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21时许，章英启在回家途中被人绑架至宜宾翠屏区一居民屋内，并被胁迫参与将一名陌生女子杀害，并被勒索数额1亿之多的赎金。一时之间，对于章某如何定罪量刑，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该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现已抓获。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因经商亏损巨额资金，在案发半年前邀约岳某，陈某，冯某等人，预谋对章某进行绑架勒索。案发之前，四名犯罪嫌疑人曾在章某楼下居住长达半年之久，目的在于摸清章某的生活轨迹。案件经过为，11月10日21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岳某，陈某利用冯某事前准备好的脚镣，在宜宾一小区的电梯内以喷辣椒水，捆绑手脚，捂嘴蒙眼的方式，将章某绑架至翠屏区赵场镇一出租房内，并用自制的手枪威胁章某在2016年3月前交赎金一亿元。章某被胁迫同意后，四人威胁章某对一按摩店员工以绳索勒颈的方式进行了杀害，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摄像记录，以作为威胁章某的证据。之后章某被放回家准备赎金，后因章某报案，导致案发。该案判定章某是否承担责任的要点，在于章某被胁迫杀害按摩店员工时，是否成立紧急避险，意志是否自由。根据犯罪构成的两要件理论，犯罪包括违法构成要件和责任构成要件。章某杀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符合构成故意杀人的主体和行为要素，但关键在于判定其是否有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或犯罪嫌疑人胁迫章某杀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间接正犯。1、根据刑法第21条，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损害另一法益的行为。由于刑法条文并未明确规定紧急避险的限度，因此对于紧急避险限度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对于章某的定罪量刑。此处采用中国关于紧急避险的通说，即损害法益应为较小法益。 在犯罪嫌疑人持枪威胁章某杀人时，其一，满足其为“正在发生的危险”之条件。其二，判定其行为是否为“不得已”之下的选择，需要判断犯罪嫌疑人胁迫章某杀人的目的何在。按照常理，犯罪嫌疑人以绑架为手段索要财物，其完全可以挟持章某去银行取出钱物并将财物带走即可。但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要挟章某杀人，就是为了防止章某去公安局报案，从而防止犯罪嫌疑人自己被抓获。换言之，即使章某直接将钱财取出交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为了达到使自己的犯罪不被警方发觉和知晓的目的效果，依然会选择杀害章某以灭口。因此，如若章某不杀害该按摩店员工，而是采取其他方式，其结果都难逃死路一条。唯一的保全自己生命法益的手段就在于听从犯罪嫌疑人的胁迫，方能放松犯罪嫌疑人的警惕，从而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当时的情况已符合了“不得已”的程度及要求。其三，紧急避险要求其损害的法益为较小法益，而本案中，损害的法益与保护的法益皆为生命，属于同等法益，无大小可言。因此，章某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应当认定为紧急避险过当，但应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在责任能力层面，其受他人绑架和威胁，处在不可抗力控制的情况之下，无法抗拒，且已经达到了使其完全丧失意志自由的情况，对此，应免除其刑事责任。3、在共同犯罪理论中，章某杀人的行为来自于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犯罪嫌疑人以威胁和捆绑拘禁的方式，使章某完全丧失了身体自由和意识选择自由。犯罪嫌疑人获得了对章某的支配，在犯罪嫌疑人的支配下，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得以实现，结果得以发生，因此，犯罪嫌疑人应当为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侵害法益的结果和责任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承担。综上所述，章某存在避险过当。综合考虑其处于被控制地位以及丧失意志自由的事实，且考虑到其有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情节和如实供述的行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犯罪嫌疑人犯有绑架罪，非法制造
，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对于主犯刘某从重处罚。其他从犯依其各自犯罪情节，相应定罪量刑。此案件反映出，在我国，虽然实行严格罪行法定的原则，但是对于诸如紧急避险限度的规定，还较为空白，导致对限度理解的不同，判决结果就会各异。根据法理学理论，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是最低底线的道德。在面对紧急情况，迫不得已时，在只能以损害他人的生命法益来保护自己的生命法益时，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出不侵犯他人生命以自保的选择，对于道德的要求过于严苛。一定程度上，我们并不能以避险过当的法律后果，来反向要求行为人具有如此道德，这并不符合社会现实和道德现状。因此根据当前通说，对于部分特殊案件的处理可能会有失公平和合理，丧失了对人性的合理考虑。因此，刑法理论还需结合丰富的社会实际予以发展，从而更加适应社会生活，促进公正司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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