习惯，夏秋季节，他们带着镰刀到大甸子里割草，刚割回来的靰鞡草硬硬的，扎手，于是用棒棰在木板上捶软，存起来，铺在睡觉的褥子下面，有薄薄的一层，等到冬天上冻时候用。每天起床后，用包脚布把脚包好，打上裹腿，然后伸进垫有靰鞡草的靰鞡里，去外面劳动。晚上临睡前得把靰鞡草从靰鞡里掏出来，放在炕头或火炉边烘干，无论是鹿队的宿舍还是马号的住房里总有一股咸鱼般的臭脚丫子味。那些赶马爬犁、牛爬犁、上山打猎的、捡柴禾的都得穿靰鞡，否则脚极易冻环。那个年代，手、脚、耳朵冻伤是常有的事。靰鞡草，作为知青，我们只是见到过，没有人使用。

连队的“阶级敌人”

刚到连队，出于文革中对阶级斗争的敏感，下乡伊始就了解连队中“阶级斗争”的动向。当时的牛鬼蛇神有：走资派李、特务高、坏分子张、历史反革命屠。

李名为走资派，实际就是原生产队长，执行了刘邓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有一个问题是路人皆知的，搞破鞋，他所姘的那个女人的妹妹在我们连队。高当时有许多不能解释清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被怀疑是苏修特务；张坏分子名副其实，他强奸了他的继女，而且他原是国民党旧军人；屠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有反动言论。连队总共有这么四位牛鬼蛇神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68年是文革高潮期，大家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比较紧。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学生，刚刚从学校斗争完，形式上完成了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角色转换，思想意识上还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对“阶级敌人”的改造更是责无旁贷。

连队有时利用晚上时间召开批斗会，轮流批判这几个阶级敌人。批判会都是在大食堂召开，食堂中间吊着一盏油灯，批判对象就站在灯下，低着头，我们坐在长长的条凳上，围坐在四周。在昏暗的灯光下，发言的人一个个站起来，照本宣科，发言千篇一律，无非都是些口号、大话、空话。可能在我们来之前，这种批判会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了，大家已经没有兴趣，但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应付。批判会格外温情，没有暴力，没有体罚，偶尔有好事的知青想表现一下义愤，进行武斗，但是马上会被老职工制止。

这就是学生和老职工的区别，学生仅仅是一腔热情，老职工却显出成熟、冷静，他们把“阶级敌人”当人看。开始“阶级敌人”集中住宿，四人集中在一间房子里，不能回家，三顿饭由家里送。晚上我们还要站岗，看护监管他们，同时还要给他们火墙填煤烧炕。后来随着兵团的组建工作开展，就释放他们回家了。

擅长吹口哨的哥们

刚组建的连队有个兵团青年班（非兵团战士），大都因父母是三反分子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政治原因不够兵团战士标准而分到这个班的。班里有个孙姓哈尔滨老大哥，他是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弟，只是因为把女友肚子搞大了才被分到兵团青年班的。

孙在连队当兽医，可以任意打开葡萄糖注射液给我们当甜水喝，对人很亲切，很仗义，是有情有义的男子汉。他长得挺潇洒，瘦瘦的个头，白净的脸庞。他十分爱吹口哨，也喜好唱歌，自称是男中音，没事儿时，天天站在宿舍门口唱个不停，怀孕的女友也过来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他爱唱一首广播电台没有播放过的藏族民歌。由于他经常地唱，兵团青年班的人都听会了。

他口哨吹得非常棒。和某女士恋爱致使其怀孕后，被贬去食堂挑水，肩上挑着两桶水，嘴里总是伴着悠扬的哨声，一路潇洒一路情。每每见他走过来，大家都会竖起耳朵，欣赏他的口哨声，很佩服他的嘴上功夫。

于是有女生暗下决心苦练吹哨本领。记得那是秋末，农忙已经过去了，女排给鹿队打树叶，囤积冬天饲料食物。这段日子里，这女生在密密的山林里，走着路干着活嘴里不停地苦练着吹哨，吹累了唱上几首歌再接着练。别人评论说，怎么听你的口哨都像是把小孩儿撒尿似的。面对战友“无情”地打击，女生不理不睬继续天天勤学苦练，终于能吹出美妙的曲子了，尽管这口哨声不像孙哥哥那样悠扬动听。

受尊重的姐弟

这是一双共和国部长的儿女。他们的父亲是前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1966年初文革时期被“四人帮”诬陷栽赃，罗列罪名，打成走资派。

姐弟俩和我们在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他们为人低调，办事谨慎认真，从不张扬炫耀，在我们连的高干子弟中口碑很好，直到现在大家都对他们尊爱有加，念念不忘。

姐姐热心连队建设，积极参加连队活动。曾在春节联欢会上和战友以一首女生二重唱《听我们歌唱毛泽东》技惊四座，那歌声至今还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

有女战友忆姐姐：

从北京刚来连队那天，在滂沱大雨中，姐姐穿着一双雨靴，一件褪了色的蓝两斜插兜上衣，独自站在宿舍门前，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凝眸间那样清新、靓丽。女战友柳觉得似曾相识，原来她们在京城见过面。

柳战友说：“北蜂窝合作社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女生每天与我擦肩而过。不论是冬天买大白菜，夏天买西红柿，还是秋天买红薯，我们常常不期而遇。每次碰面在一起排队买菜的时候，她不俗的气质和那双清澈宁静的双眸，总是吸引着我多看她几眼。虽不曾说过话，但在我心里不止一次地问她，你是哪个学校的?住哪个大院?”

姐姐是北师大女附中的，住在人民日报社大院与柳战友一墙之隔。他乡遇故知，从那一刻起，在这片黑土地上，柳战友与姐姐建立了友谊，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之旅……

柳战友回忆：“冬天，我们坐着爬犁进山伐木砍柴，皑皑白雪为伴；春天在草甸子我们打草、锄地、种土豆，有美丽的天鹅和南来的大雁为伴；夏天，那最忙最劳累的日子里，忘不了我们扒飞车，回连队抢购牛奶，躲进麦垛烤倭瓜，鲜艳烂漫的山花为伴；秋天，收获的季节，一切谷物入仓。我们摘榛子、采蘑菇、打树叶、小秋收，有那喧哗的白桦林为伴。寒来暑往，日月星辰。我们耕耘播种，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度过了三年艰苦的难忘时光。”

柳战友住上铺，与姐姐隔床相望。那时有个高干之女很脆弱。她难以承受超负荷的劳动，无法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每天紧锁的双眉拧成了疙瘩，经常跟自己较劲，扯衣服，愤怒，发泄……一次柳战友发现，唱歌和音乐能使战友们改变心态。于是她们就经常在一起哼唱歌曲。姐姐是音乐高手，有很深的音乐修养和丰富的知识。共同的经历和爱好拉近了战友间的距离。从此经常看她们轻声哼着、歌着、和着。美妙的歌声打开了她们宣泄的闸门，忧愁排解了，眉头舒展了。她们忘不了一起唱《军民一家心连心》，更爱唱那支《金色的葫芦笙》，还有那《穿过翠竹林》……三年多战友们在一起配合得更加默契，有空闲就唱一曲。在那特殊环境中，和声的美给了她们莫大享受……

连里成立了宣传队，有人动员姐姐加入，姐姐婉言谢绝。她个性低调、从不张扬，可干起活来特别泼辣，像变成了一个人。无论是夏锄，还是割麦，她总是干在最前面,在十里长街般的地垄上挥镰自如，使得旁人望垄兴叹！往往在女生们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望着那遥遥无边也看不到尽头和盼头的地垄时，姐姐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其他战友割完那最后一块庄稼地……

排练样板戏《海港》，女主角方海珍对柳战友是个挑战，柳唱段不熟，姐姐帮了大忙，她对样板戏非常熟悉，是她在幕后一字一句地教会了柳战友。

春节晚会，姐姐破天荒地走到台前，一曲《智取威虎山》中李母的唱段被她演绎得字正腔圆，十分到位，如清泉沁人心脾。那时候，姐弟的父母快要解放了，曙光就在前面。就在那个晚会上，柳战友和姐姐俩人的二重唱《让我们歌唱毛泽东》成了全连战友心目中的咏叹调，至今五十年了，唱不衰，忘不掉。

“革命的人民战斗的弟兄，听我们歌唱毛泽东；

奔腾的江河欢乐的风，一同来歌唱毛泽东。

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都留下他带领我们前进的脚印；

每一颗谷穗每一块钢铁，都赞美着毛泽东领导的英明……”

这首二重唱《让我们歌唱毛泽东》，五十年了还记忆犹新，实在难忘啊！有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听着那一曲曲悠扬的歌,伴着那一条条无边的垄,想着那一缕缕温馨的情谊……

姐姐台上唱，弟弟台下听，同场欢乐，毫无特殊。

弟弟在二排和我不是一个排。但是我和弟弟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我们是好同志，好战友。我对待工作一视同仁，大胆管理，严格要求，受到弟弟拥戴。弟弟遵纪守规，从不趾高气扬，从未仰仗着老爸是共和国的部长耀武扬威，做人做事非常和善，我很钦佩。因此闲暇时我们经常一起读书、下棋、讨论哲学、畅谈国家大事。1971年“9·13”事件后，当年“十一”国庆节北京没有庆祝活动，引发了我们这些关心国家大事，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兵团战士的关注、议论和猜测。后来都没有猜准。弟弟没有因为是部长的儿子而胡乱瞎说。由于志同道合谈得来，在连队我们一直密切往来，保持良好关系。1972年他父亲被解放，随后他就回城了。那年春节在北京，弟弟请我们在丰泽园吃饭。几年后我们邂逅在青岛栈桥边，得知他就读于北京大学。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三十年过后，我们通过网络联系上了。那天我在北京开会，请出姐弟二人小叙。推杯换盏间得知，如今的他们都已经功成名就，可依然平静如初。姐姐是国家著名儿童眼科医生、教授、主任医师，尽管年逾花甲，仍在岗位上为患者服务。弟弟在一家广电公司做副总，即将退休的他，每天坚持到岗上班，坚持工作。

在兵团，在社会，这样的高干子女为数不多。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令人佩服。

高干子弟喜爱军装

高干子弟对衣服也有讲究。当年来的战友中，很多的父辈是现役或者曾经是军人，因此他们对军装特别钟爱。那是父辈身份的象征，是革命家庭的象征，是高干子弟的象征。有些人尽管不是军人子弟，但是为了融入他们的群体，也想方设法搞一套军装。

他们一般的穿法，是把将校呢的军服穿在里面，外衣或许是旧的棉质军装，或者普通的中山装。戴上一顶国防绿军帽，脚下一双黑色条绒的懒汉鞋。够了，基本是高干子弟的装扮。他们穿的呢子军服，都是原来父辈淘汰下的军装。为了显耀和证明，他们拼命地想要想穿。

后来有人告诉我，总后的子弟似乎搞到旧呢子军装容易些。

我看到晓明穿的，是难得的一套校官马裤呢军服。那是1964年全套校级马裤呢军服。

帽子上的制作单还在。有肩绊，马裤呢解放帽里有小牛皮汗圈和菱形漆布汗顶。裤子上有带京字的裤钩。呢子上衣兜盖内衬，上衣戳记、裤子戳记和帽子戳记是1964年某厂。显然这是一套完整的军装。

后来有战友告诉我，1955年首次授衔军装用料按衔级区分。元帅、将军服为纯毛马裤呢；校官服为纯毛麦尔登呢；尉官服为棉斜纹布。后期校官才配发马裤呢军服。称为校官马裤呢礼服，与将官马裤呢相比，含毛量略低，约为80%，将官的是纯毛精梳马裤呢。

1965年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后，之前配发的军服便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六五式军服。那些五五式将校呢大衣、马裤呢、人字呢、柞蚕丝军服，全部闲置在家中。堆在家里也是浪费，于是大人就拿出来给孩子们穿。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几乎每家都有几个孩子。哥哥姐姐穿过的旧军服，可以给弟弟妹妹们接着穿。军队干部的子女肯定最先有机会拿到父辈的旧军装。那个年代解放军的声望很高，年轻人都很向往这个职业，因此拿到一件同龄人搞不到的旧军服，想必是相当自豪，很值得炫耀了。

有些非军人的高干子弟搞不到上面那些，就弄一件黄绿色“人字呢”军服（“人字呢”是当时一种斜纹布料）。这种军服是配发给当时的尉级军官的。肩上的“肩绊”与“扣眼”，是为了安装肩章用的。穿上“人字呢”，虽不能说明父母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但也能证明是个军人子弟。

1971年夏，师长视察我们连，他当时穿的是一身国防绿。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领章。那样军装在我们排曾有人买卖，当时的价格是三十元，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而大明他们穿的马裤呢至少也得上百元。师长显然看到了毛战友穿的军装。毛的父亲是1955年授衔的大校，一定穿的是纯毛麦尔登呢。当毛和师长开玩笑时，师长含笑不语。文革时的师级首长最高也就是大校，一般的是上校，中校任副师级也有。师长也就是上校或者中校。

师长穿国防绿的确良，兵团战士穿马裤呢的料子军服，多大的反差。

高干子弟印象

在黑龙江二龙山农场河北队生活劳动了六个年头，我深切感觉到，连队有一股无形的正义向上的力量，尽管是一个非正式群体，却能够发扬正气，影响着连队建设，这就是干部子弟的正能量作用。

文革前我国行政十三级是划定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的界限。高干子弟是指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或弟弟妹妹。之所以称子弟（女），就是因为有些自小就跟着兄长在干部家庭长大的弟妹们，他们也享受着跟兄长家庭一样的生活待遇。这样的干部子弟在河北队知青中约占四分之一。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各个大院，有中联部、总后勤部、农林部。他们的父亲最高是部长级行政五级，最低的也是十七、八级。也有的战友父亲不是高级干部，但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专家教授。大家在一起说得来，能玩到一块儿，就不分级别高低和工作职务了。大明的父亲是九级干部，正经八百的总后副部级，可是大明一点架子都没有，甚至于说有点等同于老百姓子弟了。石战友爸爸是七机部十八级处长，大家也愿意和他在一起。如果按照行业界别他们又被称为某某大院子弟。

随着1969年8月大批北京知青到来，高干子弟成批地来到连队。据不完全统计，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有二十人、农林部有七人、四机部有三人、中联部有五人、七机部有三人、新华社有三人、装甲兵有一人、总后学院有一人、总政学院有一人、外文出版社有二人、北京大学有一人，总计有四十七人，占知青总数的20%。后来，他们中间有一名任排长，七名任班长，其余大部分人都从事农工，少数在农机驾驶与维修、炊事、饲养等工作。

干部子弟比起工农子弟来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他们有上层社会的生活经历，到连队经过一段时间磨练后基本放下了架子。他们虚心向工农子弟学习，坚定信仰，勤奋工作，处世低调。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尽管有过困惑、苦闷、迷茫，但更多的是肯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探索和勇于奋争。他们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利用政治活动时间讨论探索人生理想道路；在生产工作过程中，面对艰苦环境默默忍受；面对繁重劳动，乐观承担；在实践中逐渐理智，逐渐成熟。

最难能可贵的是少数干部子弟坚持在乡下锻炼，直到兵团编制撤销几年后才返城。

附：

1969年8月及其后来北京市知青中干部子弟（女）

总后勤部：

邹新文、李吾红、李绍南、张小培、张少渝、杨大亮、杨大明、颜小明、陈啸、王小楠、颜峥嵘、何大滨、陈密、孙小玲、孙小平、周亚萍、李大荣、余小军、刘运娥（十九人）

农林部：

蒋继宁、肖小钢、谢渡婴、裴小元、吴莉莉、张平、郝晓军（七人）

四机部：

石军、任海华、霍利民（三人）

中联部：

李庚庚、张西平、唐建生、田云、吴滨（五人）

七机部：

赵少华、高芃、王林（三人）

新华社：

吴瞻民、吴芳芳、陈兵（三人）

装甲兵：

毛晨林（一人）其伯父毛平是文革前天津市委常委

总后学院：周宁（一人）

总政学院：吴新力（一人）

外文出版社：顾维平、关磊（二人）

北京大学：罗民（一人）

高干子弟的正面影响

高干子弟在我连多数思想活跃，为人直爽，敢怒敢言，在平时生产劳动中努力付出，少数人略有傲气，不好管理。他们在家庭里享福，可上山下乡是潮流，他们也得顺应，所以才到荒山僻壤。其实，北大荒寒冷气候条件是很苦的，那时虽然河北队的生活肯定比城里差，但比去黄土高原、内蒙草原或者云南山区插队要好得多，有工资，吃白面。高干子弟在连队要和普通人一样吃苦，他们还要克服心理障碍，克服长期以来安逸生活的惯性，这也是一种磨练和考验。事实证明，这些人能够也做到了真心为国家、为兵团做贡献，因为他们从小就受着这种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的正统教育。

1970年夏锄，我们连队最小的知青十四岁的张战友午饭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烈日当头，站在队前打盹，还要和大家一起扛着锄头，奔向田地。作为排长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十四岁，多么幼小的年龄。在城里，在家中，在妈妈跟前还是撒娇的孩子，在这里已经是知识少年，是个劳动力了。他的父亲是开国少将，被“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家里无依无靠，就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来到边疆屯垦戍边，劳动奋斗，从此失去了家庭的宠爱，得到的是血与火的洗礼。

高战友刚来连队时候，瘦小苗条，弱不禁风，但是穿戴很讲究。有一天她穿着一双崭新的回力白球鞋，走路时不慎被一位天津老大姐吐上一口痰。高很是恼火，非得让这位大姐弯腰低头给她擦掉，无论别人怎么劝，她一定坚持，表现一种娇气和任性。可是在后来战天斗地过程中与那位大姐一起春播、夏锄、麦收，不怕苦累，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磨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弘扬了革命军人的气质风格。四十年后我们再相见时，这位战友一定要找到那位天津大姐，向她当面赔礼道歉，表现出高风亮节。兵团艰苦劳动和生活锻炼了人，改造了思想。

杨战友是为了照顾弟弟才随着弟弟来到我们连队的。因为开国少将的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戴着反革命子弟的帽子，一直用努力工作来换取领导的信任。他当上班长后，不仅以身作则，还处处关心爱护战友。我们从山上修铁道回来的路上夜宿指挥部。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二十个床位，而我们是一个三十五人的加强排，床位不够，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着：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杨战友作为班长，围着火炉在为其他战友烤鞋袜，烤被浸湿的棉袄棉裤，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这种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多么感动人心啊！

张战友，身大力不亏，一身正气。他主持正义，爱打抱不平。当看到大院子弟的严战友（有点像严衙内）欺侮殴打弱小同学，大家都不敢吱声时，他勇敢地站出来制止，向邪恶宣战。在当时连队环境很混乱，领导很不得力的情况下，这位共和国大校的儿子，为大家树立正气，做了榜样。

1970年初冬，我连哈市女青年因重病住一师医院。院方要求我连战士去献血，以备手术之用。当我把这个消息传达到排里时，蒋班长还有王战友、谢战友主动请缨。第二天我带领他们三人一起到北安师部医院。完成任务后，连队领导还不知道。直到团卫生院把献血费转到连队，连长才知道。于是，赶忙为我们杀鸡熬糖水进行慰问。这几位战友若无其事一样，还是照样出工劳动。

王战友平时敢于管理，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谁都慑服于他；赵战友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默默地劳动，改造思想争取进步，一直坚持到兵团撤销，全体知青回城，他才经父亲同意回城；周战友热爱学习、肯于钻研、勤奋动脑、敢于讲话，在奉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他坚持学外语、学文化、学哲学，为倡导学习知识，树立表率；肖战友敢作敢为，勇于完成领导交给的“一打三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的艰巨任务；还有吴战友姐弟默默无闻，低调做事，高尚做人……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平易近人，是人民大众的一员。

革命家庭培养了他们的高尚思想，焕发了高干子弟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他们的革命气质和爱憎分明的个性。革命先辈的谆谆教导，他们牢记心间、代代相传。他们身上继承着来自于父辈的革命基因。他们认为高干子弟就应该为党多做贡献，就应该勇挑重担，就应该抛弃低俗，弘扬高尚。他们用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鞭策自己，用伟人和导师的语录激励自己，彰显了他们人格的高贵，在战友们中间影响很大。

虽然有时个别人也表现出更多的优越感，表现出了消极情绪，个别纨绔子弟好吃懒做、互相吹牛、胡乱吹捧、不干实事。但瑕不掩瑜，绝大多数的高干子弟都是好样的，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在一起畅谈理想、情操、精神，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正气。

高干子弟的精神生活

在六十多年的生涯里和成长的环境中，我受到一种潜在的正面教育和影响，这就是从在北大荒结识的高干子弟身上学到的精神和品德。从到连队首次接触的大鹏及至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大明，他们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多数高干子弟在兵团时期都有一个笔记本，这是区别于其他人们的显著标志。在日记本里抒豪情、寄壮志，面对大荒，面对事业。那时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政治活动“天天读”之后，大家就围在油灯下，写信、写日记、抄语录、抄书、抄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我有过整整一木箱的笔记本和各种书籍、资料本。我曾经多次地翻阅、整理这木箱里的宝贝。这是我生命的足迹，生活的轨迹，同时，也记录了兵团时代的高干子弟的一些事情。这些资料现在看来相当珍贵。

在我珍藏的笔记本里记载着当年抄录的领袖语录和名人名言。尽管陈旧，但内容永不褪色，因为那里有使命、有初心。这些内容大多是抄自于那些高干子弟的笔记本。他们用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鞭策自己，用伟人和导师的语录激励自己，彰显了他们高贵门第的人格品质，在战友中影响很大。

当时我写日记主要是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足，有针对性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记录每天的活动情况，激励自己。几乎每一页都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也抄录了很多革命领袖的教导，至今我仍烂熟于心：

马克思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恩格斯说，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列宁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笔记本里引用英雄先烈的豪言壮语，鞭策自己，教育自我。

林彪、柯庆施、刘亚楼和雷锋的、王杰的、焦裕禄的、杨国才的……

精心抄下的《马赛曲》……和“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豪言壮语。

现在，翻开这些笔记本，它们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在中间的插页上有的是样板戏的剧照，有的是北京的十大建筑，还有大庆、大寨的宣传画等等。后来，这些笔记本大多成了我上学用的记录本，写满了学习笔记。它们伴随我走过三年多的学生时光。多年以后，当我再次翻阅它们的时候，有的已忘却的名字跃然纸上，字迹是那样清晰，字体是那样漂亮，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战友，你们还好吗？我想念你们！

那时的日记，多是些学习心得和抄写的领袖语录，烈士诗歌和报纸摘要，时不时地再记上点流水账。现在看来这些内容是那样地简单、稚嫩，甚至好笑，但她却真实地记录了我的成长和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在第一本里，我抄录了陈毅1961年给他儿子写的诗：

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

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

祖国要有难，汝应作先锋。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

又看耐严寒，篱边长忍冬。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

……

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

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记住吧，这些诗句曾经带领我走过艰难困苦！

在我的笔记本的中间页还抄写了一首诗歌，现在朗诵起来，仍然铿锵有力，动人肺腑。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摘录）：

这——

是马克思的声音

这——

是天才的预见

看——

历史的进程

已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方古国啊

推向人类解放的最前线

向旧世界宣战的战鼓啊

已经响彻在世界革命的延安

它——

象是阿芙乐尔巡洋舰在轰鸣

那风烟滚滚之地

又象是进行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

看——

雄壮的马赛曲

又荡漾在大西洋彼岸

波罗地海啊——

也酝酿着新的

狂风巨澜

亲爱的同志

你可曾记得

那已逝去的岁月

是何等的峥嵘艰险

那火与血的战斗

曾是怎样的

将烈士的鲜血浸染

那时的我们

又是何等的

朝气蓬勃，天真烂漫

然而——

不能不见到（有些人）

脱离了沧桑之路

走上了堕落糜烂

他们所欣赏的

——是西方爵士乐

所留恋的

——是怡红院和潇湘馆

所垂涎的

——是一职半官

所注重的

——是一身国防绿和一身蓝

所信仰的

——是乌托邦

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然而

所背叛的

——是先辈的道路

……

所背叛的

——只能是自己的慷慨之言

……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没有了他们

真理永远闪烁着光辉

地球还在照常运转

他们算什么

孤芳自诩，盛气凌人

只不过是一群高级的市侩，社会的庸人

革命的叛弃者，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我们）伴随着历史的车轮

到英特纳雄耐尔的最后实现

是的

人的道路是艰险的

我似乎看到了

大西洋的巨澜

但我更清楚地看到的却是

傲然飞翔的雄鹰和海燕

是的

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似乎听到了

魔窟里发出的嘘声

我似乎看到了

来自阴暗角落的

糖衣炮弹

但我更清楚地听到的

却是一个声音在震撼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富饶的三江平原

在呼伦贝尔盟草原

在山花烂漫的南国边疆

在浩瀚无际的戈壁滩

到处都有我们的战友

在辛勤劳动

伟大而平凡

……前进吧

巴黎公社的子孙

前进吧

布尔什维克的后代

“我们的黄金时代

我们金光灿烂的时代

就在前面。”

听听这些声音过时了吗？看看这些情景还存在吗？那个年代的兵团战士和知青荒友们，让我们打开思想的牢笼，放飞理想的光芒。

高干子弟喜爱的歌曲

闲暇时候，他们拿出从北京带来的手风琴，有人拉起来，几个小伙伴就随声而唱：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后来慢慢地我才知道，这首名为《共青团员之歌》是原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歌，创作于1947年。

当他们唱到“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我就诧异地问到，这是爱情歌曲，黄色歌曲？他们告诉我，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莫斯科城下，一群女学生唱起了《喀秋莎》。她们用这首爱情歌曲为年轻的战士们送行，反映的是一种革命激情，红军战士们热泪盈眶地走上了卫国战争之路。那时我被感动了，觉得喀秋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普通俄罗斯少女的名字了，而是千千万万苏联红军士兵的精神寄托。

一会儿，他们又唱起了《灯光》《小路》等歌曲，我们也跟随着一起学唱。这些激励人心的歌曲，唱出了人民憎恨侵略战争、绝不向敌人屈服，保卫家园、热爱和平的心声。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入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当宿舍里充满这样高昂的旋律时，我们真恨不得马上冲上战场杀顽敌，打豺狼。他们还高唱朝鲜的革命歌曲“月飞山”，很鼓舞斗志。歌词大致是这样的：“月飞山，英雄的山，俯瞰着千里南海……”

和那些陶醉于靡靡之音的其他青年相比较，这些高干子弟显得多么高大啊。

他们唱的歌曲许多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有抒情，有亢奋，总之给人以力量。这些歌曲，充满了自豪的气概，白山黑水、三江平原，歌声激励着兵团战士。那时我就坚信，如果有领土被侵犯，我们会唱着歌曲走向战场。

革命歌曲，鼓舞和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我们会一代又一代地唱下去。

将门之子

弟弟连续做错事情，惹得连队领导很生气：“别忘了，你是反革命的子弟！”

听到指导员大声训斥弟弟，一向坚毅的哥哥把头扭向一边，沉默不语，眼里充满泪水，强忍着咬住牙关。他心痛。几十年后提起这段事情，哥哥依然心酸。

他们是孪生兄弟，一同来到我们连队。原来在北京一个学校但不在一个班。来到兵团后学校按班级分配同学下连队。本来哥哥要去二十六连，弟弟去二十五连。哥哥惦记着弟弟，问他：“怎么办呢？”弟弟说：“不管他们，跟我走。”于是哥哥就来到二十五连了。连队领导和带队的学校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也没追究。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那天很好记住——“8·18”。离开的那天，爸爸、妈妈都没有去送行。爸爸被关起来，妈妈因为有病，暂时监外执行。对于他们的离开，爸爸不知晓。妈妈支持说：“去吧。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没错。当初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说后妈妈背过身去，右手背沾沾脸上的泪水。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谁啦。

那时的北大荒是麦收季节。几十年没见过下那么大的雨，地里积的水都没了脚脖子。麦子，已经成熟的麦子，几乎都倒伏在田里。于是他们哥俩和全连的战友一样，投入到收麦子、割麦子、拔麦子的劳动中。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都熬过来了。可是等到闲下来，就来事儿了，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评选兵团战士时弟弟落选了。几十年后弟弟依然耿耿于怀：“当时我不是兵团战士。”生产劳动都一样付出，政治待遇却不同，为什么？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反革命”的爸爸。

爸爸是反革命，这怎么可能呢？“文革”前两年的爸爸由大校军衔升为少将，是开国将军。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爸爸回家，肩上的肩章由两杠四花变成了一颗金豆，全家无不为之惊喜，因为事先一丁点儿信息也没有。听妈妈说，爸爸一家都是老革命，怎么在“文革”中就变成了“三反分子”了呢？记得妈妈说过，大伯就是著名的烈士杨超，那首《就义诗》“漫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一直回荡在他们幼小的脑海里。他们记得爷爷是当年的县委书记，为了支援红军抗日，不怕杀头掉脑袋，结果被敌人枪决。他们记得爸爸不分昼夜地工作，一个礼拜也见不到他。他们记得曾经的朝鲜战场上硝烟刚散，他们兄弟随妈妈在异国他乡和爸爸团聚。

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这位英雄的爸爸，“文革”发生后就变成“三反”分子，不见人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他们才知道在爸爸山西太谷关着呢。好在都还活着，但是有病不给治，也不让探望。爸爸被解放后，孩子们很感慨。好在都过去了，阶级苦不能忘，路线斗争不能忘，北大荒更不能忘，那时的那里留有痛苦与快乐。

那时的他们还很年轻，除了每日参加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由于父母在文革期间受到巨大的冲击，哥哥还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尤其在林彪一号命令后，父母离开北京被关押到不知何地，这让哥哥内心万分痛苦，对前途的迷茫，使他常常感到压抑彷徨！

终于有一天打倒了“四人帮”，父母得到了平反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哥哥也在1977年11月份告别了奋斗了八年之久的黑土地，踏上了南去的列车，经历了生命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们兄弟俩都曾经是我们排的。最初弟弟在我们一排，后来去修水库了。等我们调离六团，水库也修好了，弟弟又回到连队。哥哥最初在二排，因为整编调到了一排。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感到和普通的工农子弟没什么两样。

我们一起劳动、工作了几年，一同上山修铁路。哥哥敢于管理，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谁都慑服于他。哥哥为了照顾弟弟随着弟弟来到我们连队，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他一直用勤苦来换取领导的信任。当上班长后，不仅以身作则，还处处关心爱护战友。我们从山上修路回来到达指挥部时，已经快天黑了，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二十个床位，突然来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加强排，根本不能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那时还静坐着四个人，他们都是班长。杨大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围着火炉在为战友们烤鞋袜，烤棉袄棉裤，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此情此景感动了我。

我们在1973年分别后，直到1979年才见面。记忆里是他们两个到总后天津运输学校当兵，闲暇时间到我家找我。在兵团时候，哥哥曾经在回家探亲路上到我家来过，有深刻印象。他曾经对战友说，我去过的天津战友家，惟有排长家院子大，五间宽敞的大北房。后来我去东局子办事，专门到学校找过他们。那里的学员都是十七八岁，那时的他们已经二十五岁，老兵了，就是因为他们老爸的原因当兵入伍的。

哥哥跟我说，老爸解放了，家里一败涂地。孩子们陆续返回北京，可是没有工作。老爸当时任国防科委后勤部长，向领导反映家里困难。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给了他们两个当兵的指标，才得以安排他们两个有事儿做有工作干，学习驾驶维修专业，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毕业之后，他们分别到北京部队不同的单位任职。当我们再次相见时，已经时隔三十年了。

哥哥是从和平那里得到我的消息的。于是，拽着铁良与和平冒着寒风驱车二百多里到天津看我。一见面，大家畅谈以往，泪流满面。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了。以上的故事就是哥哥在广州，我们一起游玩时讲给我听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和哥哥保持联系，也从他们身上吸取政治营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正统教育。他们有优越感，可更多的是责任感，认为将门子弟就应该为党多做贡献，就应该勇挑重担，就应该抛弃世俗，多些高尚。

大鹏的文化传递

深秋，二龙山早就大雪封山了。那时我们刚下乡到二龙山农场河北队。有一天傍晚，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宿舍的炕上，从外边来了一个人，只见他把行李往炕上一扔，帽子一摘露出了光头，随即就躺下了，他就是从二营九连“发配”到这里的大鹏。

大鹏是北京人，当年十七岁。听他说，他们一伙人文革初期是北京红卫兵成员，后来在北京折腾得挺厉害。这年夏天家里人就和黑龙江兵团联系，让他们来这里下乡锻炼。他们来了七八个人，都是总后勤部的干部子弟。在九连的时候，大鹏也不老实，常结伙和别人打架，惹怒了当时的团领导，就把他们分别发配到最艰苦、最边远的连队。

那时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从家里带去很多物品，这些东西不但村里人闻所未闻，甚至连我们这些工人子弟都没有见过，譬如大鹏用的牙膏是从家带来的“美加净”牌，还有一块檀香皂。他说，小时候在家淘气，用妈妈的香皂洗脸，被妈妈发现后批评了一顿。那时这块美加净檀香皂是商店最上品，每块一元贰角。妈妈告诉他，女人洗脸用它，是为化妆打底子用。有时买了也是舍不得用，放在衣柜里，打开衣柜就能闻到这股檀香味。他带到宿舍的“中华”牌牙膏，黄色的底儿写着红字。那时我们在家用天津产的“红云”牙净----一种牙粉，当地老职工也没有见过。大鹏穿的高腰军马靴是部队专供军用物品，市场上见不到，更买不到，很神气，很威武。他把棉裤打上布带，然后用军马靴套上脚腿，走起路来很轻松，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一点也不觉得冷。比起棉胶鞋，简直是天上地下。还有，他腰上的军用皮带，真正牛皮的。当地老职工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中间的皮带扣子是铝的，很精致轻巧。

大鹏当兵临走时把军用马靴送给我。可是我不敢收下，因为当时很贵重，于是我给了他二十元钱，作为路上的盘缠。他推辞不要，我再三坚持，直到他揣在口袋里，我才放心地收下这双军马靴。他的军皮带也送给我，我用哥哥从中东带回的蟒皮带回赠给他。四十年后我们再次相聚，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冰天雪地中结成的友谊，依然温暖人心。

后来人们看到我脚上的军马靴、腰间的军用皮带，都会想起大鹏和有关他的事情。

一位在北大荒生活九年的干弟部子

——列车上，少华对我说

我对少华素来尊重，原因如下：1、他没有干部子弟架子，身上烙印着老革命后代的品质；2、人品好，老实，厚道，从不惹事生非；3、做事待人都很认真，不多言少语，服从组织和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默默无闻；4、为人表率，身先士卒。后来回城当上了公司党委书记，担负着一方领导工作，继续为党的事业做贡献，这是他历史和人生的必然。那年，北京举办北大荒知青下乡回顾的大型展览时，他积极主动，奉献自己，尽力而为，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举办方的组织和领导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少华向我讲述了在河北队的生涯以及我离开河北队之后的他。

他说：你知道吗，文革开始后，厄运就波及到我们家。我老革命的爸爸，初中没毕业就弃学从戎，从河南随地下党老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突然被戴上“黑帮、反革命”的帽子。我老革命的妈妈，十二岁随兄长从陕北米脂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也被定罪为“投机分子”。一夜之间我们几个革命家庭的后代变成“小狗崽子”，遭白眼，受歧视，被恐吓，招来精神折磨，皮肉之苦，我们只能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在我幼小的心灵和稚嫩的肩膀上，承受着政治歧视和接受改造的双重压力，无法改变，无力抗争……加入红卫兵我都没有资格，只是因“本人思想表现尚好，积极要求上进”而通过政审，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经批准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的事情你也清楚：1969年夏来到河北队，1970年初兵团组建，进行整党建团工作，我们一起被批准为二十五连第一批团员，继而当选第一届团支部委员。那时刘宝珍是副指导员，专任团支部书记，郭大姐任副支书，你是宣传委员，我任文体委员，还有闫战友任组织委员。

是的。他说得对，我想起了。

少华自1969年夏到1977年冬，伴随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诞生和解体，共九个年头耕耘在河北队，是元老级人物，在我们战友中他下乡时间最长，经受的磨难时间最多，我很敬佩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在河北队度过了，贡献给了白桦林和黑土地。

他回忆说：1970年7月，指导员派我去参加四营“四好连队”工作组，完成任务返回二十五连，提拔我任畜牧排副排长。任上我学习骑马、赶车、防疫、打针,配种、接生,劁猪育肥,割茸加工，呵呵，什么活儿都接触了。组织马号环境整治,试验猪号发酵饲料,改建猪号保温猪舍，配合畜牧排长做了大量工作……

1972年推荐选送知青上大学，同时困退，病退，转插，当兵，曲线招工各种返城方式陆续出现，在知青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波动，我陷入了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深深思考……面对现实，只有继续着面向黑土背朝天的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生产劳动，继续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屯垦戍边。

少华对我说：1973年3月,六团抽调近三千名老职工新战士支援六师——开发建三江。咱们连队你们一排全部调走,这在连队影响很大。当时很多战士不愿意调动，有的就纷纷躲避，连队大部分男生回城探亲不归，只有我在连里坚挺着。连里生产生活秩序遭到很大干扰，这次波动从三月份折腾到六月份才算基本消停儿。鉴于连队的组织架构变化很大，连长指导员找我谈话，让我离开了工作了三年，已经很熟悉的畜牧排,调到重新整编的农工男一排。由副排长提任正排长,从此开始了承担起新的繁重的担子。人心思迁，人心思变，思想不统一，工作难做啊。

你知道吗，后来的河北队变了大样子，和你在时大不相同了：1974年春,二十五连领导班子又调整了,原指导员调到团部,新调来指导员。这年春夏秋季劳动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到了冬季就有了变化,以往拥挤喧嚣的知青大宿舍,因大量回城知青的离去,宽畅许多,男女生宿舍之间曾经设置两排阻隔的木栅栏,已无法挡住男女知青的情感交流,一对对秘密交往谈恋爱搞对象的情侣纷纷由地下转向公开,互串宿舍搭伙做饭成为大宿舍的一景,即便是从大食堂打回饭菜,也是“各家”自己开饭。仍然“单身族”的男女知青们,谁也不当“电灯泡”,知趣地集中到无情场视觉冲击的地方,侃山群聊,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打扑克,记积分,喝冰水,脸贴条,谁输了就到小卖部买水果罐头请客……从此开始了知青生活的新内容。

1975年的除夕,留在连里过年的京津沪哈双的各地知青,或在大宿舍,或去老职工家,按地域划归,都男女搭配,一群一伙的热热闹闹地包饺子过年,从大食堂买回面粉和肉馅,刷干净头脚共用的大脸盆,从小卖部买回果酒、冻梨、猪肉罐头,有存货的战友毫不吝啬地贡献出家里寄来的香肠、腊肉、食品、糖果,围坐在炕上,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喝着香甜美味的果酒,干杯连里自酿的白酒,就着丰盛可口的菜肴,乐呀、疯呀、唱呀、闹呀！高了、醉了、骂了、哭了……

1975年是我到二十五连的第七个年头。这年春播后,二十五连建制又从二营回归四营领导,分管机务排的刘副连长提任二十五连连长。此时我调到营部宣传队。七月下旬,副教导员召集开会,宣布四营宣传队撤消,整建制划归二十二连。副教指出两个去向任我选择：一、随营部宣传队去二十二连；二是哪来哪去还回二十五连。于是我表态要求回二十五连。

回到二十五连我仍回一排当排长,带着一排男劳力跟车、运粮、扛包、扬场,投入紧张的麦收战役,享受着粮食大丰收的收获喜悦！

1976年,老父亲病危，我回京照料，秋天回连队在食堂、鹿队等地值夜班,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大约两周后,指导员先后三次找我谈话,分配我去连队学校教书当老师。1977年,是我在河北队生活的第九个年头。这年一月,中央决定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六团恢复农场建制,改名为“黑龙江省二龙山农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农场管理总局北安管理局。我们这些屯垦戌边的兵团战士,无声无息地变成了农场职工。那时我们曾在一起战天斗地的战友们，同志们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了二龙山的河北队。

我一边寻找回城的路,一边坚守教师的岗位。我接过二年级班,带他们升入三年级。既然站在三尺讲台上,就要爱学生,不能误人子弟。由于我的虚心求教、勤勉努力,本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均衡上升,得到了校长和老师同仁们的充分认可,在校长组织的各年级班主任教学观摩活动中,我带的班排在第一名。这年十月底，我向校长推荐了在畜牧排马号的双鸭山知青王战友,接替我的班主任工作。11月12日,我站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上了最后一节课,课后我向学生致意“同学们再见！”“老―师―好！老师再见！”，起立回敬的孩子们个个眼中闪烁着泪花。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喉头哽噎着半天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我们断断续续地闲聊，持续了十多个小时，直到列车驶到北安站。

少华，在我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高大的形象，一个高级干部的孩子，因为文革父母的问题被下乡，一呆就是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他就这样过来了。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牢骚和怨言，我也没有听到他高喊的口号和唱的高调，只见他默默地工作，他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战友。

二龙山屯车站到了，我们准备下车，两个年近花甲，两鬓白发的军垦老兵携手走下列车，开始省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