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2015：韩国MERS决战记

作者：三青时间：2023-05-31 阅读数：人阅读

来源 | 第一财经

近期，从湖北省武汉市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卫组织对其暂命名为2019-nCoV）疫情逐渐扩散。

根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职能类似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披露，截至1月22日上午9时，韩国共出现16例疑似病例，其中1人在20日被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并接受隔离治疗，其余11人均呈阴性而全部解除隔离。由于部分接触者已离境，疾病管理本部按照指南向各离境者的目的地国家通报相关信息。

韩国保健福祉部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应对措施，包括：针对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进行二次体温测验，将来自武汉或途经武汉中转游客的信息上传至医保系统、在疾控热线增加中文咨询服务等措施。

第一财经梳理发现，韩国从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开始，到政府发布应对措施，仅用了不足一小时，以至于有韩国媒体将政府的措施发布比喻为“破天荒”。

在韩国政府快速应对的背后，则是五年前MERS（中东呼吸道综合征）疫情所留下的“遗产”。作为目前人类已知的7类冠状病毒之一，MERS曾于2015年席卷韩国，引发重大疫情。截至韩国政府宣布重大疫情结束的2015年12月7日，韩国境内共计出现186例确诊案例，其中死亡人数为38人，致死率为20.4%，而韩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二大MERS发病国家，仅次于该病毒首次被发现的沙特。

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数据，MERS疫情导致2015年度韩国GDP比预期值下降0.2%~0.3%，不仅暴露了韩国的医疗及防疫体系的薄弱性，影响韩国民众的内需，更波及到韩国政界、商界及学界，成为影响韩国社会至今的一大“梦魇”。

慌乱的十五天

“即便是过了好几年，有时候闭着眼睛，想起来2015年的那场疫情，我都很难入睡。”年过六旬的韩国疾病管理本部首席专家、韩国某高校医学院感染内科教授金梦铉（化名），回想起2015年的疫情时说，“甚至有时候感觉会有一种幻觉，能听到死亡者的责怪与呐喊，我感觉自己的负罪感很大，以至于多次试图辞职。”

他对于MERS疫情的最大感受是，“让一个疾病和病毒处于阳光之下，才是最好的‘镇定剂’。”

金梦铉回忆称，在当年5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接到了疾病管理本部的电话，“请求支援”，希望动员专家组，前往本部进行确认。由此金梦铉将衣物、洗漱用具和研究资料搬到了研究所，开始了15天闭关。直到15天后，韩国应对体系建立起来后，才有专家与他交接。

不过，当金梦铉接到求助电话的时候，距离韩国首个被确诊为MERS的患者首次前往医院就诊，已经过去了整整15天，而距离该人士被确诊也过去了将近一周。

根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的信息，首个被确诊为MERS的患者为68岁的男性，曾在4月底至5月初前往巴林，于5月4日回到韩国，并在5月11日因发热及咳嗽症状，前往医院就诊，此后该患者因住院病床问题，曾辗转3座城市的4个医院，最终才被送往位于首尔的三级医院三星首尔医院。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教授李国宪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韩国与中东地区的人员交流较为密集，且考虑到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及地理特征，世卫组织（WHO）在2014年底就曾向韩国警告过MERS疫情出现的可能。不过，当时韩国保健当局和机场当局，并没有针对来自中东地区的游客进行任何形式的追加检疫。从2014年至疫情暴发前，韩国保健当局仅针对1人进行MERS相关检查。

更让金梦铉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进入研究所的15天时间内，没有任何韩国政府官员联系询问过情况，研究所内管理层也未向研究人员及医生询问过具体情况。

翻阅韩国媒体的报道记录也可发现，保健福祉部首次就MERS发表公开立场的时间为5月25日，有关职能部门与韩国大韩医师协会等职能组织召开对策会议，并对外宣布，为了控制针对MERS的疫情信息，将仅向医疗机构透露，拒绝向大众披露。

“更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当时韩国政府拒绝透露相关信息，以至于将仁川地区的感染者送往仁川本地的定点医院，结果连仁川市政府都没有通报，导致当地的隔离工作出现疏漏，部分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员甚至还能够出现在大街上。这对于韩国的预防医疗界，都是一大耻辱。”金梦铉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MERS的相关应对体系正式树立的6月初前，韩国全境只有32名医生及工作人员负责医学隔离相关工作，而MERS更是在6月10日才被韩国政府列为政府管理的传染病之一。

曾在MERS疫情期间在韩采访的中国媒体人小新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相关政府机构每天都向海外媒体发送不下十条的政策信息，涵盖MERS患者的数量、来源以及政策介绍等，但经常刚收到一条信息以后，没过几个小时又能够收到“更正邮件”，而且这种混乱数次出现。

此外，在发现了MERS病例以后，韩国政府的初期防御措施过于薄弱。这也就导致了确诊患者的一名密切接触者，当得知自己成为了隔离对象以后，还能够脱离监管前往中国出差。而其他的例如“被隔离患者前往地方城市打高尔夫”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至于首例疫情发生地的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某居民组织，宣布将通过民众的举报，冒着法律风险对外公开医院及疫情具体信息。

5月31日及6月1日，当时的保健福祉部部长文亨杓及韩国总统朴槿惠先后就未能阻止这一新型传染病的扩散作出道歉。新任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牵头成立专门工作组全力抗击MERS，并从6月5日起，对外公示具体信息。

李国宪也提到，文亨杓于5月2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疫情可控”，而在两天后露面时却戴上KN95医用口罩，并在青瓦台安装红外线温度仪，也引来了韩国民众的巨大反感。

民调机构盖勒普韩国于201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韩国近七成国民表示不信任政府公开的信息，有近八成国民对于政府公开的信息表示“不足以消除恐惧感”。

6月中旬，朴槿惠的支持率也首次跌破30%，以至于有部分韩国专家认为，朴槿惠的政治“滑铁卢”正是从MERS疫情管理不力开始。

首批被确诊为MERS并顺利出院的韩国籍男性金先生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他表示，在刚开始的数日时间内，他被分配在与其他肺炎患者共同就诊的病房，直到过了两天才进行分离，医生和护士“看起来都很慌乱，且每做一步事情，都需要和上级进行确认与汇报，这种情况直至6月初，才逐渐发生改变”。

不改变，毋宁死

当MERS进入韩国，来自韩国京畿道某地方诊所的医生成为MERS疫情的“超级传播者”；地方医院也成为最大的交叉感染源。

金梦铉表示，从MERS的传播规律来看，初期MERS的患者大多症状比较轻微，且与首例患者均拥有着一定的关联，直到“超级传播者”的出现，疫情开始大幅度扩散，且死亡案例逐步出现。

按照韩方的定义，一名MERS感染者假如把病毒传染给了至少其他4名患者，他就是一名“超级传播者”。这些“超级传播者”的症状要远远严重于普通患者，因此区分起来比较容易。

根据韩国的数据，在确诊患者中，有153人是被5名“超级传播者”传染从而患病的；其中一名35岁的男性患者在三星首尔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总共导致其他85人感染MERS（包括8名医生、护士等医疗人员），一名医生甚至进入病危状态，一度出现休克及脑死亡。此外，曾接诊首例MERS患者的医生，也传染了至少4名患者。此外，从186例确诊患者的信息来看，护士、医生及护工人员所占的比重超过20%。

金梦铉表示，韩国政府对于医院护工人员未有任何登记及备案措施，导致在医院提供护工服务的中国籍护工被感染MERS，但医院方面在前五天却一无所知，甚至放任感染者传播疫情的情况。

败笔还不止如此。目前韩国医疗体系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但由于该制度基本被“名存实亡”化，许多确诊患者在周边医院进行诊疗后，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大型医院再次就诊，向人流密集的大型医院扩散病原体，而韩国独有的“毫无限制的探病护理”文化也导致医院急诊室内人流密集，加上对于医院消毒经费的拨款有限等因素，是造成三星首尔医院大范围暴发疫情的重要原因。

金梦铉表示，“我们当时在进行全面调查以后，第一个想法便是：不改变，毋宁死；如果韩国的医疗环境不产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第二次、第三次MERS还将成为现实。”

2015年底，《感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在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法案包括：公开感染患者信息、打造医院间及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间的信息共享系统、开设感染病管理事业支援机构、针对护工人员及出入人员需要进行备案、培养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并规定非应急情况就诊急诊室的患者，应当追加缴纳7~10万韩元的费用，并将部分费用用于急诊室及医院消毒，还要求医院应当严格控制急诊室的人流，限制急诊室准入人员。

这一特别法对终结疫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制度保障。

逝去与留下

2015年的MERS疫情，最终导致韩国境内共计38人死亡，但几乎所有生死考验或已经死亡的患者，均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或患有耳鼻喉炎症等并发症的患者。前述被治愈的金先生也向第一财经记者反复强调，作为身体健康及没有基础疾病的年轻人来讲，“每个身体器官，似乎都在帮助我的痊愈”。

不过，即便如此，这也引发了韩国国内对于“外出”本身的恐慌心态，彼时的韩国社会也成为“谣言”、“末日论”等的温床。韩国警察厅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下半年，有关于虚假新闻、名誉损毁等相关案件的受理数量相较上年同期提高了近15%。

李国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统计，截至2015年7月，因MERS取消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已达到了12.72万人次，期间韩国百货店的销量相较于5月第一周平均下降25%，相较去年同期下降16.5%。以至于韩国央行及财政部通过了降低基准利率，以及规模高达15万亿韩元（约合890亿元人民币）的增加财政预算、提供金融支援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才勉强使韩国经济损失“控制在36亿美元（约合248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口罩”、“空气净化器”在部分网络平台的销量出现大幅上扬，同比增幅超过100%。

作为MERS留下的最大遗产，除了制度上的改进以外，便是一套覆盖出入境、边检及医疗当局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系统”。该系统与韩国所有正规医疗机构联网，医生在向该系统输入患者信息及症状后，若该患者曾前往危险地区旅行或工作，该系统将立刻弹出提示，并将信息自动传递至地方疾控机构。据金梦铉介绍，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韩国将启动该系统，所有从武汉进入韩国的游客信息均将录入该系统。

韩国电信运营商KT也推出下一代传染病预防系统“GEPP”，运用5G信号及国际漫游数据，完成多国保健机构间的联动机制，共同完成对于传染病患者从启程至回家的全过程跟踪，便于各国疾控机构进行协作。

此外，在金梦铉看来，目前中国在应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面的一些措施，值得韩国保健当局学习。

“例如，我们发现，中国在肺炎疫情爆发后，立刻将部分具有隔离条件的医院指定为发热定点门诊，进行从交叉感染源头上的隔离，并将医院的信息及时对外公布，这对于经历过MERS交叉感染的韩国医院来讲，具有比较重要的启示意义。”金梦铉表示，从目前中国官方数据的披露，以及病毒基因破译情况来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力应该介于非典和MERS之间，但仍应当关注病毒的变异情况及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金梦铉最后提醒道，当年MERS在进入韩国境内以后，曾产生病毒方面的变异，这或许导致MERS在韩国传染力加强，而导致病毒变异的原因有许多种，可能包括内部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应当对于不同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力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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