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飞跃精神病院

 为了自由，徐为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还将精神病康复院和监护人告上法院。他花了14年，飞越“疯人院”。

4月14日，徐为对败诉感到失落，表示还会上诉。图 / 来源网络

文 | 单子轩 翟锦

编辑 | 金匝

过去14年，徐为（化名）很少见到夜幕一点点降临的样子，倒是每天把天空从黑暗到蒙蒙亮的过程看得清楚真切。

对他来说，夜晚是漫长的。在他居住的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病人们被严格规定按照一套特殊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30是早餐时间，10:45午餐，午睡到下午1:30，3:45晚餐，4点就要回病房睡到第二天。

长夜难捱，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醒来后，徐为会打开广播，听听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等待天亮。

“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他反问道。

即使不愿忍受，从2003年7月12日入院以来，他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5000多个日夜。

徐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过药物治疗，病情稳定，入院后未出现伤害他人和自己的危险行为，还在康复院里结识了女友迎春，和她维持了十余年的恋爱关系。

为了自由，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徐为尽力抓住每一丝光亮：他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并在2013年5月6日，即《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6天，委托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院。作为依《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案件，徐为案也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但那些光亮，却总是从手中溜走——哥哥不愿接他出院，他出逃当天就被抓回，官司经过一审、二审，以败诉告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媒体纷纷将徐为的故事冠以“中国版飞越疯人院”之名。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局中，主角迈克•墨菲历经曲折，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徐为没看过这部电影，只在网上瞥过一眼剧情介绍，他不愿要同样的结局，十几年来，他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结果：能出去，能被当“人”看。“徐为”这个名字，就是后来他给自己取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麦克·墨菲，因无法忍受疯人院的生活，开始自己的计划：飞越疯人院。却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

从36岁住到51岁，精神病院里的徐为掉了两颗门牙，眼睛也开始老花，看不清护肤品瓶子上的小字，好在，他等到了想要的结果。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对徐为来说，总算有一寸光照进了现实。

飞越疯人院

得知鉴定结果的那一天，徐为立马联系了代理律师杨卫华，催促他赶紧帮忙把鉴定书取回来，“不能拖，一拖，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徐为害怕夜长梦多。

过去一年，他因为官司波折，折腾得瘦了十来斤，才51岁的他现在已经肩背佝偻，不太能直得起来，走起路来腿脚也不利索。说起过往，他语速飞快，语气鲜有大的起伏，讲述到那些略微沉重的故事时，会用手指关节处略微摩挲一下眼角。

徐为的精神病症要追溯到青春年少时，23岁那年，他借出国潮去了澳大利亚，边打工边读语言学校，其间迷上赌博，输掉100多万，一度在澳洲的慈善机构接受救济，此后又被告知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取得签证，被遣返回国。那时，他已经产生了被监视、被跟踪的幻觉。

徐为曾在国内找过两份工作，但都做的不长久。他想回澳大利亚，越洋电话费就花掉上千元。“我爸爸急了，就告诉我大哥，大哥说我病了。”2001年，徐为因此被送往上海市普陀区精神病院，并于一年后出院。

两年后，徐为进入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他在争吵中拿指甲划伤了父亲。此后他不断给父亲和居委会打电话，希望他们过来接自己。父亲年纪大了，找不到路，哥哥也不愿意。没多久，继母去世，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徐为终于意识到，出去，只能靠自己了。

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徐为在这里住了14年。图 / 单子轩

不是没想过逃。2004年，在康复院空地的墙边上，借着一棵树挡住的角落，他曾踩着病友的肩膀意图翻墙，可是手臂伸到最长，还是有半米多的距离无法逾越。

后来，他发现，那些翻墙爬出去的病友，总是隔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家人不接纳，身上又没钱，只能流落街头，被警察送回来。他告诉自己，要出去，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事——为两百多名病友理发，以此争取到每月60元的薪水。因为精神状况比较稳定，他还帮助院方管理病人。时间久了，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能够有偿帮病人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顺便赚些跑腿费。

在和医生、守门阿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徐为的底线：医生让大家帮忙把发病的人绑起来，他从来不参与。

为了存钱，他极力节省，烟瘾戒不掉，就只抽最便宜的，一毛钱一根，抽一分钟就灭，他一天抽10根。还帮病友带过不知道多少次生煎，他自己“一口都没吃过，舍不得”。用攒下的钱买了一部手机后，徐为要带女朋友迎春一起偷偷走，可想到万一走散了怎么办，于是又买了第二部手机送给迎春。

七八年下来，加上政府发放的残疾金，徐为一共存了两三万。2011年2月，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准备带着迎春逃往广东。他告诉精神病院守门的阿姨，4点钟要出去买点心。

两人在上海南站买了9点多去广州的站票，因为又冷又饿又困，在候车室里睡着了，醒来一看，康复院的医生和护士已经朝他们走过来。

和女友的逃跑计划失败后，徐为从此失去自行出入康复院的特权。他说，这没什么可惜的，因为“每次出去时我都知道，那都是暂时的，不是真正的自由”。

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

为了追寻真正的、长久的自由，徐为走上了诉讼之路，将康复院和作为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庭。

2012年底，他通过网络联系到深圳衡平机构，机构发起人黄雪涛律师，长期关注精神病人和疑似精神病人群体的权利。徐为也因此结识了后来向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

黄雪涛当时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唯一的安慰是，二审时，法官李虎曾在庭审结束后说，“最后我想告诉院方，徐主张出院，是正当权利。法庭之外，不管结果如何，要善待他”。

过去5年里，徐为把康复院告上法院，但同时他还住在这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徐为不得不处处谨慎权衡，让自己的行为不被挑出毛病。病友没来由地拿碗砸他的头，他不吭声；记者、律师和社工来找他，康复院不乐意，一度没收过他的手机，“后来他们看我老实，也就管得少了”。

小心经营的徐为没能等来想要的结果。二审败诉后，他一度情绪崩溃，“觉得出不去了，很绝望”。庭审时曾跟访过徐为的《凤凰周刊》记者曾鼎回忆， 徐为问他：“难道我真得一辈子被关在精神病院？”曾鼎当时也一度觉得，徐为希望回到平常街巷生活的愿望看起来并不乐观。

在曽鼎、杨卫华、黄雪涛和其他接触过徐为的社工的眼里，徐为一直克制、有礼貌，即使心里着急，也从不打夺命连环call，更不会像有的精神病人那样不管不顾地宣泄情绪。只有在得知判决结果时，徐为曾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几句，气得摔了手机。隔一个小时再见面时，他即使面色有些难看，也没了脾气。

但对情绪的克制，也让徐为的崩溃、沮丧都郁结在心，没有出口，“没地方可以说。就是想死，但又死不了”。

在精神病院，死亡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入院14年，徐为记不清看过多少人离世，“时间长了，都麻木了”。

也有人轻生，试过各种各样的法子，比如吞下两枚硬币，尝试上吊，但医护人员会立即冲过来。还有在外出看病途中一头扎进河里的，河水不深，病人毫发无伤，反而是跟着跳下去救人的医生把脚扭了。

入院头两年，徐为也试过一次跳楼，后来摔在楼梯上，脚踝骨裂，不敢告诉医生，只说是下楼时不小心磕到，“他们会认为你发病了，就更出不去了”。

二审败诉之后，徐为在电话里求着杨卫华想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司法鉴定，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两次鉴定，2012年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4年是“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

他说，已经下定决心，这一次，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那些没有十足把握的死法，他也不敢尝试。如果这次的鉴定结果还不理想，他打算装病，让医生带他去附近的莘庄医院，然后死在那里。至于更具体的死法，他扬起手臂，挥了几下，“哎，不说了，不说了”。

“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悲壮的。”为此，杨卫华把案由想了个遍——申请宣告徐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徐为生母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徐为大哥的监护权。2017年5月10日，徐为做了鉴定，结果为“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最终如愿以偿。

鉴定书

“亲人不是亲人”

有些人是通过黄雪涛联系到徐为的，在给对方电话号码之前，她会说，要先问徐为的意见：“尊重他个人的偏好和选择，是我们坚守的原则。不管他是否有病，我们都坚信，他是有能力为自己做选择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为被剥夺的，正是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在之前和院方协商的过程中，院长曾经表示，徐为的病情稳定，只要监护人同意就可以出院。但父亲死后，被指定为徐为监护人的大哥徐兴（化名）从不肯答应接他出来。要想出院，徐为就必须放弃父亲留下的一处公房的租金，并将户籍迁出公房——徐为称，案件审理期间，大哥曾打来电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肯。

徐为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祭日。只记得是某年春节前后，亲人来探视，他才知道父亲已经走了。“等我出去，去看看父亲，他喜欢喝酒，到时候我拿一罐啤酒，他喝一半，我喝一半。”徐为已经没什么“亲人”，一家兄弟4人，两个哥哥一年来一两次，通常不说什么话就走。弟弟在他入院不久后，也因身体残疾住进了上海一家福利院。

为了出院，他试图变更监护人，联系上了半辈子没见面、连样子都记不清的生母。母亲出家多年，给他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播放佛教音乐，徐为自己摆弄着，把它调到了别的电台听新闻，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除此以外，来探望他的多是律师、志愿者和记者。有一次，小学同学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的新闻，张罗着来了，“我告诉他们别再来了。我想要出去，他们也帮不上什么，过来一趟还挺麻烦的”。徐为说，自己在人情关系上比较淡漠，但不害怕孤独，他怕的是，不能有尊严地按照自己想活的方式活着。

杨卫华、黄雪涛和徐为的合影

这次获准出院后，他给哥哥打电话，商量着拿家里的公租房开个棋牌室做生意，再把租金补给哥哥，“他不答应，说你就是没有房子，没有钱”。“我们那代人小时候，品德好就是一切，后来长大了，社会变了，什么都是有钱才行，全破碎了，只认钱。”在徐为眼里，哥哥对自己如此，部分病友的家属也一样。

徐为一直记得，有个跟他要好的病友爱抽烟，但是对方的哥哥只给他抽发霉的，“他哥哥做香烟生意，卖不出去的烟才给他抽”。还有同屋的一个病友，他母亲一个月只给20块钱，“这里伙食不好，20块钱根本吃不饱，我让她多给点，她说，反正他也不懂”。

“这样的亲人，就不是亲人。”他劝病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没履行好义务的监护人告上法庭。但大家只会无奈地回答他：“那他们要是不高兴了怎么办，现在一个月来一次，以后半年、一年都不来。”

外面的世界

拿到鉴定结果后，徐为立刻在网上下单买了行李箱，但迟迟没有收拾行李——“万一有什么变故怎么办？等都确定好了再收拾，不急。”

徐为所说的变故，是女友迎春的出院问题。他要等迎春一起出去生活。杨卫华曾建议徐为自己先出来，可徐为觉得，只比他小3岁的迎春不谙人情世故，心思单纯，他放心不下，“我走了，别人肯定要欺负她。”迎春的哥哥称，自己没时间照顾她，不同意迎春出院，徐为向律师提出建议，把迎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

入院的那个夏天，徐为一件衣服也没带，只拎着个面盆就住了进来。过冬的衣服都是病院里东借西凑来的。在精神病院，他也不讲究穿着，夏天都是赤膊。有人到访，他光着上身，不好意思，套上了很久以前在附近商场买的10块钱一件的紫色短袖，领口的边儿都翻了起来，破了好几个洞。徐为说，这件出去就没法穿了，不如趁还在精神病院多穿几次就扔了。

连上残疾金和医保，如今他一个月能有1900多元的收入，除去上交的住院费和伙食费，还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块钱，徐为一度想付给杨卫华做律师费，被拒绝了。杨卫华说，徐为在待人处事上一直有着自己的体面：不爱麻烦人，也不愿受人恩惠，庭审时跟律师、记者一起在外边吃饭，徐为总抢着买单。他不愿老是拜托康复院的员工帮他买东西，就学会了网购。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徐为的故事后，不免会有担心：这么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徐为会不会和时代脱节——但事实恰恰相反。比如考虑到出院后的住处，徐为下载了个租房app，发现郊区有不少便宜的房子，自己的积蓄也还租得起。每天的午休时间，他就借来室友的地图，研究在哪里找房子合适。

徐为家所在的小区。图 / 单子轩

探访的人离开康复院时，他拉着对方说：“你会骑车吗？我们这有辆共享单车，你把它骑出去吧。”在黄雪涛眼里，徐为是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很多人还并不具备这种意识”。

这些事例都让杨卫华感到欣慰，但他还是告诉徐为，出来之后一定要争气。“如果以后他的日子过不好，大家又会说，当年是这个律师、这个法官、这家精神病院把他放出来的，还不如让他待在里面呢。”在杨卫华看来，虽然这原本就是两回事，徐为有作出危险行为的可能性，也有生活落魄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其实所有人都有。”

从2013年开始打徐为案的官司，黄雪涛和杨卫华总会被记者和其他关注此案的律师问起：“徐为到底有没有病？”“我不会去做这个医学上的判断。但他有病又能说明什么呢？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他各项能力都具备，能正常生活，有病就不能出院吗？”黄雪涛说。

黄雪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徐为的时候，徐为拿出一份经历介绍的材料——边缘上都是他用铅笔、圆珠笔写的批注，对于事情的细节，他回忆得清楚具体，逻辑完整。

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徐为有着清晰的认知。曾经有个“精神病世界”展览的策展人联系过他，希望他能提供从康复院逃跑时用的工具做展品，徐为最终谢绝了，这个策展人说：“他想要的就是出精神病院，他知道这个展览对他出来没什么促进作用。”

徐为说，他想着出了精神病院，总有办法可以生活。他翻出一个已经四处脱线的背包，是从迎春的哥哥那要来的，里头放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为了准备好随时离开，2008年康复院组织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徐为找理由把身份证要到了自己手里。

如果不是迎春想住的离儿子近，徐为最想去的是广东——“没人认识我，混得好不好都不怕，而且天暖和，睡在马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徐为不怕飘零，“哪怕流浪，那也是自由的”。

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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