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期 | 崔之元：国资国企改革与国进民也进

作者：三青时间：2023-05-30 阅读数：人阅读

国资国企改革与国进民也进

崔之元

【编者按】2020年是三大攻坚战收官之年。近期银保监会召开的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提法十分值得关注：“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也在近期印发《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例如，山东金英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非原纤化Lyocell纤维生产线于2019年12月31日凌晨5点28分一次性试车成功，该生产线为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原纤化Lyocell纤维生产线、国内首台套Lyocell纤维智能制造数字化生产线，填补国内该领域技术空白，对拓宽Lyocell纤维应用领域和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化纤产业转型升级和纺织服装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金英利的这项技术2016年中纺联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而项目能顺利投产又与地方国有平台参与企业重组，化解融资风险，与民营股东共度难关有关，公司国有企业股东包括寿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寿光市金宏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寿光市宏景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计占股62%。今后可以预期，中央地方的金融协作机制也将为地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重组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探索空间，尤其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对于国进民也进机制的探索。本期刊发崔之元教授2009年的一篇讲话整理稿，希冀帮助读者更好地思考这一问题。本公号后期也将持续关注并推送有关案例的研究。

谢谢茅老师。我非常高兴今天上午有机会到天则所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好像有十年没来天则所了，上一次来天则所好像在十多年之前，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就是96年。

刚才茅老师也讲了，就是重庆市的国资，我可能和张老师对事情的状况认知不太一样。安徽和山东我不太了解，但是重庆从去年11月，我连续去了6次重庆，我觉得这个标题可能事实不一定准确，我觉得重庆的发展是国进民也进，黄奇帆到重庆以后，他2002年去的，他到2008年，他把重庆的市属国资增长了4倍，但是与此同时，他大大减少了企业的所得税。因为西部大开发都可以在符合产业条例的基础上，对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当然国家规定是33%，但是在一些企业园区里面可以有一些优惠。但是黄其帆做了一些认购。因为其他的一些省市做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很快发现政府财政很困难，无法一些社会职能，所以它又收回了33%的企业所得税，但是到2008年以后，我们改成25%了。重庆一直坚持这样普惠的政策，特别是吸引了许多民营企业，它成为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黄奇帆2003年就说，所有的企业的税负都要降下来。要是33%的所得税，就和银行的利率高不了多少，他说那样不行，他一定要把它降到15%，所以重庆市是普遍的，也不是只有工业开发园区是15%，所有的企业都是15%。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国资的增值，可以使企业很有底气，我可以实现给教师发工资的职能。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近大家知道，重庆刚刚两个星期之前，一个月之前，投入使用据说可以和国家大剧院相媲美的重庆大剧院，那个是非常好的设计，我进去看了。但是整个的剧院的设计，投资都不从一般意义上的财政。黄奇帆说，由于增值产生了政府的预算，包括它给农民工上网，自己交费交不起怎么办呢，可以有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可以使农民贷款，把自己的1/3交上去。如果比较说建大剧院，给农民上保险，修路等等，建大学城，还是要取决于民营企业，但是由于对民营企业低税，而产生的国有资本的增值，这个时候就不取之于民了。

这些都是因为重庆国资增值以后，它有底气可以做到国资增值和偿还于民可以并进。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年呼吁的，张老师也同意的，我一直呼吁社会福利分红的一个主张。这是诺贝尔经济学讲的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比如说要提高经济的利率，税收太高了，就妨碍你民营企业的创业积极性，你税收太高了，德国是40%、50%，北欧70%，但是确实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米德认为这是西方最大的一个弱点。它是西欧的一个国王形成了中世纪晚期的一个国债和税收的机制，而米德一直主张要建立自由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加主张市场的竞争，而公有资本在市场里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公有资本的增值，促进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的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有更大的发展。米德的三大共性：第一个共性是凯恩斯的指导下，和斯通这个人的影响下，创建了GDP的核算表，这个是最早的GDP、GNP的核算表。第二个就是我们老用的平衡，米德是国民经济的创始人。第三个，他倡导自由社会主义，但是这个没有得到重视，既使在他的祖国英国也没有人重视。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于理解重庆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启发的。

从实际来看，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判断这个事实来看。比如说，比如重庆有一个力帆集团，是重庆的汽摩行业是重庆的民营企业，都发展的非常好，重庆的摩托车已经完全把原来的日本的雅马哈都打下去了，它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也是世界第一。力帆集团现在要上市，要求引进国有的投资者。这个就像蒙牛的牛根生，有人说他卖身投靠中粮集团，但是他自己愿意引入。80年代的冯仑，他为什么引入地方国企，我觉得我们可以请冯仑、牛根生来参加这个讨论，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市场的行为，还是说有什么行政命令逼着他要这样做。

最后一点，和张老师有一个不同点，刚才张老师说国进民退好像和当前的金融危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国进民退，我认为国进民也进。我觉得主张国有化的两个西方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索罗斯，一个格林斯潘，他们认为国有化必须进行，哪怕是暂时的。索罗斯，大家知道，当鲍尔森提出7千亿美元来买坏帐的时候，索罗斯是不同意的，它不是作为国有资本注入的，不是注入资本金的话，因为你就无法带动。因为7千亿作为基本资本金的话，根据8%的话，等于国有化×12%，所以索罗斯认为，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不应该买坏帐。格林斯潘认为，从买坏帐的角度，也应该国有化。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比较慢，他所谓的有毒资产，不能快速地被剥离，一个问题就是有毒资产的定价难题。因为现在的有毒资产的市场价，原来的市场价可能是一块钱，现在可能不到一毛钱，现在比如说花旗集团，他觉得现在价钱比较低了，如果国有资本来够了，他就会用模型价值，所以政府不愿意补贴太多，所以这样政府和花旗集团很难达成剥离坏帐的协议，就僵持着，因为帐面没有剥离坏帐，别人不敢跟你做生意，因为认为你的经济有漏洞。格林斯潘认为，如果你把花旗集团国有化，或者部分国有化，你收购的坏帐，相当于你把钱从左口袋转到右口袋，但是双方都是主要的公有成分以后，就使得能够迅速解决坏帐，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就特别像重庆国企像90年代后期也是发展的一塌糊涂，黄奇帆去了以后，成立了一个鱼腹公司，这个鱼腹公司，重庆的1000多家企业欠工行的坏帐，一次性地还给工行，然后又发展国有企业。他可能想当时，工行同意帐面20%的价值，可能是亏了，当时应该要30%、40%才好。但是，黄奇帆和工行达成了这个协议，也确实因为鱼腹公司是重庆国有，工行是中央国有，但是它们没有一方是私有，一方是公有，所以西方的发展也证明，现在花旗集团已经被36%国有化了，AIG已经被70%国有化了，通用汽车已经是60%国有化了，只有5%是个人股东。

但是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假设张老师说的，以前的国有又回来了，但是从重庆的这个事情看，从黄奇帆是一个改革的闯将来说，他们不会重蹈以前不事实，乱干预的情况。我这儿有一个以前他们的一个国企的措施了，这个文章，有兴趣我可以给大家参考。

当前的事情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因为盛洪一直对西方的帝国和帝国传统有很多批判，这是我非常赞同的。但是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些载体，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就是这个载体。这个载体应该跟米德所说的自由社会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美国的阿拉斯加，因为它的公有石油，取消了个人所得税，每年都给阿拉斯加的社会居民发一个社会分红，就取消了现在的低保。因为低保很不好，对隐私影响很大。如果妇女领低保金不能戴项链，还有说不能带手机什么的。我们设想，我们的公有资产对社会分红，而取消或者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米德说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这个萌芽，我觉得在重庆已经初步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