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柳甄这一年:迷失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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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晓宇
最后,她终于换上了一套让她感觉自在的衣服,宽松衬衫搭配阔脚裤——她平时上班就喜欢这么穿,就连她的微信头像也是类似的造型。
毫无疑问,她喜欢那张照片,这才把它放在社交工具的首页上。而那也正是她想要扮演的角色——一个女人,她逆着光站在某个论坛的讲台上,背景一片耀眼金黄,而她的身影则在光线的簇拥下隐没成一道黑色的纤瘦剪影。
这反而让她更加引人注目了。会有人好奇,想知道这个看起来举足轻重、却又看不清面孔的女人,她究竟是谁。
她是柳甄,中国优步高级副总裁。由于这家跨国超级独角兽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中国区CEO,所以,柳甄往往就被视为UBER在中国的代言人。她出席论坛,接受采访,参加辩论,扮演她的角色,不过,她的主要任务被认为是负责公司在中国的职能部门,以及参与战略布局。
她还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侄女,滴滴出行CEO柳青的表妹。滴滴出行是UBER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联想集团投资了另外一位竞争对手神州租车,局面变得更有戏剧性了,在好事者看来,几乎有莎士比亚式的家族宿命感——一对姐妹,因缘际会,令一个最受关注的行业更加骚动不安。
过去一年,这两个身份杂糅在一起,让年轻的柳甄尝到了万众瞩目的滋味。
一年之前,她还是个无名之辈,在硅谷一家律所工作,专门为创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在硅谷,创业公司多如牛毛,这样的交易律师便也多如牛毛。一年之后,她因为在足够重要的时刻,接触了一家足够重要的公司,接受了一个足够重要的工作邀请,得以和其他几个足够重要的人一起,置身于一个足够重要的行业——她一下子成了名人,受人关注。
毫无疑问,柳甄享受这种“重要性”。她是个有事业野心的女性,说话干脆利落,这种“冒险、往前冲、千方百计把一件事做成”的感觉,正是她想要的。若非如此,她也不会放弃优渥稳定的律师工作,加入一个关注度极高的新兴行业。
她自己说:“我喜欢冒险,加入UBER符合我的本性。”
不过,她来不及回味这种感觉。过去一年,行业的变化太大了,竞争的压力也太大了,用某位竞争对手的话说,“这个行业,天天都是高潮”。去年4月底,柳甄加入UBER中国的时候,这家公司正同时在全球40个国家的200个城市开拓业务,估值410亿美元。一年过去了,这些数字分别增长到了70个国家、超过400个城市、融前估值625亿美元。
但是,近乎翻番的高速增长并未让柳甄的日子多么好过,因为竞争对手也在加速。相对之下,UBER虽然来势汹汹,但一年下来,它在中国的业务被外界质疑发展过慢。根据UBER公布的最新数据,UBER在中国市场的60个城市开展业务,拥有500多名员工,日单量数百万单。而滴滴出行公布的数据是400个城市、超过5000名员工、日单量1100万单,几乎是UBER中国的10倍。不仅如此,过去一年,滴滴还在布局,后发制人,主动投资了UBER在美国和东南亚的另外几个竞争对手LYFT、OLA、GRAB TAXI。
这一年,柳甄真不容易。第一次创业,就遭遇了白热化的寡头竞争。她有心理准备,但恐怕也准备不足。她试图找到自己的节奏。
她公布说,过去一年,中国优步的市场份额从起步时的仅仅1%增长到整个网约车市场约三分之一。
她开始表态,2016年,UBER要加快速度,在中国扩张到100个城市,“希望在明年超越滴滴”。
她在解释:“从2016年开始,圈地不再是最重要的,运营效率才是关键。”从规模上看,UBER中国虽然不如滴滴,但从效率上看,可能还有局部的优势。2016年4月,UBER中国每单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0%,在深圳,每单成本比竞争对手少20-30%。
她继续解释:“严格来说,UBER中国是2015年2月才正式成立的,现在只是创业的第二年,天天都要打仗,天天都有决策,完全还是混战状态。”
她还说:“过去一年,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大海里游泳,觉得这个市场非常大,没有边界的大,但是呢,在大海里游泳就老得有各种浪花,你是一点都不能闲着,得拼命去滑水,同时茫茫大海,你还要有个大概的方向感,因为你不希望越游越远,你还是希望往这个岸边去的。我们叫Survival,就是你不断地游,你才能在水上活着。”
柳甄自己有时候也恍如隔世。她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一年前,她还是个对所有牛奶的牌子如数家珍的妈妈,一周七天,她每天都会准备不同的菜谱,每天都会为孩子准备第二天上学要搭配的衣服……而现在,她的生活成了Survival。
未来一年,柳甄的压力会更大
雷晓宇:我记得,去年4月你来UBER之前,2月14号滴滴快的刚刚合并,2月20号UBER的单量就猛地一下起来。当时大家都在说,UBER的估值已经410亿美元了,要冲击千亿估值,就必须拿下中国市场,肯定有一场恶仗要打。UBER的创始人Tavis Kalanick一向被认为是个有攻击性的人,“好斗”、“土匪”,他要打仗,大家都觉得他会在中国找一个和他相似的人,但为什么是你呢?
柳甄:之前我一直在硅谷做律师。律师有很多种,我是交易律师。在硅谷,这种律师和客户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帮创业公司融资,和创业公司一起成长。经常我们的客户有斯坦福MBA毕业的,开着破车,来我们事务所说:“我呢,有个想法,几个天使投资人给了点钱,你愿意帮我设立公司、帮我融资吗?”
我在做了10年之后,越来越觉得我不像个律师。律师天然有句话叫risk adverse(风险规避),就是说,离risk越远越好,有什么事第一想法就是,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比如说,违约了会怎么样。传统来说,我告诉你风险在哪就完了,由客户来决定。但在我做律师的后期,很多项目都是我一手在往前推,这就要求你更加乐观,更加敢于冒险,更加重视商业的本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越来越不像一个律师。我觉得,也许我骨子里就不应该是律师。我想要冒险,我想要做个决策者,而不是建议者。
雷晓宇:想要冒险,你觉得这是你的本性呢,还是说在硅谷被那种创业氛围影响的?
柳甄:硅谷有极大的影响,但我觉得,还是我的本性。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这么说不好,但我的确是那种愿意冒险,愿意千方百计把事情做成的人。
雷晓宇:你这辈子冒过最大的险是什么?不会是来UBER吧?
柳甄:对一个人的判断,你得把它放到成长环境中来看。我的经历和那些一直循规蹈矩的人不一样。
我是独生女,从小我父母就是全职工作,非常忙,我一岁零十个月就全托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高中毕业就出国做交换生,在美国一个叫NEW HAMPSHIRE的州。这个州是美国大选进入的第一个州,但在1999年,很多中国人都没听说过。
那是个PRETTY WHITE的地方,非常白的一个小镇。我是那个学校唯一的华人,我寄宿的是个犹太家庭,有三个小孩。我去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家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过,我一点都不想家,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我是那种扔到非洲都能活下来的小孩。
有一次,几个同学从西藏回来,拍了个纪录片,就在学校的小礼堂放,大概是说藏独什么的。片子放完了,说谁有问题,我第一个就举手了。那时候我的英文肯定也不是那么好,但我站起来说,你们说的不对,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其实我也没去过西藏,完全就是小时候一股爱国的冲动。现在听起来有点“二”,大伙也非常吃惊,在那么“白”的一个小镇上,他们从来没机会听一个大陆来的人讲这个。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论坛,又想起了这种感觉。当时是个讨论供给侧改革的论坛,级别还不低,吴晓灵主持的。结束之前,主持人问,谁有问题吗。我是唯一一个举手的,举得高高的,大家都看着我。我是当天唯一一个企业代表,我肯定也不是从经济学原理去谈论共享经济,我只是想从企业的角度谈一下供给侧的实践是怎样的。
其实我不太了解,很天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举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了1999年那次,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你是个异类。
桑德伯格建议女人要“往桌前坐”,这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个事儿。我还是比较愿意往前冲的,从小就这样,每个礼拜一的升旗前讲话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人民大会堂代表青少年发言。那时候我妈也在政府工作,回来说,今天有个同事跟我说,上午人民大会堂有个小孩讲得真好,这个稿子还是我帮你润色的吧?
所以,我加入Ubr这件事,从我的家庭来看,从我的选择来看,没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我一直就希望自己生命中有一段值得去冒险的、值得去付出的经历。
雷晓宇:和Uber是怎么接上头的?
柳甄:其实之前还差点去了一家比UBER还早期的创业公司,刚刚融了一两轮,没什么名气。这家公司需要我离开北京,所以没去成,但我一直就想要去一家创业公司。
Uber一直是我所在事务所的客户,虽然我不直接负责,但是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和投资人。确实是Uber先找的我。花了20多天吧,就这么快。后来我跟Travis聊天,说,只要是Entrepreneur,内心是一个创业者的话,其实加入Uber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凡是你找的这个人犹豫犹豫,前后估量,我到底要放弃什么,我加入的代价是什么,这个是Executive,就是高管型。随着公司慢慢成长,这两种人都会需要,但第一种融入得更快,第二种就会有个适应期。
雷晓宇:和Travis怎么谈的?
柳甄:第一次见Travis的时候,我非常直率。我说,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做得都不好,那你怎么样?他说,我们就是要创造历史。这句话让我沸腾——别人干不成,你干成了,那才有意思。
我们也有很多理性的讨论。比如说,你对中国的承诺是什么,你愿意给我多大的权限去做这件事,总部和中国的管理机制是什么。我比较关心他在中国这个层面的战略,同时呢,我也跟所有的中国城市总经理去谈,看这个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我几乎没要什么现金的工资。这对我没意义——我做律师本来是要升合伙人的。我在乎的是我们两个作为搭档,能够把这个饼做多大。我希望做一件有巨大想象力的事情,能够让我热血沸腾,能够让我放弃安逸的家庭生活。以前有过无数个创业机会,很多在我看来都是小而美。小而美对我来讲是个生意,将来退休了玩玩可以,但我没那么大兴趣。如果能够把一个公司做大,成为创始团队的重要成员,对社会,对人,对生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我想要的。Uber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
雷晓宇:这个市场足够大,但竞争也足够激烈。现在回头看,你的心理准备足够充分吗?
柳甄: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也被警告过,说这个竞争有多么激烈,我记得英文叫做割喉战。
我没有充分的准备,我没想到。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多少带着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对于一个典型的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我在加入之前准备不足,就容易在中间迷失。我在Uber一年,中间确实有过迷失。
我容易被一些声音困扰,但是Travis总是跟我说,Zhen,你要站在一个高度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这么一想,确实,我们的本质是希望能够取代Car的Ownership,希望能够改变城市生活,这才是核心。
我深度接触的企业家不是很多,但Travis是我真心佩服的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做事情。他永远能够在另外一个高度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
雷晓宇:上任第三天,广州办公室被检查,第二个礼拜,被成都政府部门约谈。这两个城市都是Uber在中国做得最好的,相继出事,对你来说是下马威吗?
柳甄:往回看,算是吧。当时我给Travis打电话,问他,当他在旧金山和巴黎遭遇类似状况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
后来,他问过我,经过这个事情,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我说,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挺有勇气的人,或者说,是个能够无所畏惧的人,fearless。他又说,有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正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我们经常讨论这个——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这不是一句空话。
但当时,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没有这么强的信念。当时我的无所畏惧,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我很清楚什么是明令禁止的,什么是法无禁止的,在这件事情上,起码是不属于能把我关进监狱的。我很清楚边界在哪,问题在哪,或者说,根本没有问题。
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我心里有底,因为这事我熟悉,没到那个高度。
但是一年之后,我印象特别深,春节的时候,我和老公、小孩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度假。阴错阳差,我们住进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木屋,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旁边都是野生袋鼠和蛇。我动手能力也不强,都是我老公在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而且我还特别怕虫子,就只能一个人呆在小屋里。我想了四天,这时候才觉得,我是真的相信我所做的,真的觉得一切都非常有意义。这时候,我才能够从超越竞争的层面去看待自己的工作。
回来之后,我给Travis写了一个很长的邮件,来表达我的变化。我说,当时你说的那些,我并不觉得怎样,反正也混过来了,但是一年后,到了今天,我才觉得确实你是对的。
Travis回信,问,你能把那个小木屋的地址告诉我吗?我也去看看。
雷晓宇:你给自己过去这一年打了60分,这是自谦还是理性判断?
柳甄:我能给自己打及格,已经被家里人说够不谦虚的了——竟然还能及格?
我那天和一个美团的人聊,说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每个人都在做着超乎你能力和过去经验范畴的事情,而且长期如此。这不说明你过去的能力和经验不怎么样,只说明这边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互联网人,除非你已经功成名就,你往回看,给自己打一个高分,否则,可能每个人都是刚及格,这就是一个不谦虚的评价了。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太多了,速度又太快了。比如说,过去一个月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复盘,现在有15件。所以,没人应该得高分。
我们这个行业,一直在高速指数增长,每天都在面临大大小小的选择,有些可能是战略上的,有些可能是经营上的,有些可能是对外关系上的,有些可能是人事上的,有些可能是内部结构调整上的……我们是刚刚第二年的公司,每天都有问题,每天都有决策,每天都在打仗,确实在混战。
雷晓宇:这一年最大的成就感和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柳甄: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培养出了一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团队,训练有素,撩起袖子能干活,能够撑得起大规模的成长速度。
最大的困惑,在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够保持Uber特色的去中心化管理?我们还是希望每个团队有三五个人来做快速的决定,像发动机一样,保持创业精神。现在公司不到500人,但大了以后肯定会有大的问题,怎么能够在增长的同时,培养出更多有能动性的人才,同时保持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性——这是最大的挑战。
雷晓宇:这一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做点什么能让你感觉好一点?
柳甄: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回家开个红酒,听点音乐,写点东西,觉得自己不得了了,人生好沧桑。现在觉得,这真是奢侈,还倾诉呢,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来了。当你在大海里游泳,不是在浅水里扑腾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和情怀去搞这些的。
在我工作上比较困惑的时候,我和Travis交流比较多。不能说他是我的知心大哥,但有时候确实跟他聊一聊会比较放松。最知心的肯定就是老公了。这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去吃薛蟠烤串,然后去朋友家喝红酒到12点,这就是一个疗伤,也是转移,很好的放松,是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老公是个创业者,而且是工程师出身的创业者。我经常说,我是Uber中国的战略负责人,他就是战略的战略。他跟我说最多的就是,这是创业者的常态,创业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最正常的。我和老公的交流也好,和Travis的交流也好,到最后都不是具体的事情。因为创业者都知道,在具体事情上每个人都可以给你无数个建议,怎么执行都在你,这没什么意义。我们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雷晓宇:你最推崇的女性是谁?
柳甄:我妈妈。她是一个女强人,非常强,可能在我们整个大家族里面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她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和家庭兼顾的人。我有时候说我得出差什么的,她就会说,你赶紧去吧。她是很鼓励我往前冲的。
雷晓宇:关于怎么做个workingmom,你和你妈妈那一代有差别吗?
柳甄:我小时候是一岁十个月就全托了,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扔到非洲也能活下来的小孩。至于小孩到底要不要全托寄宿,要看小孩本身。我有两个小孩,我就很清楚,这个可以送,那个不能送。
其实子女和父母的关系是一辈子的,不光是做子女,还希望能够和父母有交流,做朋友。在我们家,我从来没有成为父母生活的中心。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我只是配合一下。他们很忙,现在退休了也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圈子,到处去玩,我要见他们都是预约制。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们给我足够的关注,但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独立的,他们也是独立的。做子女,有时候你会感觉对家里有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有时候会是一种负担。当父母足够独立,你也足够独立,你们更像是外国人的关系,两个独立的人在一起,将来能够走的更远,交流更多。
雷晓宇:你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表呢?这是个操作性问题。
柳甄:操作性问题很简单。
周一到周五,只要我在北京,全部是我五点半起床送小孩。放学我一般接不了,但我尽量保证一周中有一天接他们放学。晚上,我经常在健身器上开视频会议,半小时。做一个面膜,正好开个电话会议。高科技可以让人更加简单、更加自由地工作。
我先生很支持我。他也很忙,今天去纽约出差了,我周四也要出国。但女性是更好的资源整合者,善于多角度协调安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以前事务所的导师,他们家有5个小孩。他太太是个法学教授,在怀第五胎的时候,她年纪也比较大了,医生说,你要卧床,不能上班了,她在卧床待产的时候,还写完了一本知识产权法的书。人的潜力其实非常大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挖掘不出来。我经常跟他们说,你可以安排好的,如果不能安排,就是因为你资源整合的能力可以再提高一点。
雷晓宇:《向前一步》看过吧?有感同身受的段落吗?
柳甄:当然看过,而且是三年前就看了,还在上面画道儿。
我最大的感触是,女性不能太较劲。在生活中,当你想要平衡,事业和家庭都想要的时候,肯定在某些方面要牺牲。我在做律师的时候,我给我的小孩做了食谱,一周七天,他们天天管我要,早中晚吃什么,营养配餐是什么,加餐是什么……我对于牛奶的牌子有非常精细的要求。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怎么办?我就去了一趟超市,把照片都拍下来,让家里人去买。还有,我的小孩原来一周七天的衣服搭配都是我弄好的,提前挂出来,按照这个穿。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你就让他算了,穿得能过得去就行了。你想一想,这个东西最后带来的价值链没那么高。
雷晓宇:桑德伯格写,她还有女高管朋友让女儿穿校服睡觉,就为了第二天早上能多睡一会儿。
柳甄:我有时候也这样。尤其到了夏天,就应该把第二天上学的衣服提前穿好。忙碌的父母,孩子的能力都特别高。千万不要跟生活中的不完美较劲。
雷晓宇:但你会有内疚感吗?
柳甄:我讲一个例子吧。
有一次他们想去迪士尼,因为爸爸妈妈工作,没去成,他们大发脾气。这时候老人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父母那么辛苦工作,不能带你们去,他们也很难过,但是他们希望为你们创造更好的环境,你们应该体谅父母。
我觉得,这种从小体谅的心情,不是说一定要他们长大了之后自然而然能够体谅,而是要从小就灌输,去告诉他。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我从小就会换位思考。我希望我的小孩也可以。我能够每天送你,一周有一天去接你,陪你玩,这就很好了。如果我在家开电话会议的时候,你们还要大吵大闹,那我就出去开,他们说,那你还是在家开吧,我妈能看到你。
我觉得,我没有内疚,因为我尽我最大能力去做了,我也希望我的孩子知道,我尽力了。
雷晓宇:如果可能的话,你现在最想和地球上的谁交谈?
柳甄:我其实挺想听到爷爷对我做的这件事情的评价。不管是不是正面的评价……肯定是正面的。
爷爷不是个一般的知识产权律师。他这一生,对我和全家人的影响都特别深。我当时去美国做交换生的地方,有全美排名第一的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我在那里碰到一堆学生,竟然全都知道我爷爷。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不断有人谈起我爷爷,评价全都非常高。
我也希望我能像爷爷这样,不是爷爷本身告诉别什么,而是他一生的经历,留给后人评价。将来我做什么事情,我希望我们本身的经历不是我们自己说,而是留给人们去评价。
有时候在回家路上,看着天色渐暗,经常会涌上心头一句爷爷写过的诗:仰卧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我的家族和DNA确实对我有巨大的影响。我这种平衡家庭生活的能力,so far so good,以及我相信女性可以做得更好的能力,百分之八九十归结于我的母亲。至于我自己做律师的选择,确实受爷爷很大影响。后期我离开律所创业,也是家里亲戚有这个环境和氛围,这个归功于我父亲那边。
雷晓宇:来Uber一年,哭过吗?
柳甄:刚才不算吗?(提到爷爷时,柳甄有些哽咽)大哭吗?没有。我想不起来上次大哭是怎么回事。
啊,有,就是6月4号。我有个老太姑,从小和我爷爷一起长大的,我爸爸的姑姑,一辈子没有结婚,一直带着我。6月4号是她去世一周年,那天早上我给小孩讲她的故事,说楼上的外婆去世了,我就哭了。我想说,人生真的不仅仅是工作、竞争什么的,还有太丰富的命题。让你感动的,让你难过的,让你快乐的,也不仅仅是工作这一件事。
(文章发表于《嘉人》杂志201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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