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字被解释成「止戈」正确吗?
按:以前旧文的一部分,截取作为回答,长了一些,从根儿上说。
“武”字意义的分歧,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以来“古文字学”和“文字学(狭义)”之间的矛盾。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两者的关系。为便于阅读,避免混淆,下文将“文字学(狭义)”称为“汉字学(狭义)”。
古文字学和汉字学是两个学科。前者主要研究先秦时期的古汉字(下限可延伸到西汉早期),后者则主要研究从小篆直到现代的汉字(两者有一部分交 叉)。汉字学源于以《说文》为基础的传统“小学”,学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古文字学则是传统“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与历史学(狭义)、考古 学、文献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
这两个学科研究的是汉字的不同发展阶段,按理说不应该有什么冲突;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曾经充满了矛盾。主要是传统小学排斥新兴的古文字学,用古文字学家唐兰的话说,古文字学是被传统小学“革出教门”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开始就不认可甲骨文,怀疑它是安阳农民伪造的;而他的学生黄侃则比较开明,偷 偷往章太炎的枕头底下放了几本郭沫若的书,章太炎偷偷看了之后,立场才有所松动。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献不断地增多,研究也不断地深入。尽管这两个学科还存在着一定的门户之见,但是甲骨文作为已知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 已经得到了古文字学界和汉字学界的公认,这就是事实的力量。
关于古文字学和汉字学之间的矛盾——比如在古文字学家看来,《说文》的解释有不少是错的——我有一个观点:
首先,学者也好,读者也好,都要清楚自己的主旨是什么:是从纯文字学(科学)的角度探求文字的造字本义,还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后人对文字的理解?其次,不要以为同一个对象只能有一种研究角度,不要排斥自身之外的其它角度。
在我看来,这两者各有各的价值,同等重要。特别要指出的是,造字本义同样体现了造字当时的人们的观念,除了纯文字学上的意义外,也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
如果是求本溯源,那就必须从甲骨文、金文入手,重视古文字学家的意见;而研究《说文》的人则应该承认:《说文》对不少字的解释,依据的都是讹变之后的小篆字形,是不符合造字本义的,不要试图为其辩解,非说《说文》所言才是造字本义(这种学者现在极少)。
另一方面,“错”和“对”都是有前提的、相对的。《说文》的“错”,也有“错”的价值,因为它记录了写作当时的人们对文字的理解,虽然不符合造字 本义,但这种思想观念却是真实存在、值得研究的;而古文字学家则不应否认这种“错”所承载的思想文化意义。正如当年“亩产三万斤”的记载,从农业科学的角 度不足信据,但它对于历史研究却是真实的史料。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学经典的研究,比如《老子》有王本(通行本)、帛本、简本之分,因其形成年代不同,文字、思想均有差别,以哪种版本为准,要 看你想研究什么了。比如通行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简作“绝伪弃虑,民复季子(季子即赤子)”。可见,前者是后世道家出于反对儒墨的需要而篡改的。
如果想研究老子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那当然要以早期的“绝伪弃虑”为基础;但是,后来的“绝仁弃义”也体现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自有其价值,只不 过研究“绝仁弃义”的人要明确,那已经不是老子所处的时代的思想了。(“绝伪弃虑”是否最早的版本,是否原话,目前还不好说,但是在还未发现更早的版本之 前,只能先以之为基础。)
好了,有了前文的基础,现在谈谈对“武”字的理解。
“武”字楷书似乎从“弋”,但这是后来讹变的结果,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一直都是从“戈”的;后来“戈”的斜画讹为“武”的长横,而“戈”的横画讹为“武”左上的短横,于是就变成从“弋”了。这个过程清清楚楚,不必再多说。
《说文》云:“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 此说源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后人据此,大都认为“武”字的本义是:停止(或阻止别人)动用武力,才是真正的“武功”。应该说这里面蕴含着很深刻的哲学思想,值得认真研究;然而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武”字的本义却不是这样的。
在古文字中,“止”是“趾”的本字,开始也用来表示整个脚,后专指脚趾;又假借为“之”,少有用作“终止”的例子,这是后起义项。“止”字作偏旁时,多表示行动,所以“武”的本义是“戈”在行动,也即动用武力,与通常“止(停)戈为武”的解释正好相反。
这个例子对于上文所言,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造字本义和后人的理解其实并无矛盾,关键是你的主旨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武”字的本义,进而研究古人造字的思路,或者是想研究商代的思想,那是不能使用“止(停)戈为武”的,而研究春秋时期的思想则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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